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 陈章鱼解读
《显微镜下的大明》| 陈章鱼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陈章鱼。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显微镜下的大明》，作者是著名的历史作家马伯庸。
马伯庸可以说是得到听书的老朋友了，之前为你解读过他的小说《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大医·破晓篇》。不过，今天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有一些特殊，它不是一本小说，这本书记录的，是明代六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虽然是历史，但是读起来并不枯燥，就在我正在写这段文稿的这天，由这本历史著作改编的电视剧刚刚开播，这也证明这本书中记录的故事有多曲折离奇。
马伯庸从历史文献中，挖出这六段往事，给我们展示了明代的许多真实细节，尤其是基层百姓的生活状态。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又能以小见大，看到明代兴起和灭亡的种种原因。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马伯庸把这本书取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
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肯定没法把六个故事都讲给你听，我从书中选择了两个最曲折的故事。而且这两个故事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把明朝的政治系统比喻成一个电脑程序的话，那么这两个故事正好展现了程序的前台和后台。
我们先来看前台的这个故事。
这一年是公元1569年，大明朝已经开国二百零一年，还有七十五年就要灭亡。此时在位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八世孙隆庆皇帝。大明王朝的国都早已经从南京搬到了北京，不过南京依然有着副首都的地位。北京以及周边一大片土地统称为“北直隶”，南京以及周边一大片土地统称为“南直隶”，这是明朝的两个省级区划，当时并称“两京”。南直隶下边有一个徽州府，徽州府下边管着六个县，其中最富裕的是歙县。今天依然有歙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
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歙县。故事要从一个普通人讲起，他叫帅嘉谟。
帅嘉谟文武都很一般，唯独有一个特长，对数学很敏感。要是放到今天，帅嘉谟肯定不愁找工作，去IT行业、金融行业都是前途无量。可惜在明朝，朝廷重视的是诗文，不重视算学，帅嘉谟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争取去官府当个管钱粮税赋的小官吏。这个岗位需要做大量的计算来练习，但是那个年代既没有教辅书，也没有习题集，上哪去练习呢？帅嘉谟想到，歙县因为富裕，所以是附郭县，也就是徽州府的衙门也在这个县，所以歙县的库房里，存着整个徽州府历年的钱粮赋税账目。帅嘉谟想办法接触到官府账册，拿往年的账目当成应用题来练习。
练着练着，帅嘉谟在账目上看出问题了。他发现徽州府每年上交的税赋中，在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税叫“人丁丝绢”，每年要缴纳八千多匹丝绢。可是再查阅徽州府下边六个县的账目时，发现其他五个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目上有记录。
八千多匹丝绢不是小数目。南直隶下边管着十几个府，每年总共要上交的丝绢是四万多匹，相当于徽州一府就承担了五分之一。徽州府管着六个县，这八千多匹的丝绢税却让歙县一个县承担，这就不够意思了。
帅嘉谟又查阅了大量资料，想要搞清楚这笔税的来龙去脉，一查不要紧，这笔税的历史可太长了。早在公元1365年，明朝还没有建立时，徽州就已经是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年在征税时一算账，朱元璋发现徽州府的六个县交粮食交少了，于是加了一笔税，让各县用等价的丝绢补齐，这个欠款和“人丁丝绢”的数量刚好一致。
当年六个县一起欠了债，不知道为什么，如今却让歙县自己去还钱。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不产丝绢，为了交这笔税，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再用银子从别处购买蚕丝用来交税，无形中让成本翻了一倍。大明开国才二百零一年，歙县的老百姓却当了二百零四年的冤大头。
