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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历史》 海琳娜解读

《捍卫历史》| 海琳娜解读

关于作者

理查德·艾文斯是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主要从事二十世纪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著作等身。2012年,因其学术贡献,获得爵士爵位。他的代表作《第三帝国三部曲》被学界誉为历史学的杰作。

关于本书

《捍卫历史》是一部史学著作。从学术领域来说,它通过对19至20世纪史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和反思,对历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学者们对这些概念认识上的变化进行讨论,最终对激进的后代主义的冲击做出了有力的反击。

对于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在史学方面的解读与分析,有助于读者在阅读一本历史著作时,了解这本书的研究流派、方法和动机,从而更具思辨性地阅读历史、理解历史。

核心内容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极端相对主义者不仅否认过去的客观真实,把过去视为话语和文本,而且否认历史学家能够客观公正地构建历史,从而否认了历史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历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斯从对史料的解读和对构建历史的过程入手,有力地驳斥了极端相对主义的观点,捍卫了历史的尊严。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理查德·艾文斯的《捍卫历史》。这本书的中文版大概25万字,我会用大概30分钟的时间,为你解读其中的精髓: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历史学存在的基础,即历史真相和客观性,遭到质疑、批判和抛弃,以及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作者理查德·艾文斯做出的回应和反击。

说到危机,也许你会问,历史不就是过去的事吗,有什么东西能威胁到已经发生的事情?

你可能还记得2017年年初的一件事,中国游客在东京APA酒店客房中,发现了大量右翼书籍,书里不仅否认南京大屠杀和韩国慰安妇的存在,还称“所谓日本犯下的罪行,是美国为投下原子弹而编造的谎言”。

我们当然觉得荒谬。我们有当时的新闻报道,有亲历者拍下的照片和录影带,有幸存者的自述和回忆录,这些人怎么可以无视事实、混淆黑白?但我们看来荒唐的事,真真实实发生了。

不仅在日本,在西方世界,早有学者声称,没有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没有纳粹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屠杀,这些都是政治团体别有用心的杜撰。他们会告诉你,你所看到的资料都不能被相信,因为写下报道的人在文章里有意添加了他个人的主观政治倾向,自述者受到感情的影响,会夸大其辞,你看到的资料都是经过挑选后才出现在你的面前,历史的真相是不可知的。你有理由对他们的说辞嗤之以鼻。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过去七十多年,祖辈们的记忆历历在目,不是几句话就能否定的。但是,再过一百年呢?当有人不断告诉后来的人,我们不可能探知过去的真相,一切都是历史学家笔下的故事……那么,人类历史上这段残酷的历史,还会被人当作曾经真实的存在吗?

这就是历史面对的危机:过去的真实受到了否定,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受到了质疑,历史学家构建历史的过程受到批判,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些人借着理论的掩饰,试图抹杀过去,混淆真相。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斯写下了《捍卫历史》这本书。艾文斯是一位从事二十世纪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历史学者,他的《第三帝国三部曲》被誉为历史学的杰作,而他本人也被视为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捍卫历史》这本书出版于1991年,一经面市,就引发争论,遭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和抨击。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笼统地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传统的思想运动。这个传统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是西方世界从启蒙运动时建立的现代社会的传统,我们称它为“现代性”。现代性相信人类可以凭借理性的力量探索客观世界的真理,找到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但是,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以及多次经济危机,一些人对这一信念动摇了。他们开始怀疑现代性是不是真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因此诞生。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也对历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也是《捍卫历史》这本书涉及的重要问题,我将在后面的内容里为你解读。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理查德·艾文斯的《捍卫历史》。我将分三部分来展开:首先,我们将弄清三个问题,即,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构建?什么样的历史才算是客观公正的?这是理解本书的基础,我们将在这一部分看到,传统历史学家是如何面对这问题的;其次,我将为你解释,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最终上升到学科危机的层面,让本书的作者艾文斯发出必须捍卫历史的声音;最后,我们将看到本书作者艾文斯是如何对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极端相对主义的质疑和否定进行反击,从而捍卫了历史的尊严。这是一本充满哲学思辨的史学书籍,对于任何一个喜爱历史、并有志于探索历史真相的人都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历史?什么样的历史才算是客观公正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在大多数语言中,历史这个词通常有两层含意,一是指往事,就是过去本身,二是故事,也就是我们关于过去的叙述。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理解都没有问题,但在学术讨论里,我们就需要一个准确的定义。

