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 徐学勤解读
《梁思成与林徽因》| 徐学勤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这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女士，在92岁高龄时出版的回忆录。
梁思成与林徽因离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我们仍然时常能在各种文章和节目里，看到他们的名字与影像。有人说，如果发起一个投票，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选出三对情侣或夫妻的表率，那么，梁思成与林徽因大概率会入选。我猜，你可能也会同意这种说法。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者，为调查和保护中国古建筑作出过杰出贡献，也不仅因为他们写出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动人诗篇，更是因为他们符合中国人最理想的眷侣的样子。
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要才华有才华，要容貌有容貌，要成就有成就。两人都是名门之后，志趣相投，精神契合，性格互补。为了共同的建筑梦想，他们携手赴美留学；留学归来后，联手创办中国大学最早的建筑学系；后又一同辗转全国各地，在荒野丛林、穷乡僻壤里，开展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他们还一同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他们经历过战争、饥荒、病痛、流亡、动乱，但始终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为共同的建筑和艺术事业而奋斗。他们是灵魂上的伴侣，事业上的知己。
他们的故事不断被后人谈起，但在流传的过程中，也难免掺杂着一些肤浅的八卦和夸张的神话，有时候，真相反而被扭曲和淹没。而我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回忆录，就是摒弃八卦和神化，还原一个女儿眼中真实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由梁家直系亲属出版的专门谈梁林二人的著作。
这本书之所以姗姗来迟，有特殊的外部环境原因，也与梁家的家风有一定关系。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曾言，“最难为名父子。”做名人的后代是很累的。梁家人从小就被教育要自食其力，不要向外人大肆谈论自己的名门家世，要避免家庭被过分关注，吃祖宗饭是没出息的。这种朴实低调的家风，让梁家后人很少对外谈起自己的祖辈和父辈。
但梁再冰老人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出版一本回忆录，以纪念自己的父母。她没有继承父业，而是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长期担任新华社驻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的记者。为了完成这部书，她在退休后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她去研读父母的作品，并走访了他们当年考察古建筑的地方，目睹了从儿时起“百闻”却始终没能“一见”的古建筑，并写下自己的感想。终于在梁思成诞辰120周年，也就是2021年，这部著作问世。
在旁人眼里，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一代建筑大师，但在梁再冰眼里，他们是至亲至爱的慈父慈母。书中写道：“从小到大，爹爹是我最喜欢亲近的‘老友父亲’，他总是耐心聆听我的感受，很少板起面孔训人。妈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和最贴心的朋友，她特别喜欢‘对小牛弹琴’，总是兴致勃勃、平等地同我们小孩谈天说趣……他们是一对难以分割的学者伉俪。尽管他们性格迥异，却表现出高度的互补和高度的一致，他们在一起堪称天作之合。”
这是一部满怀深情的作品，但作者并没有让情绪泛滥，而是用材料说话。她结合自己从小记录的日记，以及大量书信、文章、书籍、手稿，完成了一部扎实的、可信度颇高的作品。接下来，我就从这本书出发，从爱情和事业两个维度，来为你讲述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
咱们先说两人的爱情。
在书的前言里，作者写道：“父亲和母亲一生感情深厚，他们相识之初，让父亲心动的不仅是母亲灵秀的面容和闪亮的双眸，更吸引他的是母亲特有的艺术灵气，还有她对建筑艺术与文化的认识和独到见解。”
两人初次见面，大约是在1918年。那时，梁思成17岁，是清华学堂中等科的学生，林徽因仅14岁，就读于北京培华女子中学。梁思成本是家中第二个儿子，但因哥哥早夭，他便成为家中的长子，他的上面有一个姐姐，后面有七个弟弟、妹妹。巧合的是，林徽因同样在众多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而且，后面同样有七个弟弟、妹妹。身为长兄和大姐，他们要更多地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也更容易早熟。
梁思成与林徽因之所以会相识，得益于两个父亲的有意安排。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一对挚友，两人才识超群，志趣相投，在政治和学问上有很多相近的主张。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政治系的林长民，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曾在民国内阁中短暂地担任过总长，都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宪制国家。他们也曾共同反对张勋复辟，反对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在一战结束后，他们为把山东的权益从德国手里收回而共同奔走。