这让帅嘉谟非常气愤，他决定去告状，替歙县的老百姓讨个说法。他没有向徽州府告状，而是直接告到了徽州府的顶头上司、整个南直隶的管理者应天巡抚那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应天巡抚，他叫海瑞。这可是铁面无私、刚强正直的海青天，帅嘉谟相信，只要引起海青天的注意，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不仅如此，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于翻案也非常有利。隆庆年间，朝廷正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简单来说就是税制改革。明朝之前的税收制度比较复杂，你看单单一项“人丁丝绢”税，就涉及交粮食、交蚕丝、交银子。“一条鞭法”的核心就是简化税收种类，粮食之外的那些实物税，统一改成用银子交税。这样能简化税收程序，减少中间操纵的空间，可以更公平。所以一条鞭法的口号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朝廷有政策，省里有青天，这让帅嘉谟觉得很有希望。他写了一份报告，开篇就是“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翻译过来就是：天下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公平，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应该发出声音。歙县长期以来，独自承担如此重的赋税，百姓苦不堪言，现在遇到您仁慈又贤明的官员，我向您详细说明情况，恳请您给歙县老百姓一个公平。
不得不说，帅嘉谟写报告还有挺有水平的。一上来调子就定得很准，既符合朝廷推行的新政策，又指出了百姓的困苦，用两个角度打动海瑞的心。后边详细说明自己的查考过程，指出这笔“人丁丝绢”让歙县一县承担，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数学才能，数字翔实，层层推导，极有说服力。最后，帅嘉谟还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笔钱六县分摊，可以按照人口数量分摊，也可以按照耕地面积分摊。方案都做好了，就等着海大人批准，不论按哪种方案分摊，歙县至少都能减少一半负担。
这一份报告递上去，效果立竿见影，海瑞很快给出批示，让徽州府好好查清楚，向省里汇报。徽州知府不敢怠慢，迅速召集下边六个县的官吏乡绅过来商议。
这样看来，丝绢案翻案有望。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事情有了变数，海瑞被朝廷调走了。海瑞一走，丝绢案失去了最大的动力。
你可能会问，这么大个南直隶，不能只有海瑞一个官吧？无非是几个县的纠纷，别说省里的官员了，就是徽州知府应该也能处理，怎么海瑞一走，事情就不好推进了呢？
你要知道，徽州不比别的地方，这里的读书人多，考中的进士多，所以做官的人就多。徽州府下边六个县，几乎每个县都出过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这样的高官，这些高官和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结成了一个个的利益集团。帅嘉谟要减轻歙县的负担，也就增加了其他五个县的负担。丝绢案的核心，是六县的利益之争，那些高官很可能会站出来为自己这一县说话。这帮大佬们个个手眼通天，那可不是好惹的。刚直的海瑞不会在乎这些，毕竟他还是个六品小官时，就敢直接写奏折批评皇帝。可是其他官员就没这么大胆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这个案子，朝廷收的税也不会少，管这个案子，指不定会给自己管出什么麻烦来。
于是海瑞一走，这个案子马上就被搁置了。大家就像商量好了一样，都是一个字——拖。帅嘉谟急了，事情走到这一步，怎么能让你们给拖黄了呢？他又重新查阅账目，准备上交一份更详细的报告。
这一查，还真查出了新的问题。
帅嘉谟翻出了户部给徽州开的收据，上边写得很明白，收到了徽州府的“人丁丝绢”，但是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公文中，“人丁丝绢”这个项目没有了，只有歙县多了一个项目，叫“夏税生丝”。这个“夏税生丝”就是前边所说的，二百多年前为了补交粮食欠款上交的生丝。
这就清楚了。当年“夏税生丝”这笔欠款其实早就没了，别的五个县早都不交了。后来朝廷又给徽州府加了一笔“人丁丝绢”的税，有人移花接木，继续以旧的名义从歙县收税，再以新的名义向朝廷交税。这样，原本需要六县均摊的丝绢税，神不知鬼不觉地压到歙县一个县的头上。
原本以为当年账算错了，所以歙县吃了亏。现在看来，人家就是故意的，就是要让歙县把其他五县的税也给交了。这就是欺负人了。
