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 裴鹏程解读
《晋武帝司马炎》| 裴鹏程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是日本著名的魏晋政治史专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福原启郎。
关于本书
本书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写的并不只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失败的政权样本，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
核心内容
西晋政权是古代中国探索国家组织新模式的一次重要实践。东汉由于“私权化”的泛滥而灭亡，所以，东汉之后各个政权都在努力重建“公权化”，曹魏政权试图依靠法家式的“威信”力量，最终失败。司马家族选择了儒家式的“舆论”力量建立了西晋，并实现了久违的统一，但统治者并没能持续推进公权化，加上外族入侵等原因，这个政权只维持了半个世纪便开启了更漫长的分裂期。但它的经验和教训，被后来的各个政权借鉴。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介绍的书是《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炎是西晋王朝的建立者，他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曹操、曹丕没干成的事情，他做到了；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没干成的事情，他也做到了。而且，司马炎统治后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被后世称作“太康之治”。
这么出色的统一王朝的开国之君，按理说名气应该很大。但与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高祖相比，司马炎并不耀眼。甚至，前后四代人里，司马炎知名度并不是最高的那个。他的祖父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三国演义》后半部分的主角之一；他的父亲是司马昭，我们都知道那句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甚至，连他的傻儿子晋惠帝司马衷历史形象也很鲜明，说出那句“何不食肉糜”成为昏君的代名词。
今天这本《晋武帝司马炎》是日本著名的魏晋政治史专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福原启郎的作品。作者写的并不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失败的政权样本，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这个样本就是司马炎建立的西晋政权。
说它失败，首先是因为这个统一王朝存在时间很短，只有大约50年，其中司马炎一个人就占了25年。更重要的是，西晋虽然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一百年的分裂，但很快又开启了一个更动乱的时代，长达两个半世纪。作者认为，魏晋国家体制其实是东汉政治体制的延续，换句话说，西晋王朝重蹈了东汉王朝灭亡的覆辙，从这一点来说西晋政权是失败的。
这样短暂、混乱、失败的政权，为什么又说它意义重大呢？
其实，西晋政权是古代中国探索国家组织新模式的一次重要实践。东汉由于“私权化”的泛滥而灭亡，国家政权被外戚掌控，地方社会被豪族把持。所以，东汉之后各个政权都在努力重建“公权化”，其中曹魏政权试图依靠法家式的“威信”力量，最终失败了。司马家族选择了儒家式的“舆论”力量建立了西晋，取得成功，并实现了久违的统一。可惜的是，西晋统治者并没能持续推进公权化，加上外族入侵等原因，这个政权只维持了半个世纪，随后开启了更漫长的分裂期。但它的经验和教训，被后来的各个政权借鉴。
为什么最初司马家族能取得成功？又为什么西晋结束了分裂，反而导致中国进入更加漫长的动荡期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司马家族是怎么崛起的？为什么说西晋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司马家族”，而不是司马懿或司马炎某个人。曹魏政权取代东汉政权，花了一代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一死，儿子曹丕就把汉献帝赶下台，自己当皇帝了。而西晋政权取代曹魏政权，司马家族花了三代人的时间。在司马懿之前，他的大哥司马朗就在给曹操办事。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服务曹魏政权。直到第三代司马炎，西晋政权才建立。而且，了解三国历史，我们都知道，司马家族给曹家办事的时候，日子过得可真是提心吊胆，三天两头被怀疑谋反，动不动就被收回职权。但国家遇上难事，还得把司马家的人给请回来。为什么曹家总是防着司马家，却又离不了司马家呢？
