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计划》 刘怡解读

《智利计划》|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叫做《智利计划》。智利是南美洲的一个小国，你可能不太熟悉。但本书的副标题里，却藏着一个影响世界的大词。这个副标题叫“芝加哥小子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喜欢经济学的朋友，听到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想必不陌生。那“芝加哥小子”是谁呢？新自由主义和智利，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智利计划”又是什么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说起新自由主义，它可以说是过去40多年里，西方世界最强势的经济学流派之一。我们熟悉的许多政经名人，比如里根、撒切尔夫人、格林斯潘，还有学术界的哈耶克、弗里德曼、贝克尔，都被视为它的代表人物。既然名字里带一个“新”字，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亚当·斯密他们倡导的“市场万能”“自由放任”那套说法，肯定是有区别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新自由主义入门》，里头是这么定义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由国家直接推动，在经济领域实施私有化、去监管、自由贸易、削减赤字等政策。简而言之，它是要借助人为干预，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让市场和资本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这跟凯恩斯主义恰好是两个极端。

尤其特殊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一门象牙塔里的学问。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导了欧美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像1992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还有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休克疗法”，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1989年，英美等国的顶尖经济学家，甚至按照新自由主义学说，给拉丁美洲国家开了10条经济改革药方。他们宣称，只要照着这个方子行事，就能摆脱经济危机，走向长期繁荣。这份药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华盛顿共识”。

听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有了疑问：一种经济学理论，能被这么多国家采纳，甚至当成灵丹妙药，那它总该有点现实里的成功案例吧，否则怎么服众呢？巧了，这本《智利计划》，讲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早的实践经历，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20世纪50年代，一群年轻的智利留学生，拿着政府给的奖学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修读经济学。他们的老师是几位不太主流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学界属于异类。师生双方都在坐冷板凳，自然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谈论的问题也是天马行空。只可惜，这些智利学生在回国后，并没有获得重用，依然在熬资历。

没承想，1973年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新上台的皮诺切特政权为了重振经济，起用了这批年轻“海归”。他们有的当了财政部长，有的当了央行行长，还得了一个略含贬义的绰号，叫“芝加哥小子”。而“芝加哥小子”开出的药方，就是十几年前，他们的美国老师传授的那套新自由主义理论。这剂“猛药”起初有些水土不服，但逐渐产生了奇效。不到15年时间，智利就由一个严重通货膨胀，财政濒临破产，GDP增长率低于拉美平均水平的“吊车尾”国家，崛起为全世界最受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正是这场“智利试验”的成功，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名声扩展到了全世界。不光英国和美国在效仿智利，1990年皮诺切特倒台之后，新上台的历届智利政府，不管政治上是左还是右，依然在延续“芝加哥小子”的路线，甚至把它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就难怪，基于智利经验的“华盛顿共识”会大受追捧了。

这样说来，本书书名里的“智利计划”，其实有三层含义。它既是指当初培养经济学家的奖学金计划，又是指基于新自由主义学说，改革智利经济的方案，更是指把“智利模式”推广到全世界的愿景。问题是，在新自由主义学说畅行40多年之后，2019年，智利爆发了全国性抗议示威。抗议者把矛头直接指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们认为：正是当初“芝加哥小子”的药方，给智利留下了贫富失衡、生活成本高昂、社会流动性不足的负面遗产，需要修正。直到这时，经济学界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智利奇迹”的基础并不牢靠，新自由主义也没有那么神奇。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华盛顿共识”的光环也在褪色。由它造成的债务危机和政治动荡，已经成为拉美新的枷锁。