帅嘉谟又写了一篇报告，讲述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先是把报告递到了徽州府，可是徽州府一点回应都没有。帅嘉谟一想，海瑞一走，估计自己在省里也得不到支持，干脆进京上访，接着往上告！
这里说的“进京”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前边咱们说过，大明有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这些政府机构，在南京也有一套备份。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是对于南直隶这片区域还是有发言权的。钱粮税赋方面，南京户部就相当于南直隶的顶头上司。
帅嘉谟就把官司打到了南京户部。很快，南京户部给出了意见，也是让徽州府查明情况，然后向户部汇报，而且特别提出几个问题：丝绢税是从哪年开始征收的？为什么只让歙县出？其他县有没有出过钱？如果没有，接下来徽州府打算怎么解决问题？
虽然都是疑问句，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南京户部也觉得这么收税是有问题的，对歙县不公平。这一次得到户部的支持，按说应该解决问题了。没有想到，事情又有了变数。
因为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帅嘉谟去南京上访之后，没有再回徽州，而是带着家人去了别的省。最可能的原因是，帅嘉谟此时遇到了死亡的威胁。眼看官司就要打赢，这笔税也要压在其他五个县头上，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既然解决不了问题，干脆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帅嘉谟这一逃，丝绢案又一次陷入停滞，原告都没了，官司还怎么打？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案子也就没了下文。日子一年一年过去，这中间连皇帝都换了一回，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皇帝继位，似乎丝绢案就要彻底被人遗忘了。
意外的是，就在六年后，这个案子又被翻出来，而且这一次会震惊朝野。
这个案子之所以被翻出来，是徽州知府突然向歙县发了一道逮捕令，要求火速捉拿帅嘉谟，给出来的理由也很牵强，你帅嘉谟有本事去告状，为什么不留在歙县配合调查？现在想找你找不到，躲在外头一定是有问题，把他逮回来。
歙县一点也不热心，拖了半个月后才向徽州府报告，我们了解到帅嘉谟现在在别的省，我们是没有权力去别的省抓人的。又过了半个月，徽州知府居然收到了帅嘉谟的信。帅嘉谟在信中说，当年从南京回来有人要害他，他这才躲到外地。现在他愿意为了这个案子，快马加鞭赶回来。信里又附上一份报告，提供了这些年他查到的新线索。
这里边的细节很有意思，帅嘉谟躲到了将近一千里以外的江夏县，从歙县知道帅嘉谟的下落，到徽州知府收到帅嘉谟的信，前后只过去了十几天。这要是歙县派人通知帅嘉谟，一来一回两千里，这也太有效率了吧？更有可能的是，歙县其实一直都和帅嘉谟有联系，向他通报徽州的动态，帅嘉谟早就知道徽州知府要找自己，于是早就准备好了报告。这也好理解，帅嘉谟为了歙县的利益家都回不来，歙县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很有可能私下里为帅嘉谟提供帮助。
等到帅嘉谟回到徽州府，徽州府马上下令，详查丝绢案。为什么徽州府这么着急呢？因为早在那一年的年初，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府丝绢案到底查得怎么样了。更吓人的是，这封文书的前头有三个字“奉圣旨”。这个案子通天了。
再想拖是不可能了，再想压也压不下去，只能打官司了。于是，围绕这笔丝绢税，徽州六个县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正方选手当然是歙县。以前都是帅嘉谟单枪匹马，而这一次，歙县的知县亲自下场写了一份报告。帅嘉谟写报告时，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直白，知县大人就直接多了，表示有人篡改收税种类，使得六个县的税让歙县自己承担了。而且他还指出，徽州府这么多年，管财务的官吏没有歙县人，都是其他五个县的。这就相当于指着鼻子骂其他五个县，黑了心算计歙县。
这位知县大人怎么如此硬气呢？因为他的报告，找了几位本地的乡贤一起署名。这些人说是乡贤，其实都是退休官员，品级最小的是三品。这回清楚了，很有可能就是歙县本地这些大佬把案子捅到了朝廷，给徽州府巨大的压力，必须把案子查清楚。
其他五个县只能应战，各自向徽州府上交报告，以各种理由反驳，每个县也都学歙县，拉上本地的退休官员一起署名。这一年的徽州热闹非凡，六个县的报告雪片一般往上递，各县的乡绅们暗自斗法较劲，后来连当地百姓都惊动了。你帅嘉谟一介平民能进京上访，我们县的老百姓就不能告状吗？以至于后来，南直隶下发的公文里，除了催徽州府赶紧拿出结论，还反复强调，让徽州府管住老百姓，不要再来省里告状了。
