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刘怡解读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美国历史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是一本将近400页厚，40多万字的书。曾在西南联大任教过的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说它是“长久以来最好的一部联大校史”。一个美国人，写一所中国大学的历史，为什么会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呢？这得从本书的特色说起。

提到西南联大，我们都知道：它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由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内迁高校，在云南昆明合组的一所大学。它只存在了8年时间，却培养出3800多位毕业生，其中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90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知名人文学者。联大的教师队伍，更是群星璀璨。陈寅恪、梁思成、华罗庚等当时的顶尖知识分子，都在这里任教过。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联大师生怀着“教育报国”的理想，经受住了战争、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考验，缔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许多当时的联大校友，后来都撰写过精彩的回忆录，反复追忆这段荡气回肠的岁月。

但是，个人回忆，虽然能提供生动翔实的细节，却还不足以还原西南联大的整个面貌。要知道，1937年时，北大、清华和南开并不是全中国师资力量最雄厚的高校。像南京的中央大学，它的教授数量就比清北两校加起来还多。在办学经费方面，组成联大的三所高校，也没有获得额外关照，甚至还遭到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打压。至于内迁后新招收的学生，素质就更良莠不齐了。毕竟，偏居昆明的联大，是不可能像今天一样，通过全国统考招收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的。那么问题来了：在师资、经费、生源都存在欠缺的情况下，西南联大是怎样维持高水平的办学质量，在8年时间里持续培养出人才的呢？这可不是光靠理想主义就办得到的啊。

还有，别忘了，西南联大是一所战时学校。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学生们当然无法安心待在象牙塔里。举个例子：跟随北大、清华、南开内迁的学生，最初有1400多人。其中有300人，在1937年底选择投笔从戎，一下走了1/5。学校搬到昆明以后，围绕“文科院系还要不要办”“大学对抗战有什么价值”等问题，也不止一次出现激烈的争论。甚至到了抗战后期的1944年，联大还有300多位学生主动报名参军，希望上阵杀敌。面对这样的现实，联大的老师，是怎样说服学生继续课业的呢？求学和报国这两个目标，要怎样平衡呢？这些问题，值得用一部专著来解答。

而易社强先生的这本书，就是一部关于联大8年校史的完整梳理。它不仅回顾了联大师生群体，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做出的努力。它还指出：西南联大在办学过程中，一直在探索“未来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这个根本命题。无论是联大的课程设计，还是它的师生关系，乃至后期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都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当时形成的许多经验，比如通识教育应当怎样搞，学术研究要如何看待“有用”与“无用”，直到今天依然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在探索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联大师生还提出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中国”这个问题，并把思考付诸实践。1949年之后，许多联大师生为新中国科研事业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作出了重大贡献，这跟他们的使命感是分不开的。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一位美国学者，真能搞清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吗？这就要说到作者易社强独特的人生经历了。易社强的英文名叫约翰·伊斯雷尔，是美国汉学泰斗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带出的博士，精通中文。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注意到了西南联大这所传奇学校，并和曾经的联大师生有过密切互动。“易社强”这个中文名，就是联大毕业的历史学家李定一给他起的。从1973年开始，易社强利用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身份，花费20多年时间，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全球各地拜访了数百位在世的联大师生，做了200多次访谈。他还在北京、昆明、台北等地查阅了大量与联大有关的文献档案，甚至专门在昆明定居了一段时间。经过这样充分的准备，易社强才在1998年写出了这本《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英文版，并在2012年被翻译成中文。西南联大纽约校友会，为了表达对易社强的谢意，特地授予他“联大荣誉校友”称号。相信这本书也能为你了解西南联大提供新的视角。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抗战烽火中，西南联大是怎样在昆明站稳脚跟，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计的。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梳理，联大师生对中国教育和中国命运的思考，怎样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这些思考在今天又有哪些意义。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先是从南京迁移到武汉，接着又把重庆定为陪都。当时中国的许多著名高校，比如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都选择了重庆这个政治中心作为落脚地。那为什么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高校，却搬去了更加偏远的昆明，并在那里停留了整整8年呢？

