《死屋》 苗炜工作室解读
《死屋》| 苗炜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丹尼尔·比尔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19世纪俄国的犯罪、恐怖活动，以及惩罚措施。《死屋》之前，他已出版了《革新俄国：人文科学以及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命运，1880-1930》一书。《死屋》出版后大获成功，获得了全球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坎迪尔奖”等等荣誉，被《泰晤士报》《BBC历史》等媒体评为了年度图书。
关于本书
《死屋》一书本通过一手档案材料，和精致写作，还原了对沙俄历史影响重大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它既解释了这一制度的缘起、真实面貌和深刻印象，也全景式的呈现了历史的残酷细节和动人的人物命运。
核心内容
沙皇俄国建立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一是为了隔离和关押罪犯和异见分子，实现社会控制和净化，二是将流放当作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殖民活动，期待流放者能在西伯利亚改过自新，定居下来，成为开发西伯利亚的生力军。但刑罚殖民这个目标并没有能够实现。
帝国没有建立合理的机制，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一个有效的刑罚殖民系统。大多数犯人在流放途中失去了健康，在流放地的恶劣环境中学到的是盗窃、欺诈、弱肉强食，他们根本无法成为西伯利亚需要的劳动力，也无法在当地建立正常的家庭。与此同时，西伯利亚也没有起到隔离惩戒政治犯人的作用。流放成了这些革命者英雄主义叙事的一部分，而且沙皇对西伯利亚的实际控制有限，加上许多政治犯人出身贵族，有很强的社会资源，他们在西伯利亚获得了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沙俄政权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解读的这本书叫《死屋》。如果你喜欢俄罗斯文学，你一定会注意到，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19世纪俄罗斯大文豪的小说常常以流放西伯利亚为背景，探讨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人性、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俄国的民族认同等。如果你对俄罗斯历史有兴趣，那你也一定知道，很多沙皇俄国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都有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比如写了《怎么办》的哲学家兼革命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再比如后来发动了十月革命的列宁。资料显示，1801年到1917年，西伯利亚被称作“没有屋顶的大监狱”，有超过100万名沙皇臣民被放逐到那里。这些信息都说明了一点：流放西伯利亚是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一件事。
那么，沙皇俄国流放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它又如何影响了俄罗斯的最后一个王朝，罗曼诺夫王朝的走向和命运？《死屋》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教授丹尼尔·比尔。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着迷。后来丹尼尔·比尔学了历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的那些主题，包括犯罪与惩罚、救赎、俄国的民族认同等等，就成了他的研究方向。
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描绘了一个西伯利亚流放犯的苦难经历。这本小说启发了丹尼尔·比尔创作《死屋》一书。他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伊尔库茨克等地查阅关于西伯利亚流放的档案。这些档案没有很系统的编目，而且很难查找及调取。他花了整整十五个月搜集整理档案，才最终有了这本《死屋》。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全球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坎迪尔奖”，被《泰晤士报》《BBC历史》等媒体评为了年度图书。
我对这本书的解读将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沙皇俄国为什么要推行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目的是什么？第二部分，我们看看流放制度有没有达到沙俄当局预期的目标，原因又是什么。第三部分，我们谈谈流放制度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命运造成了什么影响。
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要了解流放制度的诞生，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西伯利亚，它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和沙皇俄国是什么关系。