可是徽州府哪里敢拿出结论？上边有大佬们神仙斗法，下边是百姓民意汹汹，哪边也得罪不起。后来，徽州府想了个相对公允的办法，和下边六县向南京户部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查阅黄册。
什么叫黄册呢？后边我会详细讲，这里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国家历年收税的档案。地方的记录有可能被篡改，国家的档案是权威的，孰是孰非一看就清楚。
黄册存放在南京，是朝廷机密文件，之前各县都曾经偷偷去申请查询黄册，结果都被拒绝。这次徽州府的报告得到了批准，徽州组成了一个调查团，前往南京查看黄册。没有想到的是，年深日久，当年的记录没了！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傻眼了。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黄册来主持公道，现在档案丢失，死无对证，谁也说不清楚当年是怎么回事了。
消息传回徽州，歙县和其余五县从辩论升级成了人身攻击，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
眼看这个案子越来越乱，南京户部看不下去了，迅速下发一道公文，请徽州府统计一下各县上交的各种税，加上这笔“人丁丝绢”一块算算，如果符合平均数，那就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如果算出来不平均，那么就让各县负担。
六个县人口田地都不一样，直接算平均实在是有些粗暴。不过，这不是南京户部糊涂，他们下发的公文中，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均平”。
你可能还记得，当年帅嘉谟第一次写报告时，就用这个词引起了海瑞的注意，当时朝廷正在江南试行一条鞭法，如今，朝廷正在酝酿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核心就是减少税收种类，实现“均平”。甚至有人猜想，朝廷把丝绢案翻出来，就是要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凸显旧税法的弊端，为推行一条鞭法引导舆论。南京户部的解决方案看似粗暴，实际上最适合向朝廷交差。
在这个算法下，歙县的赋税已经超过了各县平均，徽州府给出结论，以后丝绢税应该六县承担。最终计算的结果是，以后五县一起负担54%，歙县负担46%，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个方案被一路报到了朝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下发圣旨。
歙县人民欣喜若狂，此时距离帅嘉谟第一次告状，已经过去了八年，终于大获全胜。帅嘉谟在歙县被当做英雄，他给自己弄了一副冠带，相当于今天的大红花，在百姓的簇拥下游街庆祝。
歙县这边是锣鼓喧天，那边其余五个县的老百姓牙都快咬碎了，你们歙县能闹，我们也能闹。老百姓堵住县衙、府衙，截住官道，阻拦官员，非要讨个说法。
最夸张的是婺源县，这时正好赶上婺源知县离职，趁着权力真空期，秀才程任卿联合大族乡绅成立议事局，俨然要自治了。正好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带头的军官是歙县人，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直奔歙县，沿途散布消息，婺源要造反！
婺源人听到歙县人污蔑他们造反，勃然大怒，马上也派人散布消息，说真正造反的是歙县人。隔壁休宁县听说这个事情，表示你们玩得不够狠，看我们来个大的。休宁人直接占领了县衙，挟持了知县，然后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发去文书，说歙县现在出了上万叛军。
休宁玩得确实够狠，那几个省接到文书都吓傻了，按说歙县出了乱子，休宁县应该先上报徽州府，再上报南直隶，如今休宁的文书既越级又跨省，难道叛军都打到南京了？
乱了，这回是真的乱了。江南震动，各省哗然。南直隶和徽州府赶紧派兵，该弹压的弹压，该安抚的安抚，这才把乱局压下来。但是这一次动乱让大家看到，丝绢税的方案必须修改，不然徽州还得乱。
但是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六个县哪一方都没法让步了，五县的负担要往下减，歙县也不会多出钱，否则百姓还会闹起来。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是个非常黑色幽默的结果。不知道哪位高人指出来，徽州府每年要交的赋税里，有一笔军费其实被重复征收了两遍，只是多年以来一直这么操作，就成了惯例，不如和当地军队商量一下，从军费里拿出钱来，补贴给其余五县。军队那边很痛快地答应了，大概是因为他们算计着，要是再闹出民变，还得军队收拾这个烂摊子，不如少拿点钱，买个省事。