可别以为这只是个小问题。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才能理解后来联大的许多制度设计。而这个答案，又跟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有关。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把首都从北京迁到了南京，并改北京为北平。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地区，先是处在东北军的实际控制下，后来又由半独立的29军盘踞。这样一来，北大、清华等7所身处北平的老牌高校，虽然拥有“国立”这个头衔，但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它们的控制力，明显是偏弱的。比如，北大的办学经费，系由天津海关直接拨出，不用经教育部批准。清华的经费，则是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天津的南开是私立学校，自主权当然就更大了。这三所大学的“教授治校”传统，因此也延续了下来，没有受到政权更迭的影响。

但也正因为平津高校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疏离，它们在1937年之前的10年里，并没有获得政府的大力扶持。像南京中央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南大，因为得到教育部青睐，办学经费一度比北大多3倍，教授数量更是比清北两校加起来还多三成。1937年时，北平7所国立大学，在校生加起来也只有4000多人，还不到日本东京大学的一半。

更要命的是，由于平津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战火逼近之际，并没有对当地高校做出预警，也没有安排撤退。清华和北大的大部分师生，是在日军已经占领北平的1937年8月，才开始自发向内地转移的。他们需要先从北平乘火车到天津，再转铁路或轮船，才能抵达南京、上海等交通枢纽，随后继续前往华中，途中经常要和枪林弹雨擦肩而过。天津的南开大学校园，更是在7月底被日军野蛮炸毁。直到1937年9月初，教育部才指定北大、清华和南开统一撤退到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这所学校，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

学校暂时有了着落，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1937年10月临大在长沙开学时，学生加起来有1400多人，教师也有148位。光是给这么多人安排校舍和住宿，就够忙一阵了。糟糕的是，教育部还突然宣布：鉴于内迁高校数量太多，政府财力吃紧，所有国立大学，只能拿到战前办学经费的70%。南开以往是私立大学，内迁后失去了财源，教育部同意一并接手。但鉴于组成临大的三所学校，过去和国民政府关系就很微妙，教育部拨给他们的经费，干脆又打了个对折。每所学校收到的拨款，只相当于从前的35%，还经常拖欠。而面对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长沙的学生们，临大是不可能收取高昂的学费的。所以，从一开始起，缺钱就成了长沙临大最严峻的考验。

当时主持长沙临大校务工作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临大一味依赖政府拨款，不仅会卷进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办学独立性也将受到干扰。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早在1937年底，教育部就秘密致电临大校方，禁止他们邀请左翼人士对学生发表演讲。倘若下一步内迁时，临大选择听从政府的指令，搬家到陪都重庆，那政治干预只会变本加厉。因此，到了1938年2月，当华中地区也面临日军的威胁时，长沙临大并没有随国民政府向重庆撤退，而是自行联络了云南省政府，选择向昆明疏散。云南省承诺会提供校舍和部分资金支持。

从长沙移师昆明，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曲折的“转场”之一。1400多位临大在校生，有近300人选择从军报国，300多人因为路途遥远被迫转学，只有820人提交了前往昆明的申请。他们兵分三路：女生和大部分教职人员先乘火车到广州，再转香港和法属安南，最后经滇越铁路抵达昆明。朱自清、冯友兰等17位教授则乘汽车进入法属安南，随后转铁路去往昆明。而244位身体比较好的男生，他们组成了“湘黔鄂旅行团”，跟随4位军官和10多名教师，徒步穿越1600多公里的河流、山路，硬是用68天走到了昆明。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就在这个行军团里。

1938年5月4日，第一批抵达昆明的两个学院宣布复课，学校名称也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大”。这一天正是“五四”运动爆发19周年纪念日，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运，又一次和国家前途联系在了一起。但对梅贻琦校长来说，最紧迫的任务还是筹款。要知道，抵达昆明时，整个西南联大的账户里只剩下120万法币，这笔钱只够给清华一所学校的教职员发一年工资，如今却要承担几千人的日常开销。至于教育部承诺的那笔严重打折的经费，从1939年起就渐渐发不下来了。因此，在云南的8年间，全体联大师生都在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学校筹措经费。有时，他们会反复游说，从银行争取一笔利率较低的贷款。有时则由校长和资深教授出面，向社会名流“化缘”。最困难的日子，梅贻琦甚至要向云南省政府直接求助，请省主席龙云代发一部分教师的工资。从1939年到1946年，光是以清华大学名义举借的债务，就达到1820万法币。以至于1946年联大结束时，积欠的利息就有1480万法币，这还没有算上本金。而千辛万苦借来的钱，全部花在了发放工资、添置图书和实验器材乃至翻修校舍上，没有一点浪费。