这个我们还要从东汉时期说起。
本书作者福原启郎是京都学派的学者，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方面有个观点，他认为东汉中期以前的中国历史是“上古时代”，东汉后半期至西晋为“第一过渡期”，西晋到唐中叶是“中世时代”。我们今天讨论的东汉后半期至西晋，正是中国由上古向中世演变的关键转换期。
司马家族是河内郡的望族。这里的河内可不是越南的首都，它指今天河南洛阳到开封一带。司马家族一直就很阔气，远的不说，我们只看东汉中后期。司马懿的高祖父当过征西将军，这是东汉时期的高级军官；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当过地方行政区一把手；父亲当过首都行政区一把手。司马懿兄弟八个，个个都是当时的名士，因为他们的名字中都带着“达”这个字，所以当时人们那把他们兄弟八个尊称为“司马八达”。司马懿排行老二，按理说轮不到他出头，但大哥司马朗在四十七岁的时候去世了，所以司马懿成为家族的领袖，加入曹魏团队。
曹魏政权有什么特点呢？
虽然曹操是“老板”，司马懿是“员工”，但曹操在身份上可比不了司马懿。曹操出身寒族，所谓“寒族”是与“士族”相对的。司马家世代为官，但曹操的祖父曹腾只是个宦官。东汉宦官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会领养别人家的男孩，曹操的父亲曹嵩就做了曹腾养子。因为这个背景，曹操总被人看不起。我们知道曹操的文学素养很高，写出像《龟虽寿》《短歌行》这样的名篇。这其实反映了，曹操想要出人头地，只能取“才华”之长，补“血统”之短。
这就导致，曹魏政权会呈现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曹操会注重吸收下层的力量。寒门中也不乏才干的人，但这个社会被士族把持，寒门出身的人倍受排挤，无处施展才华。曹操就多次发布求贤令，把他们纳入麾下。
其次，曹操的政治倾向更偏向法家。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以达到有序统治的目的。但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当然这个“儒”和孔子时代的儒学不一样，不过道德教化那套东西被汉代统治者选择性接受了。西汉建立后，汉文帝有个举措，废掉肉刑。肉刑指的是人们在触犯刑法后，受到的处罚。这些处罚会对人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比如割鼻子、砍脚、剜膝盖等等。废除那些野蛮的肉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同时又导致新的问题，这就是刑法系统不再平衡。为什么这么说呢？汉代以前的刑罚，可以分为五个等级，最轻的是在身体上刺字，其次是割鼻子，然后是剜膝盖或砍掉双脚，再高一等是宫刑，最后是死刑，可以看到惩罚层层加码。但汉代取代肉刑的却是剃头、打板子这些，而最高等级的死刑仍被保留。这样的话，刑罚系统就没有梯度了。所以，后来不断有人提出应该适当恢复肉刑。可汉代讲儒学、讲伦理道德，恢复肉刑这种法家做派就一直遭到打压。
到曹操这个时候，他出身不高贵，无法全盘依靠士族，儒学那一套用不上。而且，乱世之中，要想创一番事业，效率更高的当然是法家方案。于是，就有手下的人提出，应该加速推动恢复肉刑。赏罚分明，着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并能调动人们生产、作战的积极性。
但这里就有个问题。如果曹操不依靠士族，那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是怎么入伙的？其实不只司马家族，曹操团队中的荀彧出自颍川荀氏，那个被写入中学课本、喜欢耍小聪明的杨修出自弘农杨氏，这些名门望族都加盟了曹操团队。
这也很好理解。在那个时代，只依靠寒族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资源都掌握在世家大族手里，不只是田产，还包括教育资源和上升通道。所谓人才，可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就行，要有真才实干。想一下，出身贫苦人家的孩子，没读过书，只会种地砍柴，怎么帮曹操在帐中运筹帷幄？所以，曹操必须同时拉拢士族才行。
但是士族就能看得起曹操吗？这其实是迫不得已。这要说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战役，官渡之战。交战双方是曹操，以及势头正盛的袁绍。袁绍出自汝南袁氏，你听出来了，他也出身望族。交战之前，袁绍已经占有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以及辽宁西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更重要的是有大批士族支持他。毕竟大家都是士族，都是东汉的既得利益者，当然要团结在一起了。但在官渡之战中，曹操通过袭击袁绍军粮所在地而取胜。一年后，曹操又通过仓亭之战彻底打败袁绍。这下，很多士族为了在乱世中生存，不得不转投曹操门下。曹操这时也正忙着用人，所以接纳了很多士族入伙。