就这样，因为一笔糊涂账引发的徽州丝绢案，又因为另一笔糊涂账而被平息下来。从这里就能看出，大家这么纠结这些税目数字，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诉讼，大明的正税不多，但是各种隐性税却无比繁重，很多临时征收的税赋，执行几年后就固定下来，之后不断有临时税变成固定税。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从徽州丝绢案这两笔小小税赋，就能以小见大，看到明朝灭亡的原因。
说回这个案子，这场案子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最后终于拿出一个大家都能满意的解决方案，上上下下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然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帅嘉谟，要是没有你生事，哪来这十年的乱子？该秋后算账了。
帅嘉谟被判刑的理由竟然是，他给自己弄的冠带，用的是歙县老百姓捐给他的钱，这就算挪用公款，假公济私。最终给帅嘉谟定的处罚是，流放三千里充军。当然我们知道，在官老爷们看来，帅嘉谟只有一个罪名：你给我们找事了。帅嘉谟踏上了充军之路，他之后的人生是什么样，历史上再无记载。值得欣慰的是，歙县民众没有忘记他，他被收录在县志的义士传里。
受到惩罚的不止帅嘉谟一人，徽州大乱中各县站出来闹事的人，其实大多不是坏人，都只是想为当地百姓减轻一点赋税，不过在官府眼中，这些人都必须处理，给他们安的罪名各不相同，处罚从杖责、下狱到流放充军都有。
那位在婺源县成立议事局的秀才程任卿处罚最重，在官府看来，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接近谋反，所以他被判处斩监候，相当于死缓。程任卿不是一般人，他在监狱里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哭闹，而是详细引用法律条文，上书为自己辩护。在很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的死缓就一直缓了下来。在监狱里待久了，程任卿决定做一件事情，他要编一本书。他联络徽州官吏和各县的朋友，把这十年来围绕丝绢案的各种资料汇集起来，从朝廷圣旨到乡绅书信，一共137篇文书，他都客观保留下来，这本书叫《丝绢全书》。
程任卿在牢里一待就是二十年，后来，有同乡当了高官，为他喊冤，这才改判充军，发配边疆。程任卿还真有本事，在边疆立下军功，成了一名军官，最终荣归故里。婺源百姓也在县志的义士传里给他留了个位置。而那本《丝绢全书》也流传至今，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四百多年前的这段历史。
丝绢案说完了，这个案子可以当做一个样本，展现明代政治系统的“前台”。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正好可以展现“后台”。
你发现没有，在丝绢案中有个关键变量——黄册。各方都相信只要查阅黄册，就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明白，等到大家发现黄册的记录遗失，整个徽州就彻底乱了。黄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权威呢？这就是《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另一篇浓墨重彩的内容了。
这要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建立了明朝，作为皇帝，接下来他就要治理天下了。然后他发现，治理天下真的是个技术活。
治理天下有个前置条件，那就是了解天下。不是说天下有多少地，这些地就自然而然成为帝国的粮仓，朝廷永远只能管理自己知道的人口和田地。对于皇帝，这天下就像是被一团迷雾笼罩，你能吹散多少迷雾，实际上你才拥有多大的天下。
那怎么了解天下呢？有的朝代能占一点前朝的便宜，比如刘邦攻陷咸阳后，萧何马上接管了秦朝的户籍档案，靠着这批档案，刘邦迅速了解了天下的情形，在和项羽争霸的时候占据了优势，建立汉朝之后，也能参考秦朝的户籍制度，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系。
可是朱元璋没有这样的运气，在他前边是元朝，元朝的户籍制度实在太乱，根本没有办法全盘继承。朱元璋只能另起炉灶，自己搞一套制度。
这套制度的第一版叫做“户帖”，相当于明朝版的户口本。
在那个年代，户帖可以说相当精细，每一户都要写明籍贯、人数、名字、年龄、住址、田产等等信息，所有的经手官员，上至知县下至乡里的里保，每个人都要签名。一式两份，一份存在百姓手中，一份交给官府留底，两份中间盖一个骑缝章，防止任何一方伪造篡改。