如果你曾经坐航班飞越俄罗斯的上空，你一定会对西伯利亚的广袤留下深刻的印象。俄罗斯被乌拉尔山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乌拉尔山的西边就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莫斯科便坐落在这里。东边就是西伯利亚。这块土地的面积为1550万平方公里，是欧洲大陆的1.5倍，但是在历史上，西伯利亚却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体存在，它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有约束力的民族身份。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停止对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进贡，这是俄罗斯民族崛起的一个标志。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沙皇，将莫斯科公国变成俄罗斯帝国。帝国的东边是刚刚脱离了金帐汗国的西伯利亚汗国。1598年，伊凡四世灭西伯利亚汗国。沙皇俄国随后继续东进，在1636年占领整个西伯利亚。
在16世纪后期，西伯利亚的土地上总共只有大约23万原住民，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少于120种。对于沙俄来说，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这么一大块蛮荒之地的价值是什么？如果要开发它，人力资源从哪儿来？
18世纪以来，关于西伯利亚对俄国意味着什么，其实一直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西伯利亚只不过是一个被冰雪覆盖的不毛之地。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西伯利亚幅员辽阔，蕴藏着皮毛、林木、矿藏等丰富资源，是一块不可多得的殖民地，俄国应该像其他欧洲国家重视开拓海外殖民地一样，牢牢控制西伯利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直贯穿着18、19世纪，沙皇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利用方法正是受到了这两种观点交互作用的影响。
根据第一种观点，这块不毛之地可以作为一个大监狱，收纳帝国的“行为不端者”，起到社会控制和净化的作用。18世纪，沙皇俄国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增加对社会的控制。很多以前是无罪的行为，像砍伐橡树、流浪、乞讨等，都变成了罪行。
18世纪，俄国的农奴制度收紧，暴力冲突开始出现，不愿放弃自由的人民开始起义。起义失败的反抗者如果能够躲过屠杀和绞刑架，就会被送往西伯利亚。还有很多人，他们没勇气造反，但是又想逃离农奴制和当时俄国长达25年的兵役，就躲进乡村，成为没办法出具国内证件的流动劳工。这些人被当作逃亡的农奴或逃兵，也要受到惩罚。1826至1846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16万人中有将近1/3被判为流浪者。
除此之外，国家还有一部分人需要处理。18世纪后期，俄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领域的反对力量，他们包括宗教异见人士、十二月党人、还有波兰独立运动分子等等。通过流放这个办法，沙皇政权可以避开法律细节和公众惯例。人们会被悄悄地逮捕，在没有上诉权利的情况下被直接从俄国社会中驱逐出去。
其实流放也并不都是国家意志的结果。作者在书里提到，俄国农民社区也时常和农奴主勾结，对残疾人和精神疾病患者实行行政流放，因为这些人会给村庄造成经济负担，这么做符合他们双方的利益。此外，一个罪犯在获释后，如果之前的社区不允许他回去，他也会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
把大量的犯人清洗到西伯利亚的同时，沙皇俄国是怀有另一种期待的，那就是开发西伯利亚，将它纳入帝国的版图，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流放实现殖民的目的。
1819年，新的西伯利亚总督上任，并实施了大量改革。流放者被判处服不同年限的苦役，被分配到矿井、建筑工地、工厂从事生产活动，或者被分配到指定的定居点，成为自食其力的农民。当流放者服满了刑期，如果他们想要离开西伯利亚，就必须拿到当局授予的明确许可和一种国内通行证，还一定要得到自己所属社区的同意，同时，还要自己支付返乡的费用。这些返乡的障碍事先经过了精心设计，确保大多数人最终会留在西伯利亚。
现在我们知道，沙皇俄国之所以建立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出于两个需要，一是关押罪犯和异见分子，实现社会控制和净化。二是将流放当作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殖民活动，期待流放者能在西伯利亚定居，成为开发西伯利亚的生力军。
那么，这些目的真的达到了吗？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看看这个庞大的刑罚殖民活动的效果到底如何。
流放制度有三项核心内容：第一步是放逐，就是把犯人送到西伯利亚；第二步是地区控制，就是让他们能够在西伯利亚得到改造；第三步让流放犯人恢复正常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在西伯利亚“安居乐业”。在作者看来，从这些方面来看，流放制度都是失败的。我们依次来讲一讲。
首先是放逐。我们上面说了，沙俄希望犯人在西伯利亚能够充当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身体强健，但是，由于西伯利亚当局的贪赃枉法行为，这个过程变得混乱又危险，使得大多数人丧失了劳动能力。