话又说回来，既然曹操同时获得寒族和士族的支持，为什么还会被司马家族篡权呢？
曹魏政权被司马家族取代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曹魏政权拿法家的思路治国。法家强调“法、术、势”。“法”就是变法修刑，前面讲的推动恢复肉刑的案例就属于“法”的范畴，但很多士族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并不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法治。其次，“势”是指君王的权威，目的是让所有人敬仰、畏惧。为此，曹氏皇帝建造了豪华的宫殿系统，体现自身的尊贵，但引发了普通民众不满。还有一个是“术”，也就是皇帝统治的权术。我们接下来重点谈一下。
曹操出身寒族，他掌握大权之后，自然也要让自己的家族兴旺起来。曹操软硬兼施，让汉献帝给自己的儿子们封官封爵，比如任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相当于丞相副手；封曹植为平原侯，食邑五千户。
但是曹丕篡汉称帝后，立刻开始限制宗族权力。他让自己的兄弟们交出权力，离开都城洛阳回到封地。同时派遣使者前往巡视，硬找出一些鸡毛蒜皮的罪过，剥夺他们的爵位。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那位写了《七步诗》的曹植为例，曹丕称帝时，曹植为临淄候。第二年，曹植因贪污被处罚，贬为安乡候。第三年为鄄城王。第四年为雍丘王。曹丕的儿子曹睿继位后，将曹植的封地先后改为浚仪、雍丘、东阿、陈县。曹植基本上每两年就要被换一次封地，在频繁的迁徙途中，心力交瘁。宗室的其余成员也一样，频繁改换封地，别说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是过一段安稳日子都求之不得。
以前看到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曹丕太可恶，连手足都要折磨。其实，这样做是有前车之鉴的。周天子分封，最终天子地位被诸侯王取代。汉高祖刘邦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王，后来爆发了“七国之乱”。也就是说，分封制度创立之初能拱卫王室，但很快就会威胁皇权统治。
另外，曹丕的储君地位是经过激烈斗争后才获得的，为确保皇位稳固，他只能极力限制宗室势力。
只可惜，曹丕防住了宗族，却没有防住外族。司马懿父子篡权时，没有一个曹魏宗室成员能站出来力挽狂澜，最后眼睁睁地看着社稷江山被他人夺走。《三国志》作者陈寿感叹道：“可惜啊，自己订的法律，最终残害了自己！”
其实，曹魏政权的失败，根本原因还是曹家根基不深，曹操政权有大量寒族参与进来分享权力，士族们不太满意，仍然希望由我方队友掌权。最终，他们支持同相同背景的司马懿夺取了政权。
曹魏时期世家大族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司马家族捡了这个大便宜呢？西晋政权的出现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是司马家族符合“准入制度”，望族出身，被广大士族认为是“自己人”。
其次，司马懿祖孙三代能力都很强，抵抗蜀汉、吴国、辽东一带的势力，都得靠司马家的人。
第三是司马家族的人都选择隐忍，“步步为营”的策略持续了三代人。司马懿先发动兵变，铲除了曹家宗室最强力量曹爽，此后曹魏宗室基本丧失了抵抗力。之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击败了竞争对手夏侯家族，司马家族从此权倾全朝。但这时，司马家族仍没有轻举妄动，他们继续不断在对外作战中建立功业，比如司马昭灭掉了蜀汉，一点点累积社会声誉，并蚕食更多权力。
这样持续几十年，论出身好、有名望、能治国、会打仗，司马家族如果排第二，谁敢排第一。
但我们知道司马家族建立的西晋政权最后是失败的，那为什么作者认为它意义重大呢？
西晋政权最大的意义是，它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组织模式方面，进行了一次探索。
提到曹魏家族和司马家族的权力转移，我们常用到一个词“篡权”。就像是司马家占了曹家的房子，把原来的主人赶跑了。看起来，曹魏政权和西晋政权没什么区别，毕竟曹魏旧臣基本上都原封不动地留任，只是当皇帝的换了一家人。
不过，虽然房子没变，房子里的秩序却变了。也就是说，两个政权的组织逻辑是不一样的。
司马家族是望族，自然代表士族的利益。所以，司马家族的统治策略不是曹魏的法家那套，而是士族更喜欢的儒家那套。
比如，司马家族格外看重“舆论”。“舆论”在任何时期都很重要，但在魏晋时期尤为关键。