既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试验，最初始于智利，那么要搞清楚它的真实影响和内在缺陷，同样得把智利的经历盘一盘。这本《智利计划》，就是一部从智利经济史出发，回顾新自由主义学说盛衰起伏的精彩专著。它的作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曾任世界银行拉美区首席经济学家，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经济学教授。爱德华兹本身就是智利人，和“芝加哥小子”的成员有许多来往。他还广泛接触了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智利经济史做了完整复盘，随后在2023年写出了《智利计划》一书。本书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23年度最佳经济类图书，它讲的虽然是智利这个案例，却触及了全球新兴国家在发展经济时，面临的共性问题。学习完这本书，你不光能了解一种学术理论和一段历史故事，你对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也会有更深的感悟。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怎样传入智利的，“芝加哥小子”是在何种背景下，主导了智利经济政策的制定。在第二部分里，我会带你回顾，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统治智利的年代，这个国家取得了哪些发展成果，又暴露出了哪些严重的问题。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1世纪初，逐渐走向式微；站在历史后端，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它的是非功过。

说到智利计划的起源，我们得先从它的时代背景——美苏“冷战”聊起。“冷战”初期，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中立集团。像印度、中南美洲和北非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美苏两国为了在这些国家里发展盟友，壮大自己的声势，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中立阵营国家虽然大部分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经济发展极为落后，贫困人口众多。杜鲁门认为，这会给苏联以可乘之机。他决定启动一项大规模援助计划，不仅要给中立国家提供财政援助，还要向它们输出科技、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在杜鲁门看来，美国必须证明，资本主义有能力为中立国家的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这样才能压过苏联一头。

在美国的援外计划里，智利的地位比较特殊。论经济禀赋，智利拥有全世界储量最丰富的铜矿，硝石、白银、小麦的产量也很可观，已经部分实现了工业化。但另一方面，智利又是一个极为畸形的国家。它的通货膨胀率常年超过35%，农村人口大面积贫困，政府也是负债累累。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是智利缺少足够的经济学人才。据本书作者考证，20世纪50年代初，智利的大学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19世纪编写的。学生的必修课是蒙上眼睛，靠手感分辨几十种进口布料，计算它们的税率。因为智利政府觉得，所谓经济学就是税收和信贷，其他都是胡扯。至于更复杂的专业知识，学校根本就教不了。负责援外计划的美国国务院认为，智利经济的底子很好，缺的是专业人才。他们提出，从1955年开始，每年从智利选拔5到10位大四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让他们在美国接受两年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这些毕业生回国后，可以直接到大学当老师，充当专业教育的“种子”。这就是智利计划的由来。

美国这边，负责对接智利计划的，是中部的芝加哥大学。你可能要问了：既然是国家项目，为什么不挑名气更大的哈佛、耶鲁呢？美国国务院的解释是，智利计划是一个目的性非常强的项目，它不是给留学生“镀金”用的。所以学校的名气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学风要严谨。而芝加哥大学素来以低调务实著称，看上去很符合要求。但国务院显然没有意识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在当时的美国属于“非主流派”。那里的年轻教师不仅激烈批评凯恩斯主义，还在构思自己的理论框架。智利学生一到芝加哥，就成了这些美国老师的思想“试验田”，走上了一条特殊的路。

这里要交代一个重要的背景知识。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参考凯恩斯的学说，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干预就业和投资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倡导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一直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但“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间歇性的增长停滞和高通胀。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负面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凯恩斯主义，对其展开了学术批判。巧的是，当时的智利政府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在经济上管得非常宽。智利留学生们发现，老师讲的课一点也不脱离实际，和智利的国情有很多交集，马上就成了小“迷弟”。

说到这批给智利学生开课的美国老师，他们后来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叫“芝加哥经济学派”，其中有14位成员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些未来的学术大腕，普遍只有三四十岁，在学界的名气也不响。可他们的批判性观点，却极为尖锐。举几个例子。给智利学生上课最多的，是未来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政策的灵魂既不是增长，也不是就业，而是货币供应量。只要货币供应量是“理性”的，市场机制自己就能发挥作用，带动就业和增长。所以，国家，特别是央行，最好少搞宏观调控，维持货币供应量的长期低速增长就够了。至于一定范围内的通胀，那是正常现象，不用大惊小怪。另一位美国教授哈柏格，虽然没这么偏激，但也认为：政府增加税收，会破坏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导致经济运行效率降低，因此必须坚决否定。