大多数罪犯是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走到指定地点的，这段路途要花费两年时间。如果他们在途中生病并接受治疗，花费的时间则可能长达四五年。罪犯们一整年都在疲于赶路。在夏季的酷暑中，一队犯人的数百只脚踩踏出了团团尘土，走在队伍最后的流放者几乎无法呼吸。在开阔的草原上，地面上没有树木，天空中没有浮云，流放者没有任何躲避烈日的机会。在行进途中，脱水和中暑让很多罪犯身体虚脱。随后，秋雨把道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地，罪犯们要蹚过没过膝盖的泥泞。9月下旬，西伯利亚迎来第一次冬霜。气温在零下20℃时，哈出的气会冻在人的胡须上；在零下30℃时，人的肺部就会被寒气损伤。
风湿、肺炎、肺痨、镣铐造成的溃疡、污物造成的皮疹以及住房过于拥挤造成的斑疹伤寒症都会找上门来。据估计，在所有向东西伯利亚行进的流放者当中，1/3的人需要在沿线的军医院和医疗站治疗。一位记者写道：“他们来时筋疲力尽，过早地衰弱，染上了不治之症，忘记了自己的手艺，并且变得非常不习惯于劳动……”
这个现象的产生既是由于西伯利亚恶劣的自然条件，也是沙皇俄国制度落后的结果。在殖民时代，欧洲各个帝国都在努力解决刑罚移民严峻的后勤问题。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用私人承包商将罪犯运送到澳大利亚。伦敦要求这些承包商改善运送条件，每个罪犯身体健康地下船才会付款。每艘船上都配有一名海军医生，他们对政府，而不是对承包商负责。1815年，英国运往澳大利亚的流放人员运送途中的死亡率是1/85。到1868年年底，死亡率下降到1/180。而在沙皇俄国，采买取暖衣物的资金被贪污了，流放犯标准配置的大衣和靴子通常“质量低劣”，根本无法支撑他们完成旅途。
英国运输船的船长，要亲自把罪犯交付殖民当局，船长是第一责任人，没法逃脱责任。与之相比，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重镇涅尔琴斯克有七千公里，罪犯会经过多达一百个运送指挥部。只要每个指挥部的官兵愿意，都可以几乎免责地劫掠和虐待罪犯。比如，流放队伍从途中的某个休息站出发时，押送军官会克扣罪犯的津贴。押送兵和他们的家人还会在休息站和中间站经营垄断生意，向罪犯高价出售面包和日用品。
其次是地区控制。当这些疲惫不堪、健康受到严重破坏的人到达服刑目的地时，帝国也没有能够控制住他们。
185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54年他获释后，在给哥哥的信中描述了他所在的鄂木斯克刑罚堡的生活。这是一个典型的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也是工作最繁重的惩罚场所之一。这里的苦役犯会在大盐池辛苦劳作，从海水中蒸馏出盐。而住处的情况可能更糟。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定居点的营房是一座破旧、衰败，早就应该拆除的木建筑。所有的地板都烂了，覆盖着两三厘米厚的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天花板漏水。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有一只炉子，但没有产生任何足以取暖的热量，只有难以忍受的烟雾，屋子里甚至还结着冰。犯人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营房里，室内甚至没有地方转身。从日暮到黎明，人们都不能离开营房去大小便，屋里放了一个木桶，臭气熏天。在这里，木板就是床，没有被子。屋里有大群跳蚤、虱子和蟑螂。
在这种环境下，逃亡现象自然而然地产生了：1838至1846年间，当局在西伯利亚逮捕了将近18000名逃犯，据说这些数字很可能只是在逃人数的一半。19世纪的最后25年，分散在西伯利亚的30万流放者当中，有1/3的人都在逃亡。
关于逃犯，作者丹尼尔·比尔记录下来了许多黑色幽默的故事。比如在托博尔斯克刑罚堡，有个叫图马诺夫的犯人是个魔术师，会为囚犯进行表演，警卫和看守也会兴致勃勃地观看。某个宗教节日来临之际，监狱里传言图马诺夫打算办一场非同寻常、前所未有的表演。罪犯、警卫、看守，甚至还有监狱长和一些受邀而来的客人，所有能来的人都来了。演出的压轴戏是叠人塔。杂技演员各自就位，图马诺夫爬上这座由人搭建的金字塔，手持一根平衡杆，甚至比监狱院子的木栅栏还高。结果，人塔缓缓向院子边缘移动，图马诺夫突然从他所站的高处跳下，居然就这样越过栅栏逃跑了。
我们再来看流放制度的第三点核心内容，恢复正常生活。看看犯人是不是能够实现安居乐业。
根据沙皇俄国当局的考虑，犯人们经过改造，会成为合格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但是事实是，监狱改造无从谈起。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定居点犯人之间发生的暴力比比皆是。除了要是狠角色，你手头还要有点钱，才能过稍微舒适点的生活。于是，盗窃、诈骗才是犯人们学得最精通的手艺。这些犯人专门伪造合同、文件和货币，并把这些技巧传授给新来的罪犯，目不识丁的西伯利亚农民很容易被骗。这些犯人从来没有在西伯利亚的殖民计划中扮演积极角色，反而成为西伯利亚社会的一大障碍。
沙皇政府应对暴力和不稳定的办法是，鼓励流放者建立家庭。他们认为，妻子的家庭作用和父亲身份责任，可以将任性的罪犯转变成勤劳的农民、遵守法规的臣民。而1833年，流放者的男女比例是8：1，这不利于建立家庭，甚至还会激发暴力。最开始，政府想要鼓励西伯利亚本地人将女儿嫁给这些获得自由之身的流放者，但几乎无人响应，于是，国家努力说服罪犯的配偶跟随丈夫穿过乌拉尔山，甚至欺骗说，她们的一切生活费用都将由国家负责，她们的丈夫可以与家人一起住在监狱外面。后来，政府干脆立法采用了强制手段。
