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金燕西解读
《昨日的世界》| 金燕西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是奥地利著名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它的副标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茨威格出生于1881年的维也纳，当时这座城市还是欧洲当之无愧的艺术、文化中心，横亘欧洲的奥匈帝国首府，大量文化名流在这里旅居、工作 ，街头巷尾谈论的也不是政治、军事，而是文化生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当茨威格开始写作这本回忆录时，他的祖国已不复存在，欧洲大陆深陷希特勒的战火，繁华自由的欧洲已是“昨日的世界”；他一生出版的书稿被焚毁，同时踏上了流亡的旅途。1942年，茨威格和妻子绿蒂双双自尽于巴西的寓所中。当时距离二战的终结，只剩短短三年。
为什么茨威格在远离战火的巴西，仍然做了从容赴死的决定呢？有人看过他的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惊叹于一个男人如何能描写出如此生动、细腻的女性心理，便草率地认为他死于内心的软弱。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读懂他最后决定的钥匙，就藏在这本“绝命书”里。
我们知道，茨威格不仅写出了《心灵的焦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些绝佳的文学作品，还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直到今天，他所写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还是学生必读书目、畅销书。如果说茨威格在重现他心中伟大的人格时，怀着炽热的热情与敬仰，那么，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茨威格却谦逊地将自己的命运隐藏在滚滚向前的历史中。他将自己作为时代的见证者，把自己的童年、少年和中年当作讲述历史的坐标轴，记述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所目睹的欧洲社会。
实际上，这种写作手法也属于历史学界这几年推崇的“口述史”——茨威格从个人的角度见证时代沉浮、新旧欧洲的更替和战争岁月对普通人，以及知识分子的影响。正如他在书中所写：我所讲述的，并不单单是我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歇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
他所说的火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是两次世界大战，但似乎战争在人类历史中也不是新鲜事。那为何见多识广的茨威格会说，自己是历史上少有的命运多舛的一代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随着国际冲突的爆发，欧洲逐步从精神的巅峰，坠落到了道德的深渊。
接下来，我便分两部分来解读这本书。第一，我会从茨威格的童年、少年时期谈起，来看看两次世界大战前的“昨日世界”是怎样的？繁华、稳定的背后，是否也有暴风雨前的暗流涌动？第二，我们会随着茨威格来到战时岁月，除了可预见的动荡以外，我们将会通过他的双眼，观察一下两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大众心态变化，从而还原出当时的历史氛围。
好，现在我们就跟随茨威格的记忆，回到19世纪末的“欧洲中心”维也纳 ，来看看茨威格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中浸润长大的。
从维也纳的郊区穿过，你会看见一排排倒映在多瑙河上的房屋，有的散落在花园和田野中，有的分布在阿尔卑斯山脚的小坡上，自然与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从市郊走入市区，会发现一条条环形大道上的楼阁环抱着古老的宫殿、教堂和大学 。到了傍晚，城市里的灯光与夕阳交相辉映，新派和旧式建筑并列，市民在宽敞的林荫大道上散步、交谈，议论着当天在皇家剧院即将上演的舞台剧。
“快看！那是谁？”忽然街上众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有人认出了人群中的夏洛蒂·沃尔特夫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戏剧演员。人们蜂拥过去，想让夏洛蒂签名，男士纷纷向她脱帽致意，女士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围观者中有几个十来岁的男孩子，他们激动得憋红了脸，却犹豫着不敢上前。
而这一幕被夏洛蒂看见了，她向其中一个深发黑目的小男孩伸出手，问：你叫什么名字？那男孩有些局促不安，却鼓着勇气抬头，大声地用德语说：斯蒂芬！我的名字是斯蒂芬·茨威格。
正如我们故事的主角茨威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维也纳热爱艺术、尊重艺术、重视文化生活。对于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来说，每天早上读报纸，首先看的不是时政要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剧目，而大家所关注的焦点人物，除了老国王以外，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家，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夏洛蒂·沃尔特夫人。人们学习皇家剧院演员的谈吐、发音，模仿他们的穿着，就连从未观赏过戏剧的女仆和马车夫都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在这里，茨威格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维也纳人对艺术的狂热，他说：“当曾经首次上演过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柏森多尔夫音乐厅）被拆毁的时候，维也纳整个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大厅里，前幕刚落下，人们就冲到舞台上，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地板的碎片——他们知道艺术家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带回家去，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几十年以后，我还在数十户人家里看到这些木片被装在精致的小匣子里，就像教堂里收藏神圣的十字架碎片一样。”