还是要从东汉后期说起。当时宦官专权，士族们私下里以儒家道德理念为标准评议朝政，形成一个个不依赖国家的舆论集团，希望引发社会关注和皇帝重视，后人称之为“清议”。后来，宦官给这群嚼舌根的人们扣了一个政治高帽子，叫“党人”，就是“结党营私”的人。同时，禁止他们入朝为官，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党锢”事件。但清议活动并没有因打压而消失，一些士大夫甚至主动提出要与党人连坐，一同接受禁锢。这导致，从东汉开始，尤其是在魏晋时期，舆论成为一股颇具杀伤力的政治力量。
司马家族能够建立政权，其实就是顺应了舆论势头。由于长期动乱，人们特别渴求社会稳定、政权统一。所以，无论是司马懿抗击诸葛亮北伐，还是司马师应付东吴诸葛恪的侵犯，以及后来司马昭灭掉蜀汉，人们正是看到司马家族老老小小都在哼哧哼哧为推进政权统一卖命，所以都给他们点赞加好评。
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也在第一时间把灭东吴作为首要任务，他选用有名望的人担任将领，同时每年十一月都要进行大规模的阅兵，最终在280年完成统一大业。
除了迎合追求统一的社会舆论，西晋政权还在方方面面采纳士族群体提出的意见。曹魏政权倾向恢复肉刑，而士族群体声称，恢复肉刑会造成为政残酷的印象。西晋政权为了避免社会舆论对政权评价降低，所以也附和“恢复肉刑，为时尚早”。
另外，司马炎还努力恢复汉代的社会传统，比如孝道和节俭。儒家认为父母去世后，子女应该穿粗麻布制成的丧服。晋武帝的父母过世后，他服孝三年，同时配合撤减膳食等仪式，以体现孝子因极度怀念父母而茶饭不思。同时，司马炎还当众焚烧奢侈品，向天下示范节俭之道。
除此以外，司马炎还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另外，他宣布解除对汉朝宗室、曹魏宗室的禁锢；废掉曹魏时期将士出征要留下人质的做法。
经过这么一番励精图治，司马炎的最后十年被人称为“太康之治”。
能称得上“治世”，说明西晋开局很不错。西晋确实通过自己的模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完成了曹魏政权没有完成的事情。
既然这样，为什么没过几十年西晋就崩溃了呢？西晋探索出的那套政治模式怎么不灵了？
不论司马炎如何革新，如何与曹魏政权保持不同，西晋毕竟是从曹魏母体中诞生出来的政权，甚至打着“禅让”的幌子达到篡权的目的，不也是在学习曹魏吗？
所以，司马炎一直都担心一个问题：将来会不会有其他家族篡司马家的权？
曹魏为什么灭亡，可能是因为使用法家那套引发民众不满，也可能是坚持任用寒族，引发士族不满，但最核心的是，曹家宗族眼看着自家皇位被司马家抢走，竟然没有任何一位能扛事的人可以站出来。
所以，司马炎必须避免重蹈曹魏的覆辙。于是，他把自己的宗族成员全都封了爵位，同时赋予他们足够的实权，甚至是养兵、带兵的权力。朝廷、地方以及军中所有要职，都由宗室把持。
你可能会疑问。司马家族是底蕴深厚的望族，司马炎读的史书应该不少吧。怎么能不知道东周群雄并起以及西汉“七国之乱”的事情。那不都是因为同姓诸侯，过几代以后血缘疏远了，于是自立为王引发国家分裂动乱吗？
其实，司马炎也是不得已，这是那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决定的。西晋之所以重用宗室，与政权结构有关。西晋是由皇室司马家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的，司马家族作为这个政权的头号既得利益集团，相当于西晋政权的第一家族，统治国家的同时也在给其他家族做示范。它就像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必须得充分展示头号股东的影响力，这样才能维持系统的有序和稳定。
你有没有发现，司马家族努力实现统一并且广泛关注舆论，看起来是在追求“国家重建”这个公权化的目标，但建立政权后，反而把天下变成了“私有的”。这不能怪西晋统治者老谋深算，这是东汉以来整个时代的问题。
前面说过，东汉后期到西晋，是中国历史从第一阶段的秦汉，到第二阶段隋唐之间的过渡期。
在东汉后期，原本以长幼秩序为核心的基层社会发生变化，“豪族-贫农”秩序成为新的社会法则。再加上饥荒等天灾、战争等人祸，贫农进一步沦落为流民，四处漂泊求生。在孤独的状态下，为了获得自我安慰，他们只能依靠宗教。作者认为，这正是古代中国的“宗教时代”。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西方传来的佛教，都变得很受欢迎。
战乱当中，人们或是依靠宗教的力量，选择默默忍受；或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赤裸裸的私欲露骨地展现出来，也就是说利己主义和私权化变得泛滥起来。
这种风潮不仅在社会底层流行，也影响了上层。因为战乱和饥荒，并不因为高贵和卑贱而有所区别。结果就是上层的豪奢之风兴起。
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一度励精图治，提倡节俭，但灭掉吴国后，政治的安定与统一让西晋统治集团迅速陷入纵情享乐当中。晋武帝率先作了荒淫奢纵的表率。
我们常说皇帝“后宫佳丽三千人”，这其实有点夸张，能达到这个数目皇帝没多少。但晋武帝不仅嫔妃众多，而且远远超过“三千人”。灭掉东吴后，司马炎不仅接管了东吴国土，还接管了吴国统治者的后宫。晋武帝的后宫人数飙升至上万人。