可是在西伯利亚“制造”家庭的效果如何呢？萨哈林岛曾被沙俄政府视作一个试验场。它所发生的故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1890年，岛上流放人口中约有4000名妇女，其中大约2/3是女性罪犯，她们有些是因为反抗家庭虐待杀死了丈夫，或是因为无力抚养杀死新生儿，还有一些是妓女、盗贼、造假者和纵火犯。剩下1/3的女性是自由人，比如跟随丈夫而来的妻子。契诃夫注意到，不管是哪一种女人，在萨哈林，她的“人格尊严……女性身份和谦虚品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顾及。”
在萨哈林，女性是囚犯中的囚犯。从流放途中开始，流放者的妻子就会遭遇强奸，或者被自己的丈夫送出去，以换取金钱、伏特加或人身保护。当她们到达萨哈林时，被当成了寻常的妓女。营地行政部门甚至组织出卖她们的身体，把关押女性罪犯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妓院。
在办事员和看守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性罪犯后，其余女性罪犯都会被带到一个定居点。契诃夫在那里看到了类似于“牲畜市场”的交易。当地的官员决定着哪些定居流放者和农民“可以得到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名存实亡。许多男女即使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许多年，也不知道对方的年龄、来自俄国的哪个地方。妇女在没有正式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像物品一样不断转手，一些定居者会快速花掉女性流放者带来的钱或物品，然后逼迫她去卖淫，而且经常是用拳头逼迫。
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儿童的境地也一样悲惨。同时代的美国探险家乔治·凯南注意到，在流放途中，10岁的女孩不得不每天步行30公里，1875年一年，就有1030名儿童在流放途中死亡。而活下来的孩子受到性侵是常事。等他们到达萨哈林时，他们的父母已经因旅途的折磨而堕落了。一位英国探险家在1903年来到这里时，发现当地的父亲用女儿做交易时的轻松又淡然。
俄国没能建立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刑罚殖民地，萨哈林岛的流放人口中极低的生育率就是证明。这里的生育率甚至不及俄国欧洲部分的一半。对于萨哈林岛上的母亲来说，孩子是“又一张需要吃饭的嘴”。契诃夫观察到：“每个新生儿的诞生都不会得到家庭成员的热切欢迎。他们不会在摇篮边哼唱摇篮曲，而只会发出不祥的悲叹。父母会说，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喂养孩子，孩子在萨哈林岛上永远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仁慈的上帝尽快把他们带走，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这就是第二部分的解读。沙皇俄国希望在西伯利亚施行刑罚殖民，但是由于帝国的体制凋敝、管理混乱，最终没能成功。流放旅程剥夺了犯人的健康，劳动改造并没有让犯人掌握劳动技能，服刑完毕之后，流放者也没法实现安置定居，过上正常的生活。可以说，整个制度安排是失败的。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说说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对沙皇俄国命运的影响。
西伯利亚很早就作为一块政治隔离带供沙皇放逐异见人士和革命者。沙皇认为把反对者投入西伯利亚这座监狱，就能清除他们的声音和影像，但本书作者指出，流放制度实际变成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治隐患。
其中，“十二月党人”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意图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起义失败。“十二月党人”大多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显赫的贵族家族，自己本身就是皇室圈子的常客。他们在征讨拿破仑的战役中接触到了西欧的政治体制，开始不满意沙皇治下的农奴制。起义失败后，沙皇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处理这些人。当时，俄国沙皇的权力虽大，但对于贵族阶层也是忌惮的。尼古拉一世知道，贵族阶层对血腥报复的忍耐有限，于是，他选择残酷处死其中的36人，其余121名起义者被依法剥夺公民权，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矿山服苦役。他们的妻子可以再嫁，他们的孩子可以继承他们的财产。在尼古拉一世看来，这种生杀予夺，是一种恩赐，也是彰显自己权力的办法。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种方法最终终结了沙皇的统治。
一方面，这些贵族即将遭受的苦难变成了他们的革命英雄叙事的一部分。在这其中，他们的妻子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她们中的一些要求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有些人出自非常有影响力和十分富裕的家庭。坦率地说，她们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应丈夫的要求，有的是遵从宗教道德的召唤，并不是出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爱情。但是这个行为被当时的人们解读为浪漫爱情和自我牺牲精神，被视为对沙皇体制的政治反叛。