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芝加哥学派不仅是一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且比他们的“老祖宗”亚当·斯密还要激进。斯密只是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很重要，政府要安心当好“守夜人”。芝加哥学派则更加大胆，他们宣称：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经济危机和衰退，都是鲁莽的宏观调控造成的。政府不仅应该少管事，还要主动限制自己的行动，把决定权让给市场和资本。在他们看来，普通人关心的就业、养老、通胀这些问题，政府压根就管不好。最好的政府就应该顶住舆论压力，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长期来看，这样做是最有效率的，也最不容易偏离“理想经济学”。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说包含的谬误。理论应该是为具体的人服务的，哪能为了证明理论的正确，就全然不顾普通人的生计和感受？但换个角度看，假如芝加哥学派仅仅留在大学里，影响不“出圈”，那它的负面后果或许不会很严重。问题是，这些不成熟的理论和假说，首先被灌输给了智利留学生。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刚刚来到芝加哥大学，立马就被老师们雄辩的风采、敏捷的头脑，以及他们列出的一连串模型和数据给征服了。在他们看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正是把智利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良方。据本书作者统计，第一批前往芝加哥的9名智利留学生里，后来出了一位央行行长、一位财政部长、一位总统顾问和一位大企业家，他们是可以影响现实的。

只不过，从学校到政府，也需要一个过程。1958年，第一批智利留学生毕业归国，马上成为大学教授，开始为祖国建立经济学教育体系。他们在学界是如鱼得水，但影响力始终无法进入政界。原因很简单：20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了智利。它对剩余价值、贫困问题和国际分工的解释，非常有说服力，很快吸引了智利的中左翼政治家。反倒是美国留学生们，总爱鼓吹那套象牙塔里的理论，对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持批评态度，很不受欢迎。“芝加哥小子”这个称谓，就是当时叫响的，形容这批“海归”年纪轻轻，就爱指点江山，言必称“芝加哥学派”的习气。有一回，智利总统亚历山德里亚让“芝加哥小子”帮忙起草一份改革计划，想解决通胀问题。“芝加哥小子”们却回复说，通胀是“正常现象”，不用管它。总统气愤地大骂道：“把这些疯子赶回美国去！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0年。这一年，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通过选举，当上了智利总统。他宣布对智利的铜矿和银行业实施国有化，建立全民福利制度，并给劳工阶层大幅涨薪。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问题是，所有权和投资人的变动，在短期内会造成制造业减产，商品供给不足。供给少了，自然要涨价。而阿连德政府一方面承诺加薪，另一方面还冻结了物价，这就把自己逼进了死角。在找不到新财路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开动机器印钞票，通胀率在两年内突破了300%，国家财政严重赤字，抱怨之声不绝于耳。更重要的是，作为智利长期以来的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政府现在开始针对阿连德了。他们在智利国内煽动反对者闹事，制造了一系列混乱。1973年9月，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权。智利从此进入了长达17年的军人独裁时代。

那“芝加哥小子”和这场政变有什么联系呢？原来，皮诺切特在动手之前，找来了11位经济学家，请他们为自己起草一份改革智利经济的总体方案。这11个人里，有9位属于“芝加哥小子”。他们撰写的这份方案，据说有60多厘米厚，样子像块砖头，所以也叫“砖案”。正是在“砖案”里，最早出现了私有化、去监管、降低关税等激进主张。皮诺切特本人其实是有点将信将疑的，但就在1975年，“芝加哥小子”的老师弗里德曼飞到了智利，公开声援他的学生。弗里德曼警告皮诺切特说，智利现在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国家，“砖案”是挽救政府的唯一希望。皮诺切特当即宣布，由3位“芝加哥小子”分别执掌央行、财政部和中央预算办公室，开始实施全面改革。于是，这群刚满40岁，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年轻学者，就在始料未及的情况下，拿一个国家做起了改革“试验”。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案例。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芝加哥小子”的早年经历，以及他们踏入政坛的独特背景。现在，我们来看“砖案”是如何改变智利经济的。它开出的第一剂药方，叫“休克疗法”。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在短期内把所有公共预算砍掉15%，同时取消对国企的扶持，以此降低赤字率。就像是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突然被拔掉了身上的输液管，他会直接休克过去。“芝加哥小子”认为，这种做法虽然残酷，却能激活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些在“休克”中幸存下来的企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将来会是合格的市场主体。至于死掉的企业，它们的盈利能力本来就不行，那淘汰了也不可惜。从这里你会发现，芝加哥小子对经济活动的想象，是高度抽象的。他们的脑子里，只有“市场”“自由化”“货币供应量”这些大词。至于休克疗法会让多少人失业，多少人倾家荡产，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也只有在皮诺切特政权的武力支持下，他们才能用整个国家来做试验。放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谁要搞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疗法”，政府恐怕早就垮台了。