在对儿女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上，梁启超和林长民都很尊重子女的意愿，让他们自由恋爱，不想用“父母之命”来约束他们。梁启超曾说，自己会留心观察一个人，如果觉得合适，再把她/他介绍给自己的子女，但最后的决定权在子女自己手里，他不会强行包办。林长民对爱情和婚姻，也有颇为现代的理解。对爱女林徽因，他更是视若掌上明珠，着力栽培，让她接受最好的新式教育。
梁启超对林徽因喜爱有加，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气息，还有一种灵秀和通透，这和自己的儿子梁思成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刚好般配。因此，他十分看好这对年轻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果然有一双识人的慧眼。
在双方家长的撮合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开始交往，但并没有马上订婚。他们两人的性格有相似的一面，比如，都很幽默、机智、乐观；但也有不太一致的一面，林徽因活泼、开朗、热情奔放，能侃侃而谈，而梁思成相对更沉稳，他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肯表达。他们在一起也喜欢拌嘴，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家人眼里，他们是一对“梦想与追求高度一致的‘欢喜冤家’”。
1920年，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到英国读中学，中间还抽空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和比利时。在那一年多的留学时光里，她认识了在剑桥大学念书的徐志摩。她与徐志摩的情感，也是今天坊间热议的话题，这本书里也做了简短的回应。
徐志摩比林徽因大7岁，当时已经娶妻生子，但这位不满自己婚姻、极富浪漫主义气质的青年，不顾世俗的看法，对林徽因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不过，林徽因自始至终没有给予肯定的回应。书中提到，这可能跟林徽因童年的生活感受有关，因为她的母亲是“在感情上被丈夫遗弃的一方”，她不愿见到其他女人因为自己而被遗弃。但徐志摩对林徽因进入文学殿堂，起到过一定的引导作用。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林徽因也“始终尊重和感谢这位兄长式的‘老师’”。
在英国，林徽因认识的另一位朋友，则把她引向了另一条路。她认识了一位学建筑的英国女学生，她从这个朋友的口中得知：建筑在西方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汇集了绘画、雕刻、工艺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再加上在欧洲各国的游历，也让林徽因对那些西方的古典建筑着迷。她由此对建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萌生了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愿望。
回国后，她和梁思成谈起未来的专业打算，把建筑学介绍给了梁思成。当时梁思成正在为选专业而迷茫，林徽因的建议让他立刻提起了兴趣。梁思成本来就热爱美术，他的动手能力也极强，是学校的体育健将。此外，他在父亲的影响下，对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而建筑学正好可以把文化、历史、艺术和工程结合起来，完全符合他的爱好和特长。于是他和林徽因约定，一起选定建筑学作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方向。
1924年6月，他们怀揣着梦想，一起远渡重洋，投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两人结伴留学，既是为了学业，也是为了增进感情，加深了解。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宾大的建筑系，是因为当时宾大建筑学专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它长年包揽全美设计大赛近四分之一的奖项。当时，有一批中国留学生云集在宾大，包括杨廷宝、范文照、陈植、赵深等人。这群才华横溢的中国留学生，被美国同学称为“中国小分队”。
梁思成顺利地进入了宾大建筑系，但因为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只好选择了美术系。不过，她还是选修了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还被破格任命为建筑设计课的助教。
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感情的磨合期。他们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很优异，但由于性格的差异，两人时常发生一些小的争执。尤其在留学期间，梁思成的母亲和林徽因的父亲相继过世，两人的情感备受打击和折磨。
林长民去世的时候，林徽因悲痛欲绝，想立即回国奔丧，又因为家里失去了经济支柱，她还想在美国打工一年，自筹留学经费，但都被梁启超和梁思成劝阻了。梁启超为挚友林长民料理了丧事和善后事宜，还写信开导两位年轻人。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人的关系……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的好孩子。”
最终，他们都从伤痛中走了出来，并且加倍努力地学习，为共同的理想而奋进。有一张照片很能反映他们在留学后期的状态，是梁思成、林徽因和两个朋友的合影。林徽因笑靥如花，望着镜头，而梁思成躬着身子依偎在林徽因身旁，还牵起她的手，一脸钦慕地看着心中的爱人。
在共同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加深，他们对建筑、对艺术、对生活的理解也渐趋一致。他们在磨合中逐渐适应彼此，学会了取长补短，也学会了包容和妥协。
他们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宾大四年制的学业，分别以高分获得建筑系和美术系学士学位，后来梁思成又获得了宾大建筑系硕士学位。在梁启超的建议下，他们没有立刻回国，而是选择继续深造。梁思成在哈佛大学进修东方建筑研究，林徽因在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设计，这为他们后来回国从事建筑和工艺美术设计打下了基础。