其中有一位女性叫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她在1826年12月启程奔赴西伯利亚去陪伴自己的丈夫。在她离开莫斯科前夕，她的朋友和支持者聚集在当时最著名的某个文学沙龙中，普希金就在这个聚会上大声朗读了他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虽然这首诗在此后四十年中并未公开发表，但它在俄罗斯帝国的沙龙和客厅广泛传播，如大炮一般在整个19世纪回荡。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确实非常了不起。玛丽亚和另一位流放者的妻子卡佳·特鲁别茨卡娅一起在矿山定居点租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小屋，躺在放在地板上的床垫上，头会碰到墙壁，脚会碰到门。刚到的头几个月，她们身上的钱不多，女仆迅速抛弃了她们。卡佳出生于非常富有的圣彼得堡贵族家庭，家中大宅的大理石饰面砖，原属于古罗马皇帝尼禄。她的身边总是围满了周密照顾她的仆人，但她现在却要自己擦洗地板。她们并没有向这样的生活屈服。卡佳自己带来了一本食谱， 在小屋里用木炉子为犯人做饭，然后委托她买通的士兵把饭菜送给犯人们。这两个妇女开始用自己的名字代表丈夫写信给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朋友和家人，打破了自从十二月党人来到西伯利亚以后，与外界的隔绝状况。
除了妻子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外，另一方面，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帝国的控制力很弱，给这些具有革命思想的贵族留下了活动的空间。“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很受尊重，一是因为他们过去的身份。虽然他们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特权”，却仍然在语言、举止和礼仪上与他们的上级相同。一位十二月党人回忆，无论他们去哪里，都被称为爵爷和将军。其次是因为他们有钱，可以用酒食让押送士兵和宪兵为他们效劳，可以写信，可以刮胡子，还坐上了马车。三是因为，人们非常认同他们的勇气、牺牲精神或是政治观念。众多西伯利亚人，甚至包括地方官员都对他们好奇。一位十二月党人回忆，有一位省长去探望他时，掏出一大包钞票，说：“你们拿着吧，这样我会心安一些。”大胆的居民会靠近马车，把铜币扔进车里。一个十二月党人一直保留着一个年迈的女乞丐给他的铜币。这个乞丐对他们说：“这是我所有的钱。拿着吧，先生们，我们亲爱的大人。你们比我更需要这些钱。”
19世纪下半期，印刷媒介的推广使俄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开始了解到这些流放者的命运。要把西伯利亚的异见分子隔离起来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他们的思想源源不断从西伯利亚流淌出来。
最典型的例子，是“十月革命”设计师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列宁，189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村庄舒申斯克。他也是个世袭贵族，而且还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在西伯利亚，他和圣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在俄国各地的积极分子大量通信。他甚至还稳定地收到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图书馆的借书，而且出借时间都延长了，来满足他强烈的阅读愿望。正是在流放期间，列宁写作并出版了有影响力的作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且，这位革命导师还获得了充分的物质支持，他免于苦役，学习写作之余，享受田园生活、狩猎和溜冰。1897年底，他的同伴们说列宁体重增加了，健康的古铜色皮肤使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西伯利亚人”。
沙皇创立流放制度，本来是想更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但西伯利亚反而给历代革命者生活的空间及更大的威望，在那里，孕育中的革命最终终结了沙皇的统治。
好，这就是我对《死屋》这本书的解读。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一、沙皇俄国建立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一是为了隔离和关押罪犯和异见分子，实现社会控制和净化，二是将流放当作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殖民活动，期待流放者能在西伯利亚改过自新，定居下来，成为开发西伯利亚的生力军。
二、刑罚殖民这个目标并没有能够实现。帝国没有建立合理的机制，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一个有效的刑罚殖民系统。大多数犯人在流放途中失去了健康，在流放地的恶劣环境中学到的是盗窃、欺诈、弱肉强食，他们根本无法成为西伯利亚需要的劳动力，也无法在当地建立正常的家庭。
三、西伯利亚也没有起到隔离惩戒政治犯人的作用。流放成了这些革命者英雄主义叙事的一部分，而且沙皇对西伯利亚的实际控制有限，加上许多政治犯人出身贵族，有很强的社会资源，他们在西伯利亚获得了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撰稿：苗炜工作室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杰克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