经费问题勉强解决了，院系和课程设置又成了新的痛点。今天，媒体上常常出现“文科专业到底有没有用”“大学要怎样服务于社会”这类讨论。其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育界，类似的争论进行得更加激烈。别忘了，中国当时正在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战，军事需要是第一位的。因此，在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一份大学课程指导大纲，把历史、物理、化学、经济这四大专业的必修课砍掉了80%。联大本身，也有一些满腔热血的师生在呼吁：除了航空、无线电、农学这些跟抗战具有直接关联的系科，其他院系应当暂时停办。而组成联大的三所高校，本身是以文科和基础科学研究见长的。如果完全从实用性出发，那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就会被直接解散，只留下工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千辛万苦从华北转移到云南的师生，大部分都要失业、失学。这真的是战时教育唯一的出路吗？

在探究这个问题时，作者易社强提到了一个词：士大夫。他曾经在采访中告诉我，虽然西南联大的教授，半数以上在欧美国家留过学，但他们的精神气质是非常传统的，很像古代士大夫。曾任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在1946年的一篇纪念文章里提到：中国古代史上，有过东晋、南宋和南明三次“南渡”，抗战则是第四次。当中央政权因为战争失利，被迫退出中原时，知识人要关心的不仅是收复故土，还有保存文化血脉。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价值观。

那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要怎样和现代大学制度结合起来呢？作者易社强认为，西南联大的做法，是把学生看成独立的人，而且是未来中国需要的新型公民。教师所做的工作，不光是教会学生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为眼前的抗战服务。他们还要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形成健全的人格以及社会责任感，为建设未来的中国做好准备。拿一句我们熟悉的格言来概括，联大的使命，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抗战这个大背景，毕竟是一个客观事实。就像今天的大学生会关注就业问题，西南联大的学生，也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前景和现实出路。比如，联大中文系在1939年，只招到十几位新生，其中又只有5个人顺利毕业。对智力和学习强度要求更高的算学系，也就是数学系，学生常年只有20多名，老师几乎可以一对一教学。但工学院的招生情况就很好，像机械系这样的大专业，每年能毕业50多人。那要怎样才能把学生的现实考虑，和保存教育火种的长期使命结合起来呢？易社强提到了一个概念：通识教育。这个词最近几年很流行，其实联大早就在践行了。

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是怎样开展的呢？首先是兼顾文理。按照联大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修满136个学分才能毕业，其中50分是必修课，86分是选修课。选修课不分院系、专业，只要个人感兴趣，都可以报名。必修课也注重多学科搭配。比如，文法学院的学生，在大三以前，要从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中选一门修读，另外还必须通过至少两门社会科学课程的考试。反过来，理学院和工学院的学生，也要修读两个学期中国通史。在高等教育普及率奇低的当时，让全校学生兼修不同专业，不仅为他们将来的择业创造了更多可能，还有助于培养思辨精神和逻辑能力。联大教务长、社会学家潘光旦就说过：“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除了在课程方面注重兼顾外，西南联大还鼓励在学生和老师之间，建立深入探讨的习惯。这样的做法在今天的“超级大学”里，可能只有博士阶段才会出现。但在战时的联大，学生数量本来就偏少，师生又常年生活在一起，从上课、跑空袭警报到参加游行集会，接触是非常频繁的。这就为师生之间形成学术和精神上的亲密共同体，创造了外部条件。在联大，只搞自己的研究，不重视教学和师生交流的老师，数量少之又少。朱自清先生就曾说过：“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如果都不肯替青年人服务，下一代怎么办？”他本人开设的文辞研究选修课，常年只有一个学生修读，但他从来没有找借口缺席过。杨振宁先生也回忆，1945年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发现收获并不比联大时期更多。因为联大的老师备课更充分，经常进行一对一辅导，这些是当时的美国名校做不到的。在课余时间，联大师生还会开展每周一次的公开学术讲座，鼓励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辩论，这同样反映了通识教育的理念。