各地统计好户口之后，层层上报，逐级汇总到朝廷。这样，朱元璋手里就有了一份全国总报告。全国一共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耕地，一目了然。有了这个东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就变得透明了。
为了防止官吏谎报瞒报，朱元璋还搞了核查制度，直接派军队下去抽查。哪一级数字和实际不符，哪一级官员就要掉脑袋。
这一次大普查，搞了整整一年，虽然原始记录并没有留到今天，但是历史学家根据种种记载推测，全国总注册人口在五千五百万以上。这就是朝廷可以实际控制的人口，只要愿意，可以追查到具体任何一户的情况。这一年是明朝建立的第四年，公元1371年，经过了宋朝末年和元朝的混乱管理，一百多年后，皇帝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
但是这种管理不是静态的，人口会增长，土地会变化，于是朱元璋下令，从此之后，每十年各地都要更新一轮数据。他要靠制度让天下一直透明下去。
十年后，新一轮普查开始，这一次朱元璋又把制度进行了一次升级，从户帖变成了黄册。有什么变化呢？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把徭役的统计也加了进去。在古代，百姓除了交税还要服徭役，也就是给朝廷打工，朱元璋规定，一百一十户百姓是一个里，每年这个里当中有十一户要去服徭役，十年一轮。黄册里边就有一张大表格，记录了哪一年都有哪几户应该去服徭役。
简单来说，之前的户帖是户口本加土地证，现在的黄册，是户口本加土地证再加排班表，这样，全国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土地，能上交多少税，又能出多少劳力，就变得清清楚楚。
为了防止谎报瞒报，朱元璋又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制度。黄册中的数字不能只写现在的数字。比如说人口，要写清楚上次造册时的数量，这十年间增加了多少，减少了多少，现在又有多少。这样，就从户帖的静态统计，变成了动态管理。你想作弊，想把这一次的数字改了，官府调出从前的档案一对，就能看出问题。这么一来，朝廷不只掌握了每一户的现状，还控制住了过去和未来。
朱元璋规定，每隔十年，各地的数据统计好之后，要编成四套黄册，县里、府里、省里、朝廷各留一份。于是各地的黄册纷纷运往当时的首都，今天的南京。朱元璋把黄册存放在今天的南京玄武湖，这里四面环水，既不用担心火灾，也不怕别人闯入。二百多年来，玄武湖就成了明朝的数据中心。
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在丝绢案里，大家都想要去查阅黄册，因为这个王朝从开国以来的人口、田地、赋税、徭役，那些最详细真实的数据，都记录在黄册中。这一套制度，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以说已经非常完善了。
只可惜，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有人来执行。明朝的前一百年，在朱元璋、朱棣这些认真皇帝的监督下，黄册的制度运行得不错。但越往后，上上下下的态度就越来越敷衍，龌龊手段层出不穷。有些地方在制作黄册时，会选择粗制滥造的纸张，甚至特意在纸张里掺甘蔗汁和蜜水。这样的黄册在库房里，不是化成粉末，就是被虫子咬破，之前的记录就会荡然无存。
到了发生丝绢案的隆庆、万历年间，黄册制度已经是病入膏肓。在各种瞒报、谎报之下，黄册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举个例子，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朱元璋的时候减少了三分之二。其实，这个地方这些年一不打仗二不闹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的大户通过各种手段，把增长数藏了起来。
到后来，地方官员根本不把黄册当回事，他们自己又搞了一套统计制度，里边记录了当地真实的土地和人口，当然也是他们能力范围内的“真实”。这套制度叫做“白册”，朝廷曾经反复向地方索要白册，甚至动过以白册替代黄册的心思，但是地方上坚决不合作，这件事情一直没成。
这个时候，上上下下谁都知道，黄册已经沦为一堆废纸。黄册一旦失灵，对于朝廷来说，天下就不再透明。长此以往，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他们会运用各种手段，将赋税的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甚至还会为了私利，自己进行摊派。这样下去，是要亡国的。
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对一条鞭法非常重视。利用推行新税的过程，就有机会绕过黄册，建立一个新的统计制度，让天下重新变得透明。