这么多人可怎么挑呢？晋武帝想了个办法，他乘着羊拉的车在后宫溜达，车停在谁的门口，他就临幸谁。后妃为了能争取到被临幸的机会，都准备好树叶和青草，希望羊车经过的时候会停下来。
这不是皇帝个人的作风，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种风气。最有名的要数“王石斗富”。晋武帝有个舅舅叫王恺，当时的首富叫石崇，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人之间。
王恺为炫富，让人拿昂贵的糖去洗锅，石崇就把蜡烛当柴烧作为回应。古代富人出行，要撑起行幕，避免被民众看到，王凯就拿紫色绸缎作行幕，长达四十里，石崇更上一层楼，用锦布作行幕，长达五十里。后来晋武帝得知两人斗富的事情，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多次帮助舅舅王恺。例如他把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王恺就在石崇面前嘚瑟。石崇却用铁如意把珊瑚树打碎了。王恺认为石崇是在嫉妒自己的珍宝，正要破口大骂时，石崇命仆人拿出自己家中的珊瑚树，高三四尺的竟有六七株之多。王恺在斗富中落败。
回头想一下，他们斗富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贵族们豪奢的生活靠什么维持呢？必然是从下层聚敛。但在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上层并不会太多关注底层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炎的傻儿子司马衷说的那句“名言”了。一次，有人向司马衷报告天下发生荒饥，百姓没有粮食可以吃都饿死了。司马衷反问：“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其实反映了，士族和普通百姓是生活在相对隔绝的世界中，底层人民遭受的苦难，他们感受不到。
西晋的奢侈腐化之风还只是一个慢性病，直接让西晋崩溃的是国家权力私有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西晋坚持儒家的思路治国，儒家在继承人问题上有一个基本要求是“立长不立贤”，这样做能避免兄弟们因争夺继承权而引发内斗。司马炎在世的儿子中，司马衷年龄最长，但他智力有问题。很多大臣提出，希望司马炎能把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比较贤能的司马攸。
但杨皇后和一些宠臣极力劝告司马炎，务必要让司马衷当皇帝，理由是“立长不立贤”的传统不能破。杨皇后之所以这么做，本质上还是出于一己之私。傻儿子当了皇帝，她就能进一步分享权力了。
司马炎死后，司马衷当上了皇帝，杨太后的父亲杨骏辅政。但是另一个女人不乐意了，这就是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贾南风就跟一位司马家的宗室成员合谋，发动政变杀了杨骏等人。
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司马家族宗室成员陆陆续续都掺和进来，互相厮杀。甚至有人为了取胜，胳膊肘伸到外面，联合了匈奴人。要知道，从汉代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就是中原政权的心头大患。曹魏时期的策略是把各个游牧部落分隔开，同时把各部落首领软禁起来。现在可好，西晋宗室一方面忙着内耗，同时还给潜在的敌人“解除封印”。
厮杀持续了十多年，北方社会再次陷入动荡。游牧民族也借机纷纷自立，比如南匈奴和氐族在今天四川一带建立了汉国、成国两个政权，很快北方的胡人也各自建立政权。司马家族好不容易得来的统一局面，不到半个世纪就土崩瓦解了。
你看，从东汉后期到西晋这一百年，虽然人们在努力重建秩序，但面对私权化的泛滥，无论是曹魏的法家那套，还是西晋的儒家那套都没有真正达成。西晋虽然探索出一个重建国家统一的新模式，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出东汉末年的阴影。
历史对这个难题的回应是，继续进行反复实践。西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接下来这两百多年就像是一个大的试验场，几十个政权先后出现，都是在测试、迭代不同的历史可能性。最终，哪种模式能脱颖而出呢？推荐你关注《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
撰稿、讲述：裴鹏程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
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方面有个观点，他认为东汉中期以前的中国历史是“上古时代”，东汉后半期至西晋为“第一过渡期”，西晋到唐中叶是“中世时代”。
-
司马家族努力实现统一并且广泛关注舆论，看起来是在追求“国家重建”这个公权化的目标，但建立政权后，反而把天下变成了“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