接着茨威格又自嘲了一下，说当时这座音乐厅被拆除时，他家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具体做了什么他没有透露，可能不好意思说——说不定他也是那捡了地板碎片回去奉若珍宝的人家之一呢。
接着茨威格还描述了当时最后一场演出的盛况，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我们鼓掌、欢呼，一些妇女激动得哭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最后的告别演出。大厅的灯灭了，为的是把我们‘赶走’，但是四五百狂热的乐迷没有一个离开座位；我们在这里待上半小时、一小时，好像我们这一行动会把这座神圣的大厅拯救下来似的。”
而这种狂热，茨威格说，遍及维也纳社会各界。经历了几世纪的艺术熏陶，维也纳人具备了超群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水平。同时他也承认，这也使得音乐家和艺术家对他们的演出水平极为严苛，因为任何一个错音都会被立即发现，任何的差错都关系到演奏者的艺术生涯，乃至关系到全城的荣誉。
除了备受尊崇的音乐厅、剧院，就连坐在酒馆里的普通市民也会要求酒馆里助兴的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茨威格说，这就像要求掌柜给上一杯好酒一样自然。可以说，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市民从上至下都有一种美的本能，这是他们的生活长期熏陶而成的。而出生于犹太富商家庭的茨威格，天生就习惯了这种富有审美、热爱文化的生活，这就是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文明世界。
在茨威格看来，这种崇尚文艺的气氛形成了独特的维也纳文化。这是一种宽容、博采众长的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来到奥地利，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共同追求艺术和美。更重要的是，这种兼收并蓄的文化让在维也纳生活的人不知不觉被培养出开阔的世界胸怀，超越狭隘的地域偏见。对于这一点，茨威格自豪地说，凡是在维也纳工作过和生活过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摆脱了狭隘和偏见，不会有任何地方比在维也纳更容易当一名超越民族界限的人。
这样独特的文化气氛是如何形成的呢？茨威格认为，这源于奥地利数百年的和平与稳定：他们对军事缺乏热情，对政治更是没有野心，而这反倒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这恰恰是奥地利民族自豪感的体现 。另外，数百年的和平发展也为奥地利社会带来一种稳定的安全感，再加上那时新兴的交通、通讯等技术尚未加速都市生活，所以人们的生活节奏从容不迫，似乎没什么能影响到他们安稳的日常生活。这就是茨威格所形容的“太平世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危机的序幕掀起前，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没什么重大变革，货币不会贬值的太平年代，就连股票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可以被称作是一场重大“灾难”。
但一切都如表面那样风平浪静吗？当然不是，这只是“昨日世界”最光鲜的那一面。茨威格承认，光彩夺目的维也纳背后也有许多陈旧、老朽的地方。比如他说，这也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国家，它只希望防止任何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牢不可破的地位。因此年长者轻视年轻人，想尽办法抑制住社会新鲜的血液与能量。
对于这一点，茨威格举了一个例子。当时的年轻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老成一点，都不得不“扮老”。报纸上有很多增长胡须的药品广告，而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大学生，在从医时都不得不留起大胡子，戴上金边眼镜，只是为了在病人面前装成有“经验”的老医生。男人们都穿着长长的黑色大礼服，步态、言行稳重，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会挺起微微凸起的“啤酒肚”，刻意显示自己的老成持重。 你看，从这些描述中，已经隐隐能看出一些社会僵化的弊病了。
我们再接着看。老朽腐化的社会准则渗透进帝国的各个方面，而让茨威格感受最深的，还是少年时期亲身感受过的教育体系。
毕竟，教育系统是组成社会大厦的重要基石。在茨威格看来，当时维也纳的学校并不能培养独立思考或拥有自由思想的年轻人，而是与这个社会一样，致力于培养规驯、顺从的帝国接力者。这种服从的意识从学校渗透到家庭，再到社会，是一个无限循环。他说，“学校首先教育我们：现实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教师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是绝对有效、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得以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应该首先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那就是完全服从。”