当然，联大师生并没有完全隔绝在抗战事业以外。工学院开设的航空工程系、机械系和电机系这几个专业，学生到了大三之后，经常被派到兵工厂、飞机制造厂和发电厂去实习，直接服务于抗战需要。就连文科专业，也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国效力。社会学系开设了“民主志”和“社区研究”两门新课程，把学生送到滇西的偏僻乡村，调查当地的人口结构、医疗卫生水平和社会需求，让学生在完成论文的同时，更了解自己的祖国。外文系和经济学系则广泛搜集关于“二战”的各类资料，进行翻译整理，帮助学生思考“未来中国需要什么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但最重要的还是开办师范教育：在联大的5个学院里，只有师范学院是搬到昆明之后从头开始新建的。它在8年时间里培养了415名毕业生，超过联大毕业生总数的1/10。由联大培养的师范生，毕业后会直接进入本地中小学任职，不仅满足了大后方教育需要，还大大提高了云南省的基础教育水平。根据易社强的统计，光是在战时的昆明，就有17所新成立的中学是由联大毕业生主管或者运营的。而联大师范学院，后来又演变为云南师范大学，至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好了，以上就是本书记录的，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建校历程，以及它的办学特色。讲完了课程和院系，还得聊聊生源。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战时的大后方，西南联大并不是最受高中毕业生青睐的大学。1940年，教育部第一次试行全国统一高考，结果在18000多位考生里，有5500多人选择中央大学，而一志愿报考西南联大的只有1400多人。据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回忆，中央大学从南京搬到重庆以后，学生总数在三年里增加了3倍多。而西南联大在学生数量、教授数量、办学经费这三项指标上，长期落后于中央大学，这跟我们今天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

作者易社强对这种现象做了分析。他指出：1937年之前，中国名牌大学的在校生主要是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弟，基本不用操心找工作，也很少跨地区考学。当时，北大、清华和南开身处半封闭的华北地区，坐拥“地利”加成，可以囊括当地的顶尖生源。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情况一下子变了。从沦陷区转移到西南大后方的民众，大部分经济状况并不好，他们的子女在报考大学时，会更看重就业前景和城市区位。这样一来，身处陪都重庆，系科设置更加均衡的中央大学，优势就变得异常突出。这和今天的高考考生普遍想去大城市、进热门专业，逻辑是类似的。而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原本经济和教育水平就相对落后。联大最强的理学院，分数门槛又很高，一下就“劝退”了大批考生。

生源不够好，办学质量又不能放松，那该怎么办呢？西南联大给出的答案，是“宽进严出”。8年办学期间，联大登记注册过的学生，一共有8000多人，但实际毕业的只有3800多人，淘汰率超过50%。在学生数量较多的电机系，微积分和物理这两门基础课的及格线不是60分，而是70分。一旦考试不合格，没有补考机会，一律重修。1941年入学的电机系新生，按期毕业的还不到1/4。这跟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并行不悖的。物理系的马仕俊教授，有一回告诉一个考了59分的选修学生：“这个学期我多送一分给你，让你过关。但下个学期你至少要考61分，把‘借’的那一分还给我。”工学院的一位老师甚至规定：在随堂测试中，谁把小数点点错了一位，那他的得分也直接除以10。

需要指出的是，不光是联大严谨的学风在改变年轻的学生们。生源的变化，反过来也影响了联大的整体氛围。易社强注意到，战前华北教育界有一个说法，叫“北大开放，清华严格，南开活泼”。这不仅跟三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有关，也是不同的生源决定的。但抗战改变了一切。在西迁昆明的过程中，前面提到的“湘黔鄂旅行团”的成员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中国农村，思想上受到了巨大震撼。随同他们行军的闻一多教授，也从一位单纯的学者，逐步转变为左翼思想的同情者。联大抵达云南后，新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战争难民家庭，不仅没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还对社会现实充满关注。因此，从1943年开始，联大师生最关心的话题，已经不只是“教育怎么办”，还有“中国往何处去”。