你想啊，阿连德政府在任时，刚刚搞了国有化、加薪和全民福利。前一波问题还没解决，“芝加哥小子”就开起了倒车，结果可想而知。短短一年内，智利的失业率就飙升到22%，随后一直停留在高位；有工作的人，收入也缩水了1/4。但因为政府补贴和所有的福利都被砍掉，严重的财政赤字终于消失了。“芝加哥小子”认为，这是巨大的成功。

第二剂药方，是进出口双管齐下。一面把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调90%，以此刺激出口；另一面把商品进口税下调到10%，吸引外国商品和企业进军智利市场。这随后又牵扯出了第三项药方，那就是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芝加哥小子”认为，智利传统的大国企，尤其是采矿和制造企业，完全是靠贸易保护主义，才拿到国内市场份额的。它们的利润率和运行效率都太低了，必须割舍掉。因此，从1973年开始，智利的596家主要国企在10年内被卖掉了92%。当然，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铜业公司还保留在政府手里。为了给私有化提供“弹药”，智利政府还放松了金融监管，允许本国银行从海外借款，再放贷给国内私营企业。在数据上，这的确给经济增长打了一剂“强心针”，看上去很美。

当然，完全不顾底层民众的死活，那也是不可能的。1980年前后，智利政府通过了两项社会法案。一是规定，在劳资谈判中，工人收入上涨的幅度不能低于通胀率。二是宣布，改革养老金制度。所有人要把10%的工资存入养老基金，政府用基金进行市场投资，比如投入新诞生的私营企业。等到职工退休了，他们可以用账户里的整钱，购买政府担保的养老年金。“芝加哥小子”认为，这也是在靠市场解决问题。因为基金和年金都是金融产品，都能由市场自发调节。企业除了定期加薪，不再有别的负担，竞争力会更强。显然，这又是一个通过纸面计算拿出的方案。

这套轰轰烈烈的“组合拳”，效果究竟怎么样呢？答案是四个字：飘忽不定。1977年，智利的GDP增长率猛然上升到10%，超过了南美平均水平。“芝加哥小子”对此欣喜若狂，他们的老师弗里德曼更是公开宣称，这是“智利奇迹”，是芝加哥学派的胜利。然而，高失业率和高通胀问题依旧没能解决。为了一鼓作气，智利政府宣布从1979年起，改用固定汇率制度。问题是，本币强势，意味着出口会受影响。而在社会法案约束下，企业不能随便下调工资。经营成本还是那么高，收入却下降了，企业渐渐还不上银行的钱了。智利银行的资本，又是从海外借的美元债，这就引起了连锁反应。1982年，智利爆发债务危机，GDP在一年里下降了14%，人均收入迅速倒退回1960年的水平。

1982年这场危机，对“芝加哥小子”是一记闷棍。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引咎辞职，离开了政府。但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因为新上任的财政部长比希，也是一位美国“海归”。他认为，“砖案”开出的药方没有错，只是选的时机不好。现在，智利经济刚刚经历一轮洗牌，本币大幅贬值，正是重启增长“发动机”的好时机。因此，比希也推出了他的“三板斧”。一是允许债转股，把那些亏损严重的企业卖给外国投资人，但10年内不准撤资，通过这种方式筹集了100亿美元。二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此拉动就业。三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彻底打通国内外市场。这些举措被称为“务实派新自由主义”，也是后来所谓“智利模式”的核心。在新政策的刺激下，智利经济从1983年开始，恢复了增长，GDP增长率一度高达12.5%。这为“芝加哥小子”重新赢得了盛誉。尽管军人统治在1990年宣告结束，但新上台的民选政府承诺：不会改变已经走上正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