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平时是从哪里了解历史的。书籍、影视剧、纪录片、学术讲座,或者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任何一件事,只要发生在我们出生之前,甚至,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同地方,只要我们没能亲自经历,我们都需要通过别人的讲述才能了解。让我们再回忆一下,他们是怎么讲述的。他们会把事件中的关键环节挑选出来,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呈现出来,这就是你了解到的历史。这个过程,称为历史的构建。所以,严格说来,历史并不等同于过去,它是由人,主要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构建出来的。请注意,这里的历史和你在生活中用到的历史,意义是不同的。

了解了历史是什么后,一个问题自然就出现了,那就是:我怎么知道历史学家构建出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呢?这个问题乍一听,挺简单的。只要历史学家用来研究的史料——也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献——是真实可信的,只要他们在研究中的态度是公正客观的,那他们构建出的历史肯定就是如实地反映了过去的原貌。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构建出的历史是客观真实的。可问题又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史料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学家怎么能保证自己在研究中秉承公正客观的态度呢?

对于第一个疑问,19世纪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给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文献学方法来处理历史资料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要考察文献的来历和文献作者的写作动机,以及这份文献与同一主题下其他文献的关系,来判断它的真假,判断它的内容有没有被篡改。这个方法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欢迎。他们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历史资料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学者们就相信,历史是一门科学。人们可以通过历史学,重建过去的真实了。

当然,事情绝不可能有这么简单。随着历史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史料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史料在保存的过程中会出现遗失、破损和错漏情况。其次,能被保存下的文献主要是那些被认为重要的文献。不重要的文献,尤其是和社会底层相关的资料,流传下来的非常少。这就导致后来的研究者对社会大众的生活状况了解极少。第三,文献的语言问题。这不仅是不同语言间的翻译问题,还有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同样一个词,在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就像“你是谁”、“我是谁”中的“是”,在古代汉语里,大部分时间被用作代词,意思是“这”。所以,“是时”的意思就是“这时”。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阅读文献时一定会出错。最后,史料,也就是文献,也是人写的,那么,写文献的人会不会把自己的想法也写进文献里呢?他的想法会不会影响阅读者对过去事实的判断?这些问题都对历史学家能否客观地解读史料提出挑战。

不过,因为史料的错漏和写作者的个人意图可以通过文献法来辨识,过去被认为不重要的文献也因为种种原因重新出现在学者们的视野里,语言的问题虽然看起来复杂,但还是可以通过学习来解决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问,历史学家怎么能保证自己在研究中秉承公正客观的态度呢?我们都知道,态度是很主观的事,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个人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为了证明自己国家发动战争的动机是正当的、合法的,开始在历史著作上做手脚。他们不再像文献学训练的那样,先搜集资料、考订文献,再得出结论,而是反过来,在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后,去寻找证据对它进行解释和论证。很显然,凡是对结论不利的证据都会被直接忽略。这样得出的结论肯定称不上中立客观。不过,这是人性带来的错误,不是文献考订方法的错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部分历史学家还是相信,只要他们能遵守学者的道德操守,秉承客观中立的态度,那么,历史的真实客观性还是可以期待的。但是,这么说实在太乐观了。

下一个部分,在我将给你解释,为什么刚才我会说,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的期待太乐观,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会最终上升到学科危机的层面。

请注意这个时间点: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其实早在50年代时就露出端倪,但它的影响力真正开始爆发,是从80年代开始。后现代有很多重要的理论,其中有两个人的观点对历史学影响深远。第一个人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这里的解,是解开、分解的意思,构,是结构、构成的意思。合在一起,就是先分解,再重新建构的过程。

提到解构主义,就不得不先说一下结构主义。简单说,结构主义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认为一切的文化现象和实践活动都可以用一种“结构”,或者称做“模式”去概括。比如著名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可以用一对相爱的情侣和相互仇视的家族的对立这样的模式来概括。而解构主义呢,就是要打破这种结构,消解任何一种试图对现实进行概括的理论。落实到语言学上,同样一句话,在每一次被说出后,意义都会发生改变。

这个听起来有点玄,但我举一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了。你在生活里肯定遇见过这种情况,你说了一句话,结果被听到的人误解你是在挖苦嘲笑他。你可能会纳闷,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呢?如果我们用解构主义的理论来解释,那就是,当这句话被听到时,词与词间的相互联系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别的意义。

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事物都是用语言来描述的,因此,都是词语的组合,都是文本、话语。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了解世界,包括现在的和过去的。所以,就有了“万物皆文本”的说法。一本历史著作放在你的面前,它的意义是由你这个读者来决定;同样的,一份历史文献放在历史学家的面前,它的意义不是由这份文献本身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学家赋予它的。一百位历史学家可以有一百种理解方式,而且,每个人的理解都是同等有效的。也就是说,历史文本和历史学家的文本,二者之间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由此推论,人们无法知晓过去的真实面貌。既然这样,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又有什么区别呢?