可别以为这个话题，只是纯粹的学术探讨啊，它和联大8年的办学历程，可以说息息相关。早在1938年，蒋介石的亲信、教育部长陈立夫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教育体制战时化”。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和抗战无关的“非实用”学科，要逐渐停办。大学教师和学生，都要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规训，要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否则会受到停职、停学甚至开除的处分。这项政策直接针对的，就是以“学术自由，科学民主”著称的西南联大。1939年底，教育部公开宣布：在当时联大的171位正副教授里，只有31人“资质合格”，可以从政府领取薪水。其余的教职员，尤其是具有明显左派倾向的老师，则被另眼相待。在历史系任教的明史专家吴晗，就是因此被迫离开了联大。

面对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以梅贻琦校长为首的联大管理层，一方面积极寻找财源，顶住了教育部的“停饷”压力。另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保护老师和学生。1942年1月6日，联大学生为了抗议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发起了一次千人大游行。梅贻琦校长和北大的蒋梦麟校长虽然不赞成这次行动，但顶住政府压力，没有开除任何学生的学籍。中文系学生林元是游行组织者之一，他因为担心被捕，在校外东躲西藏了半年，回校后发现居然还能接着上课。

随着大后方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联大师生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开始日益升级。要知道，从1938年到1944年，昆明的物价上涨了整整400倍，而教育部发给联大学生的伙食津贴，只够勉强维持半个月开支，许多人过着“三月不知肉味”的生活。频繁遭受欠薪的教师群体，同样要靠做小生意才能养活全家。而蒋介石却在1943年抛出了一份政治纲领，名叫《中国之命运》。他疾言厉色地宣称：建设战后中国，必须绝对服从国民党，要把战时状态永久化。

注意了：在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里，北大和清华是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它们的师生，向来是最关注社会现实的。如果说在抗战初期，为了集中资源抵御外寇，联大可以服从国民党政权的领导。那么随着战争走向尾声，他们是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继续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因此，在1944年春天，以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为契机，西南联大发起了一场“重估五四价值”的大讨论。当年10月，5000多名联大师生走上街头，呼吁召开国民大会，组建容纳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参加游行的不仅有教师里的左翼思想同情者，还有过去刻意远离政治的中间派人士。

作者易社强注意到：从1944年开始，西南联大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所教育机构了。它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承载了全体师生关于未来中国的期待，并与国民党政权产生了激烈冲突。就在抗战胜利三个多月后，1945年12月1日，这场冲突以惨烈的方式告终。国民党士兵冲进联大校园，用棍棒、石头和手榴弹袭击抗议人群，造成两名联大学生和两位市民遇难。联大的教学活动，随后逐步停止，开始部署返回华北复校。1946年5月4日，又一个“五四”纪念日，联大师生启程北归。但闻一多先生不会离开了：他在这年7月遭到特务暗杀，把生命献给了联大。

好了，关于易社强这本《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提到西南联大的历史，多数人想到的都是它的理想主义气质，是它的万千师生在战争压力下，坚持求学和科研的不屈精神。而易社强教授花费20多年心血写成的这本专著，则进一步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它告诉我们：西南联大的师生，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也要考虑工资、就业，也会有怀疑和动摇。联大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求知热忱和严谨学风，还在于它即使是在战时环境下，也在努力探索“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个命题。

而在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除了继续缅怀西南联大的教育成果，也可以从联大师生的事迹中，获得许多思考。平时，我们谈论“通识教育”，关注的主要是知识结构。联大的实践则告诉我们，学生的人格培养，以及师生之间的情感共鸣，同样意义重大。另外，大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授知识，它还是每位学生走向社会化的第一步。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关注象牙塔外的世界，关注更广大的中国，同样是联大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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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大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授知识，它还是每位学生走向社会化的第一步。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关注象牙塔外的世界，关注更广大的中国，同样是联大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2. 联大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求知热忱和严谨学风，还在于它即使是在战时环境下，也在努力探索“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