如果单看纸面数据，智利是整个南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它的年均GDP增长率，也比周边国家高出一截。问题是，即使是在最好的年景，智利的失业率也没有低于6%，贫困率更是长期高于20%。本书作者对此提供了一种解释：作为全球最大的产铜国，铜矿创造的收入占到智利GDP的13.5%和商品出口额的44%。而智利国家铜业公司，恰恰没有被私有化，它给政府提供了一笔托底收入。虽然铜的国际价格波动很大，但它在大多数时候还是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一笔靠得住的稳定收入，经过危机反复打磨的市场机制，加上不到2000万的人口，这才造就了“智利模式”在纸面上的成功。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它至多只是原因之一，绝不是什么“秘诀”。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智利的实践史。你可能不知道，“冷战”结束前后，“智利模式”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有多高。弗里德曼亲自下场，建议美国和英国政府效仿智利，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华盛顿共识”里，它被世界银行当成标准样板，兜售给拉美国家。“休克疗法”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转轨中的俄罗斯忠实模仿过。

然而，那些模仿智利的国家，既没有它的铜矿，也不像它那样人口寡少。除了英美这样的大国，所有后发国家复制“智利模式”的企图，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只留下沉重的外债和动荡的政局。“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表现，更是变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剧。诺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曾说：“过度迷信市场是一个彻底的错误。”

那智利人自己怎么看呢？时间给出了答案。2019年10月，120多万智利人涌向首都街头，抗议地铁票价上涨。他们列出了一长串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智利最富裕的1%人口，拥有全国48%的财富。到2015年为止，全国极端贫困率从未低于10%。当年“芝加哥小子”承诺的靠市场解决的养老金，实际只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25%。由于高等教育过度产业化，那些读私立大学的学生，平均要花15年时间才能还清助学贷款。而首都的低收入群体，因为只能搭乘私营企业运营的地铁上下班，每个月要把1/8的收入花在通勤上，这个比例在整个南美高居第一。这场抗议最终持续了整整两年，人们要的已经不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而是彻底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制定一部全新的宪法。

截至2024年夏天，智利围绕新宪法展开的辩论和博弈依然没有结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解决大部分智利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切身问题。他们的愤懑和不满，不会因为智利被世界银行列入高收入国家名单，或者整体经济指标格外好看，就得到化解。智利曾经的“经济奇迹”和增长业绩，无疑是事实。但它们是否就是由一种经济学理论，或者一个精英群体直接催生的，却值得怀疑。在今天的世界上，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毁誉参半的学派。一切又回到了那个“元问题”：到底是理论为具体的人服务，还是人成为理论的载体和工具？

好了，关于这本《智利计划》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从1955年到1970年，总共有100多位智利留学生通过奖学金计划，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文凭。正是这个高度集中的知识精英群体，把新自由主义学说带回祖国，主导了1973年之后智利的经济发展。但他们的自负、狭隘和脱离现实，也使“芝加哥小子”最终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经济活动的首要特征是复杂性。既不存在一种可以无限复制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哪种学术理论可以被滥用。这或许是《智利计划》一书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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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由国家直接推动，在经济领域实施私有化、去监管、自由贸易、削减赤字等政策。简而言之，它是要借助人为干预，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让市场和资本拥有最大的话语权。

2.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是美国学界“非主流派”的大本营。正是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催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象牙塔里的学说，又通过智利留学生，成为了1973年之后智利经济发展的指导纲领。

3.铜矿出口的托底收入，经过危机反复打磨的市场机制，加上不到2000万的人口，这才造就了“智利模式”在纸面上的成功。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它至多只是原因之一，绝不是什么“秘诀”。

4.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经济活动的首要特征是复杂性。既不存在一种可以无限复制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哪种学术理论可以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