在美国留学期间，还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天问”，一本“天书”，这两件事影响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
所谓“天问”，是宾大一位教建筑史的教授问梁思成，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有没有什么关于中国建筑史方面的著作或者研究？这位老师教的是文艺复兴建筑史，梁思成很喜欢这门课，但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天问”，他竟然哑口无言。他立刻意识到，中国在建筑史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从来就没有一部建筑史，中国人也从来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
为什么中国的建筑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中国建筑的体系，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如此独特的形态？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梁思成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翻遍了他所能接触到的研究文献，但是，除了能找到个别的篇章段落之外，一无所获。这激发了他和林徽因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兴趣，他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建筑史》。
而所谓“天书”，正好是破解“天问”的钥匙。梁启超给他们寄来了一本中国古代建筑方面的书——北宋时期的建筑师李诫写的《营造法式》。这本书成书于12世纪初，书中对那时建筑工程涉及的许多工种和工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归纳。收到这本精美的巨著，梁思成先是惊喜，但很快就陷入了苦恼，因为他完全看不懂。
中国古建筑跟西式建筑风格迥异，从用材、造型到建筑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不了解它的语法和结构，不懂得每个术语的含义，就不可能读懂这些文字。但他知道，这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文献，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破译这本“天书”，还要用现代专业的语言和绘图明晰地讲述中国建筑史，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独特的建筑体系。
《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成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共同偶像。1928年3月21日，两人正式步入婚姻殿堂。而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就是因为3月21日是宋朝人为李诫树碑立传的日子。四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他们为孩子取名“梁从诫”。“从诫”的寓意，便是追从他们的偶像李诫。这些举动都显示了他们夫妻二人破译《营造法式》、书写中国建筑史的决心。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爱情，不是只有甜言蜜语、你侬我侬，而是在共同的人生追求中互相砥砺，在艰难困苦时互相搀扶，不离不弃。林徽因是一个非常重视情感生活的人，她曾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体验情感。而她在与梁思成的爱情和婚姻里，充分体验过那种极端的幸福与快乐。
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她说，那是“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云。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后来几十年的婚姻，他们虽然偶尔也会有争执，但只要“过一会儿就没事了”。他们始终恩爱如初。梁思成出差回家，林徽因会跑出老远去迎接，还当着众人的面拥抱、亲吻。朋友暗示他们，这样有伤风化，但他们一笑置之。过中秋节，林徽因会婉拒好友的饭局邀请，拖着虚弱的身体做上四五道菜，一心一意等着梁思成回家，只为共度难得的二人时光。
后来，林徽因因肺病长年卧病在床，梁思成会亲手为她打针。无论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他都早已经练得技艺精湛。林徽因只要稍微一着凉，病情就会加重，但那时冬天没有暖气，梁思成就在家里弄上三四盆炉火，还一定要亲自为炉子添煤，时刻监控炉火的情况。别人照看，他不放心。但实际上那时他自己也患有多种疾病，做这些事非常吃力。林徽因后来被切除了一个肾脏，情绪容易激动，梁思成总是轻声细语，耐心安抚，还向外人解释，生病会影响人的心情。
林徽因去世时，梁思成拉着她的手，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他们一辈子，无论富贵，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都没有背弃最初的誓言，始终相濡以沫，无私地爱着对方。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园，还亲手把“建筑师林徽因”几个字铭刻在了墓碑上。
好，聊完爱情，我们再来说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事业。
夫妻二人有共同的事业追求，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所选择的建筑学之路，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好走，甚至可以说是一路坎坷，荆棘密布。
当时，要开展建筑学研究、做古建筑调查，他们面临三重挑战。