只可惜，从丝绢案我们就能看出来，那时的明朝已经是积重难返，一条鞭法为明朝延续了一段时间的生命，却没能彻底拯救这个王朝。黄册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延续了下来。
黄册的结局让人唏嘘。清朝占领南京后迅速封存了黄册库，顺治皇帝打算找到一些有用的档案，为清朝的统治提供帮助。他指派户部尚书来负责黄册的整理。后来，顺治皇帝问户部尚书，在这些黄册中有没有找到有价值的资料？户部尚书苦笑着说，他发现一些地方在崇祯年间制作的黄册，里边的户口和数字竟然和朱元璋时代一模一样。这些官员已经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懒得做了，抄几份老档案就算应付差事。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地方的库房里，户部尚书还找到了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可是大明到了崇祯十七年就已经亡国了。这说明地方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制作一次黄册了，反正也是假的，反正也是抄作业，不如一下多抄几批，到时候交上去就行了。
这本应该在崇祯二十四年上交的黄册，成了大明王朝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到这里，这本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丝绢案和黄册的来龙去脉，正好展现了明代中后期，国家机器的前台与后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两个故事中的乱象，能让我们对明代的历史中的问题，有更直观的感受。
最后，想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其实和得到App还有一些渊源。
当年，马伯庸从朋友那里听说了历史上有个徽州丝绢案，又找到了那本《丝绢全书》，他就萌生了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想法。可是，当他自己动笔写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涉及太多专业的历史知识，很多政治和赋税的问题，马伯庸感觉自己没有弄明白。于是他找来许多论文研读，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帮助马伯庸最终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一次偶然的机会，马伯庸把案子讲给了和菜头，和菜头又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罗胖。2016年，得到App做了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用十万元买下这篇文章，免费发放给得到的用户。
后来，马伯庸没有留下这十万元，而是把钱分给了他参考最多的四篇历史论文的作者。可能是第一次有人因为读了论文要给自己送钱，几乎每位作者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总以为是一种新型的诈骗，中间的过程既曲折又搞笑，推荐你去看马伯庸自己写的公众号文章《四起几乎未遂的学术“诈骗”案始末》。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恰恰是当年这个活动最想传达的理念：“知识应该是有价的，智慧结晶理应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尊重。”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按钮，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我在文稿末尾还附上了电子书的链接，推荐你去进行拓展阅读。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显微镜下的大明》记录了明代六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者马伯庸希望从这些细节以小见大，讲述明代兴起和灭亡的种种原因。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程度。
2．从“徽州丝绢案”，我们能看出明代隐性税繁重，临时税逐渐变成固定税，给百姓造成巨大负担，这是明代走向衰亡的一大原因。
3．朱元璋建立的黄册制度，其存储之巨、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