关于这个问题,就要提到另外一个在当代历史学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了。他就是《元史学》的作者海登·怀特。在《元史学》这本书里,怀特认为,所有的历史文本都可以嵌入一个框架中加以分析。

比如说,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在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时,打算赋予它悲剧的性质,那么,他就必须按照悲剧的方式来叙述这些相互联系的历史事件。换言之,如果是喜剧的性质,就得按喜剧的方式来叙述。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构建历史,这就像小说创作一样,都是主动地按照预设的想法选择材料,都需要按照一定模式,借助语言和想象来构建他们的叙述。《元史学》这本书的全称就是《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想象》。

为什么叫历史的想象呢?这是因为历史学家不光描述过去,并且试图解释过去。比如,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描述:因为有了工业革命,所以,英国的实力在19世纪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实际上,在汤因比写《英格兰的工业革命》之前,所谓工业革命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是历史学家解释过去时常用的形式,但在后现代学者看来,这其实只是历史学家想象出来的东西。怀特就认为,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历史过程,不同的人会有很多个不同观点,这些观点没有对错之分,也不能互相取代。换句话说,没有办法获得关于过去的客观性知识。

你看,无论是德里达还是怀特,他们事实上已经否认了过去是可知的,否认了历史学家可以构建出客观的历史可能。那么,是不是说这两位学者就威胁到了历史学这个学科呢?当然不能。因为,说到底,这不过就是两位学者各自的学术见解。真正的问题来自于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些理论的理解。

我们已经知道,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反传统的。比如,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传统的西方学者持有的是西方中心论的主张,他们就研究西方之外的文化,如非洲的原始部落、太平洋小岛上的土著;再比如,他们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注重的是政治史,关注的是白人精英阶层的历史,那么,他们就把目光放在黑人、妇女和普通大众的历史上。德里达和怀特,尤其是怀特,他的《元史学》象征着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他们共同推动着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转向语言、文化和思想,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出现,比如研究大众心态和记忆的文化史、研究日常生活和性别差异的微观史等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家研究的领域,对历史学科的发展居功至伟。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其实谈的不是威胁,而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贡献。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后现代主义的很多理论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对包括政治史和社会史在内的很多领域的理解,这些贡献是不可以抹杀的。那么,为什么包括本书作者艾文斯在内的很多历史学家会说,后现代主义兴起后,历史学科面临着学科存亡的危机呢?

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名词:极端相对主义。相对,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非绝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认为“万物皆文本”,文本的意义是在不断变化的,从而否定了绝对真理,认为观点之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各自立场和条件的不同。其实,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本身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一个家庭中每个人的立场不同,于是就有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谈不上谁对谁错。放在历史学中,就是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这里的“没有绝对客观”指的是:一方面,历史资料缺乏,部分缺失的环节需要历史学家靠历史的想象来填充;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构建历史时,可能会下意识地带上个人的价值取向,做出价值判断。比如说,提到某个历史事件时,说它是非正义的或者不道德的,这就带有价值判断了。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说没有绝对客观并没有否认客观。相对客观也是客观嘛。

问题是,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却把这个相对放大了。他们认为:一,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实的过去,一切都是话语和文本;二,因为过去也是文本,所以,历史学家对它的解释有着无限的权力,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每一种观点都是同等有效的。这就是极端相对主义的观点。那么,这样的观点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首先,既然不存在真实客观的过去,那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就不存在了。既然对过去的解读,每一种观点都是等效的,那就意味着根本没有客观的历史,那历史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又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区别,那么,作为一个既没有研究对象,又没有研究方法的学科,历史学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其次,就算我们承认历史学科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无限解读的权力,意味着为了达到政治或个人利益的目的,历史学家完全可能抛弃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肆意地歪曲和误解原始资料,造就了一些极有问题的历史作品。

第三,如果历史学科和文学创作没有区别,那么,历史就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历史。这就有了我们开篇的那个例子,日本的右翼分子公然否认了日本在二战时期的罪行,把它说成是美国为了试验原子弹而制造的一个谎言。所以,一些学者警告说,这种极端的理解会导致我们称之为“社会正义”的东西消失。

你看,后现代主义中的极端相对主义者,通过将过去客观存在的事物等同于文本和话语,将对历史的构建等同于对文本的解读,从而抹去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抹杀了过去和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不仅否认了历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必然会被某些人利用,成为否认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理论工具。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包括本书作者艾文斯在内的学者迫切地感觉到,历史学正面临着最严峻的危机和挑战,是时候捍卫历史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本书作者艾文斯是如何对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极端相对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做出回应的。