首先，是来自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都不太重视建筑学。建筑工艺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匠学”，建房子、造园林是工匠们干的事，而工匠的手艺只在师徒之间、父子之间口耳相传，很少被文人记录整理。所以，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是几千年里罕见的例外，因而显得特别珍贵。
梁林夫妇回国时，现代大学制度已经引进中国数十年，但竟然还没有一所大学有建筑系。而他们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他们从零开始，一起设计课程体系、聘请老师、招收学生。林徽因讲授美术和建筑设计，梁思成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设计原理。同时，他还特别开设了建筑史课程，尝试把西方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相融合，普及建筑学的重要价值。
梁思成在课堂上说：“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它反映时代的步伐和精神……一切工程离不开建筑，任何一项建设，建筑必须先行，建筑是工程之王。”他讲课视野开阔，大气磅礴，极富感染力。
我曾经采访过他的弟子、建筑设计师张克群女士，她就是被梁思成对古建筑的那种热情和痴迷所感染，因此，后来也积极投身北京古建筑的考察。她说：“梁先生对建筑的热爱无以复加。有一回梁先生讲课，把幻灯片打在白墙上，他趴在墙上看幻灯片里的佛像，一边用手抚摸那墙，一边在嘴里说，‘我是多么喜欢这些佛爷的小胖脚丫呀！’那些古建筑就跟他的情人似的，给我的感触特别深。”
梁思成与林徽因当时面临的第二重挑战，是国内建筑人才的缺失。在他们俩之前，中国大地上，有没有人做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呢？有，但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包括伊东忠太、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人，他们的足迹早已经遍及中国，乃至印度、土耳其等地，他们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甚至最早把architecture这个词翻译成“建筑”的，也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的伊东忠太。他还是云冈石窟的发现者，出版过一本《支那建筑史》。
这些日本学者的确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前辈，他们见过更多的中国古建筑实物，掌握着更丰富的资料。而中国不仅缺少建筑史学方面的人才，而且，仅有的少数从事相关研究的人，都习惯于待在书斋里查阅文献，而不愿意迈开双腿，去实地走访调查建筑古迹。
1930年，伊东忠太应邀到中国营造学社演讲，提出从文献和遗存两方面研究中国建筑，并建议两国学者开展合作。但他强调，中国学者应当以研究文献为主，而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研究，则应由日本学者代劳。这一番言论，在中国学者看来不啻为一种“挑衅”，但当时中国的建筑研究领域，确实缺乏愿意深入荒野大地“用脚做学问”的人，而梁思成与林徽因成了这方面的开拓者。
他们面临的第三重挑战，是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1931年，日本人发动了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每一次发生战争，古建筑都会遭殃，所以，他们要加紧古建筑调查和勘测的步伐。如果这些文物不幸被战火烧毁，那至少还能留下来一些文字或图片资料，他们要跟时间赛跑。
可见，他们调查和研究古建筑，不只是出于个人的专业兴趣，或者单纯的对古建筑的热爱，而是带有报国雪耻的意味。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思考的命题是“书生何以报国”，而抢救古建筑遗迹，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等建筑学者“救亡图存”的方式。
1932年6月，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梁思成正在宝坻县考察古建筑，“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人好欺侮。”
因为林徽因怀孕和生病，再加上日本人对东北的日益进逼，他们夫妇二人在东北大学创建建筑系不久后，便接受了中国营造学社的邀请，回到气候更温暖的北平做古建筑研究。梁思成担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林徽因被聘为社员，他们在这个学术团体里奋战了15年。
营造学社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学术共同体，在1930年，由政治家和实业家朱启钤先生出资创办，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许多知名的建筑学者都被吸纳为社员。除此之外，还云集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界的诸多名流，最鼎盛的时期，社员一度达到86人。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始终是其中最稳定、最核心的力量。抗战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曾迁移到长沙、昆明、四川的李庄。他们夫妇也随之一路辗转，直到1946年才辞去职务，转到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
那么，在这15年里，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前面提到，梁思成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一是破译《营造法式》，二是写一部《中国建筑史》，而这两个目标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要完成《中国建筑史》，必须破译重要的历史文献《营造法式》。而要破译《营造法式》，就不得不研究古建筑实物。坐在书斋里，是断然不可能生造出一部《中国建筑史》的。