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缺乏变革和进步的意识是繁荣假象下腐烂生蛆的骨肉。在表面上的一片祥和背后，是新旧社会交替中的暗流涌动。昨日世界的辉煌也造就了一代代视野受限、被蒙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未来盲目乐观，认为战争只是落后社会的产物，而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就连像茨威格这样，先后在奥地利和德国接受大学教育，并游历了世界的人，都被这种欢腾的假象所迷惑。
直到一战爆发前，茨威格都还坚定地相信理性的力量，他说：“我们坚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德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战胜一切。” 而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奥地利的周边暗自酝酿的时候，维也纳依然歌舞升平，享受着太平世界的安稳与多元艺术的结晶。
事实证明，昨日世界的浮华与随之产生的盲目乐观，都让他们低估了人性的卑劣，欲望的不可控。正如茨威格在书中写道，或许繁荣来得太快了，也许欧洲各国和各城市强大得太急促了，所以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个人和国家去使用甚至滥用自己的力量。法国的财富充裕，但是它贪得无厌，还想要一块殖民地，尽管法国的人口已不足以维持殖民地的统治，可它还想侵略，差一点同摩洛哥动武。意大利觊觎着昔兰尼加。奥地利要吞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把矛头指向土耳其。目前德国暂时被排斥在外，但它的利爪总想伸出去，大抓一把。欧洲各国的头脑里都充满了蠢蠢欲动的热血。这些国家扩张的野心到处膨胀，像流行病那样传染。
你看，在貌似繁荣稳定的社会背后，战争的乌云已经向欧洲靠近。冲突在巴尔干半岛、阿尔巴尼亚频繁发生，国际间的结盟越来越紧密，德国征收战争税，法国延长了服役期。新老欧洲的交替迫在眉睫，酝酿已久的骚动已经开始，战争一触即发。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1Q84》中说：历史向人类昭示的最重要的命题，也许就是“当时，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茨威格也说：“当时社会名流写的重要文章，没有一人提到过战争问题，或者大声疾呼去告诫人们警惕战争。”昨日世界延续到新世纪的乐观主义也影响了茨威格的认知，认为大规模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茨威格或许只能代表他那个阶层的知识分子，而对于一战前的平民老百姓来说，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或许有些出人意料。
茨威格提到一则在法国乡下的见闻，这颠覆了他对“淳朴”老百姓的想象。即便是现在，我们都能透过文字嗅到他当时的胆寒。
1914年春，茨威格从巴黎前往都兰，途中路过安宁静谧的图尔，这是一座位于法国中西部的小城。他和女友来到图尔郊区的一座小型电影院，里面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工人、士兵、女商贩等等，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同时向浑浊的空气中吞云吐雾，即使旁边就挂着“禁止吸烟”的标牌。
银幕上开始放映《世界要闻》，先是英国的划船比赛，观众没什么反应，照常闲扯、抽烟；然后是法国的阅兵式，依然没什么反应；随后是第三个画面：威廉皇帝到维也纳拜会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约瑟夫皇帝就是当时奥匈帝国声望极高的老皇帝。在银幕上，首先出现的是维也纳火车站的站台，上面排列着警察，等候迎接进站的列车。接着出现的是年迈的约瑟夫皇帝，老皇帝有点驼背，步履艰难。法国图尔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发出了些善意的笑声。接着列车进站，从豪华车厢中走出来的是德国的威廉皇帝，他穿着一身奥地利的将军服，翘着高高的八字胡。当这一幕出现时，电影院里立即爆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口哨声和跺脚声，男女老幼全部都发出嘘声和嘲笑声。
茨威格说，这些善良的图尔人除了通过报纸上的消息知道一些外面世界的信息，可能都没有出过省，但他们对威廉皇帝的嗤之以鼻是那样自发而疯狂。
这一幕让茨威格不寒而栗，继而惊恐万分。在他看来，经过多年对德国的负面宣传，仇恨已经浸入平民老百姓的心里。在这个远离大城市、民风淳朴的小城镇，市民之间没有恶意，与世无争，却对远在德国的威廉皇帝有这么大的恨意。这也让茨威格感到伤感，因为他和同伴做了大量努力，想方设法促进国家和民族间的谅解。可这一小小的细节却让他发现，在这些淳朴的民众里，仇恨竟那么容易可以被煽动起来。
类似的不理智行为与对战争的幻想在一战爆发初期也显现出来。欧洲的民众已经太久没有经历过战争了，更不知道现代战争意味着什么。茨威格说，成千上万的人以为战争就是一种遥远的传奇，闪耀着英雄和浪漫色彩，是骑兵闪闪发光的盔甲，是高举长矛在进行你来我往的厮杀，是高奏凯歌和荣耀时刻。
他们不知道，现代战争是长年累月的消耗，是战壕里的饥饿与虱子，这对于二战前夕的欧洲民众来说都太刻骨铭心了，但对于1914年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被荣誉、牺牲和民族主义裹挟着陷入战争，同时还向母亲高喊：“我们一定会回来过圣诞节。”