从前面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由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包括过去以及记述过去的文献,都是由语言描述的,都是文本,历史学家无法透过历史文献获得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而极端相对主义者更是连过去的真实都一起否定了。

对于这一点,本书作者艾文斯同样从语言的角度进行反驳。他说,虽然每个人对文本的理解不同,但文本使用的词汇本身不具有无限多的意义,它限定了人们对文本的解释。比如说,当文献里出现“中世纪的欧洲农民处在一个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中”这样的话时,无论你怎么理解这句话,贫穷在物质上都是存在的,而且,它的意义已经通过文本清楚地传递出来了。同时,我们也不可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中世纪欧洲农民的贫穷落后是外星人造成的。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对文献的解读不会脱离文献所处的历史背景。历史学家对文本的解释不是、也不可能是无限制的。所以,历史学家确实可以透过文献,了解到关于过去的知识。

另一方面,艾文斯又说,读者也不傻,不可能作者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他们也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和背景知识。举个例子,如果我一上来就说,万物皆文本,过去是不可知的,你可能会说,这人胡说八道些什么啊!但如果你对德里达和解构主义有所了解,你可能就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哦,这人在讲德里达的理论吧?所以,历史学家是可以对文献进行分析和判断的。

好了,对过去是否可知以及历史学家能否透过文献获得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的问题,本书作者艾文斯已经做出回应:一,过去是可知的,是客观存在的;二,历史学家可以获得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

说完了文献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历史学家能否客观公正地构建历史这个问题。

前面说了,历史学家在构建历史的过程中,不仅描述过去,并且试图解释过去,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些解释不是来自于事实,而是被历史学家强加在事实之上的。历史学家在文本中看到了历史事件的结果,然后从结果出发,寻找原因。这就像文学创作一样,先想出一个结局,再去布置前面的情节,用结局去推知起因。所谓的因果关系,都是想象出来的。所以,他们才会说,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有着无限的权力。

那么,本书作者艾文斯是怎样回应的呢?

首先,他说,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发生,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在解释历史时,不可能对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视而不见。其次,过去的每时每刻都有很多细微的事件发生,历史学家不可能把这些东西精确地组织起来构建历史。他们只能选择一小部分进行描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清楚地意识到事实是复杂的,历史不可能是A导致B导致C这样的单一的线性过程。历史学家会研究事件的关系,把它们组织起来,放在一个整体中去。这就是对历史的解释。

这个解释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限制在历史事件所在的大的时代背景中,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的。第三,历史学家确实会在研究中预先设定好自己的观点,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那些材料上,如果他们在文献中发现与这个想法矛盾的东西时,他们会放弃自己的想法。

归根到底,艾文斯说,历史的真相是被发现的,而不是人为虚构的;是被找到的,而不是被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即使历史学家得出的研究结论还不能完全反映过去的真实,但过去肯定是发生了的。

我们看到,艾文斯对历史的捍卫其实包括了三方面,即,对过去的客观真实性的捍卫,对历史的客观性的捍卫,因为有了这两点,他也完成了对历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的捍卫。当然,面对这样的回应,极端相对主义对历史的歪曲也就不成立了。而且,艾文斯不仅捍卫了历史,他还指出了后现代主义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他提了一个问题,既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对文本的解读都是同样有效的,那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你们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而不是传统的历史理论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后现代主义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后现代主义者反传统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人比较激进,有的人比较保守。对于历史客观性问题,只有极端相对主义才持有彻底否定的见解。就连《元史学》的作者海登·怀特在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屠杀这段历史并不是话语、文本,更不是一种能被某种情节化的模式进行概括的历史叙述。它是真实存在的。从这件事我们也能看出,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能够为自己发声呐喊。

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历史并不等同于过去,它是由人,主要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构建出来的。在后现代主义冲击到来之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历史学家相信,历史的客观性取决于两方面,即,历史学家能否对文献进行客观的解读,以及,历史学家能否客观地构建历史。

其次,后现代主义中的极端相对主义将过去等同于文本,否认过去的客观真实,不仅认为历史学家无法从文献中获得关于过去的知识,而且将历史学家构建历史的过程等同于文学创作,否认历史的客观性。一些极端相对主义者利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歪曲历史。这些都给历史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最后,艾文斯从语言的角度入手,对过去的客观真实性、历史的客观性进行辩护。过去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虚构的,更不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构建,受到史料的严格限制,并非随心所欲。捍卫历史,不仅捍卫的是过去的真实,不仅捍卫的是历史的客观性,更是捍卫历史学的未来。

撰稿:海琳娜 脑图:摩西 转述:顾一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