当时，北平城满大街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比如故宫、天坛、北海，以及众多的牌坊、寺庙等等。他们就从身边这些明清建筑入手，开始研究。梁思成最先想到的办法，是去求教建造或维修过宫城的木工，以及砖石、彩画的工匠师傅。当时许多老匠人都还健在，都很有经验。梁思成就拜这些老匠人为师，向他们请教那些建筑部件的名称，以及制作的方法、步骤。此外，他到市场上收集很多宫廷工匠制作的帖子、口诀和记录，还找到一本清代关于建筑规范的书——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很快，他们就把“天书”《营造法式》的部分内容给“翻译”了出来，并且汇编了一本名为《清式营造则例》的书。据说，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被视作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教科书。但是，光看清代的建筑，还是解答不了《营造法式》里的全部疑惑。他们需要找到更多更古早的建筑。
机会很快就来了。梁思成从朱启钤先生那里得知，河北蓟县的独乐寺，很可能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于是，他踏上了寻访独乐寺之路。没想到的是，他的第一次野外考察就有重大发现，独乐寺的确是当时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它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也就是984年，比《营造法式》问世的时间还早116年。独乐寺的斗拱和柱式，都跟明清建筑不同，它的斗拱大而结实，而且作用各不相同，而清代的很多斗拱早已丧失了原有的功能，只是一种装饰物。梁思成兴奋地爬上山门，测量每一个斗拱的尺寸，观察屋顶脊饰、走兽的变化，他发现这些清晰地展示了从唐朝到宋朝建筑风格的演变。在独乐寺的考察，让他顿时“开了窍”，解开了许多困惑他很久的问题，也为他破译《营造法式》往前推进了一步。考察完独乐寺，梁思成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梁思成与林徽因辗转15个省200多个县，一共实地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包括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河北赵州桥，等等。这些极其宝贵的古建筑，通常都在穷乡僻壤、荒野丛林当中，被淹没多时，等待着世人去发现。但当时交通落后，农村条件也极为艰苦，他们夫妻二人带领着团队不畏艰难险阻，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行走在广袤的大地上。很多古建筑都是通过他们的考察，才被世人所知晓，并从此加以保护。
他们抢救了文物古迹，也为日后的中国古建筑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后来许多建筑都被损毁，好在他们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目睹这些建筑当年的风采。
这是一本以女儿的视角看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书，它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素材和感受，褪去了许多光环与滤镜，展现了他们在苦难中执着坚守的样子。
作者深情地说：“他们对建筑艺术与文化有着同样执拗的追求和痴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一次又一次作出共同的选择，成功时分享欢乐，艰难时绝不退缩，带领全家携手共度。当我们的生活变得一贫如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爹爹妈妈好像满不在乎，很少看到他俩愁眉苦脸，常见到他们互相调侃，一副苦中作乐的模样。我觉得爹爹和妈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寒士精神；无论生活沦落到怎样的底层困境，他们那股子‘精神头’却始终傲然而立，从不曾消失。”
建筑既是一种工程技术，也是一个艺术体系，更是一个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林徽因说：“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梁思成说：“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我们便不能忽视中国建筑的研究。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他们深切地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因而像战士一样始终坚守着那块文化的阵地，无论面对怎样的困苦和折磨，永远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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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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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汇集了绘画、雕刻、工艺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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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前，中国的建筑研究领域，缺乏愿意深入荒野大地“用脚做学问”的人，因而，他们成了这方面的开拓者。
3．梁思成与林徽因辗转15个省200多个县，一共实地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包括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河北赵州桥，等等。很多古建筑都是通过他们的考察，才被世人所知晓，并从此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