我们刚才提到，看似和平、繁荣的昨日世界背后是压抑与腐朽的社会，新旧世界的冲突所产生的破坏欲，化为战争初期的冲动与盲目的爱国主义狂热。所以茨威格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源于一种幻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 而我们知道，这仅仅是一种幻想，现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对民众来说是一场噩梦，这无需赘言。因此茨威格在战争的初期，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便决定，他要为世界民族之间的和谐而奋斗终身。
事实上，茨威格也是这样做的。一战期间，他自愿入伍，从事战时新闻服务，将他所看到的战争的残酷一五一十地告知给民众。后来又和他的朋友，法国和平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共同写作反战文章。他还创作了抨击战争的戏剧《耶利米》，并在中立国瑞士的苏黎世首演。可以说，茨威格为了促成民族和谐而贡献出了一个作家的全部力量。
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叫：“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欧洲经历了一战的重创，又在货币贬值与饥饿中挣扎了好几年；人们终于清醒了过来，而包括茨威格在内的欧洲人都以为，战争不会再发生了。
而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另一场幻想而已，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1933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欧洲的和平再度岌岌可危。但历史的情景似乎又重演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和平将会因这个人的崛起而再度崩坏。茨威格说，在德国的知识分子眼里，“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就连推他上台的那些人，都误以为纳粹只是暂时夺取政权，而对这股力量采取轻视态度。而这其中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希特勒没有“高学历”，而在当时的德国，所有担任高级职务的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茨威格自己也承认，刚开始他以为希特勒只是众多暴乱分子中的一个，不久后就会自己消失 。他说：“我们依然相信法律，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会持久永存，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你看，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与幻灭的茨威格，依然对未来抱以乐观的期望，依然寄希望于他所热爱的欧洲文明和人类的良知。实际上，当时很多人比他还要盲目地相信文明和理智的力量，而对纳粹的威胁充耳不闻。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品读和思考：“纳粹分子总是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像用药一样，先用一定的剂量，暂歇一会儿再用一粒药丸，然后停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如何，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而由于欧洲的良知总是持‘与己无关’的态度，所以药的剂量越加越大，直到把整个欧洲毒死为止。” 这一步步的试探从国会纵火案、集中营、秘密审讯室，再到禁止犹太人的著作和音乐，欧洲人逐渐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却对此毫无觉知。
而这种对太平世界的盲目信任将再次把欧洲拖入泥潭。这次不只是像茨威格这样的知识分子不相信会发生战争，经历过一次残酷战争的民众也同样享受着虚幻的和平，不愿从梦中醒来。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1938年，二战爆发前夕，茨威格流亡英国时的所见所感，从他的描写中还原当时人们面临和平或战争时的心路历程。
我们知道，英法两国在二战前采取了所谓的“绥靖政策”——为了避免战争冲突，当时的欧洲容忍了希特勒的军事扩张，眼见他一步步从秘密扩军到明目张胆大规模扩军备战，再到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这项政策后来被视为耻辱，因为它的确助长了法西斯的崛起。但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态度，就拿英国人为例，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只为维持暂时的和平。
当时茨威格在英国流亡已经第五个年头了。1938年10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前往慕尼黑再次与希特勒谈判，这是他第三次向德国“乞求和平”。但茨威格说，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这是一次投降，在这次会上，英法与德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议”，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送给了德国。但当人们从报纸和收音机上听闻协议达成时，都松了一口气，欢呼雀跃，认为和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伦敦人激动地感激张伯伦，就像茨威格所说，如果当时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具体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机场迎接他，向他祝贺和欢呼。报纸上刊登着张伯伦的照片，他站在机舱口，手中挥舞着那份协议，似乎在骄傲地向人民喊出那句口号：“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当晚的电影院也播放了机场的画面，观众从座位上跳起来，欣喜若狂地拥抱在一起，相信不再会有战争。第二天股市大涨，甚至还有法国人提议给张伯伦竖立纪念碑 。在当时的人群中，只有流亡路上的茨威格，还有极少数的英国人认识到，这只不过是和平的假象而已。第二年的3月，希特勒便一举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用茨威格的话来说，到这时，英国才从真诚的轻信中痛苦地清醒过来。
当战争再次爆发，茨威格已经快六十岁了，而他作为犹太人，一生的作品被纳粹列为禁忌，祖国奥地利，曾经的欧洲文化之都沦为希特勒的附庸；他失去了护照，成为一个彻底的流亡者。但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对他来说最令人绝望的莫过于人生意义的丧失。正如他说的，“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贡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统一。我害怕人类之间互相厮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而如今）我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对于茨威格来说，过去的一切努力又将被摧毁，昨日的世界已经逝去，但新的时代尚未到来。而他的一生都在过渡期徘徊，不知道人类的“明天”到来前，还要经历多少折磨与苦难！
好，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我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足的犹太家庭，他见证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稳定、繁荣的欧洲，同时也目睹了诸多光彩背后的阴暗；成年后的他游历世界各国，与当时的思想巨人如罗曼·罗兰等人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然而战争的阴影笼罩茨威格的一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立志要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要将全部力量奉献给民族团结和欧洲统一；这个梦想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彻底崩塌，他的犹太人身份不仅使他所有作品被禁，还让他流离失所、四处逃难，最后在巴西携妻子从容赴死。但关于这一点，我想强调：直到最后一刻，茨威格在物质方面都没有任何匮乏，而且也绝不缺少荣誉。他的群众地位很高，作品在后来流亡之地巴西也广受欢迎。所以说，他明明可以享受着贵宾的待遇，静候战争的结束，他为什么还会作出自杀的决定呢？
答案或许你已经体会到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茨威格出生时是一个文化极度繁荣发达的时代、欧洲的精神巅峰，那时候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有对新世纪有所期待或幻想，绝不会想到文明的进程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跌入谷底。他们更无法想象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刷新了人类残忍的记录，而自己这一代人的命运也完全脱离掌控，被时代命运的车轮碾压。而这一切对于身为犹太人，却一直怀有和平主义理想的茨威格来说，更为残酷；而身为作家，他的文字在祖国被列为禁忌，他无法再为自己的理想和人民发声，这也是极度痛苦与孤独的。
因此，《昨日的世界》成为他的绝命书。在本书中，茨威格倾注了他所有对世界的热爱，从他的个人视角完成这部荡气回肠的口述史。在生命的尽头，他将自己未能完成的期望留给后人。如果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摒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轻信与英雄主义，为建造时代和平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才可以说，不枉我们生在这个和平美好的年代。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记得茨威格书写的历史教训——所有的盲目与轻视都会招致灾难，从这个维度上来看，这本书对和平与战争的反思是不朽的。有人说，经典的含义就是道出了人类普遍的困境，《昨日的世界》便是这样的书，即便是今天，它对我们来说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还想与你分享茨威格在书的最后说的一句话。在目睹了半世的战乱与道德沦陷后，他写道：“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在读这一句话时，我仿佛看见了八十年前这位目光睿智坚定的绅士，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波折：繁华、荣辱、危机、流亡，但到最后他依然热爱这个世界，并对这个他曾寄予厚望的人类文明怀有无限的希望与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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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茨威格出生时的十九世纪末是一个文化极度繁荣发达的时代、欧洲的精神巅峰，因此培养出了超越民族的胸怀与乐观主义。
2. 一战前，知识分子的盲目乐观和民众的无知让欧洲一步步陷入战争，然而他们对现代战争的残酷毫无认知；二战前，欧洲人竭力想避免战争，却又掉入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促成了希特勒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