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 邓一丁解读

《戊戌变法的另面》| 邓一丁解读

你好，我是邓一丁，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是一本专业的历史学著作，书名叫《戊戌变法的另面》。

提到戊戌变法，你肯定知道，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进入到近代，一些思想比较先进、眼界比较开阔的中国人就一直在探索，希望通过改革让国家富强起来，摆脱列强的威胁。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只不过，因为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过于强大，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刚才我说的这些，是我们对戊戌变法最常见的认识。不过，今天的这本《戊戌变法的另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书里说，戊戌变法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正面”，还有一个“另面”，或者叫“侧面”。在正面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比较简单、直接，就是维新派和保守派的较量；而从侧面上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除了维新派和保守派这两个极端，在当时的政坛上还活跃着一些其他的政治力量。这些人有相当的实力，也并不反对改革，但是和康有为这帮人实在合不来。因此，在维新派推动变法的过程中，他们要么袖手旁观，要么给维新派使绊子。这其中有一个人一直在跟康有为明里暗里地较量。他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今天的这本《戊戌变法的另面》研究的就是张之洞对戊戌变法的影响。这个研究视角是很难得的。因为以往研究戊戌变法的学者，依据的主要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留下来的记录，其他来源的历史资料非常罕见。康和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他们的记录当然很重要。但问题是，也正因为他们是当事人，他们在叙述那段历史的时候，会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隐瞒甚至编造一部分事实。历史学界对这种情况历来都有所警惕。但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资料，学者们也只能大体上接受康和梁的说法。

今天的这本《戊戌变法的另面》算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局面。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茅海建。他从1998年开始研究戊戌变法，当时就有朋友提醒他，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资料都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有什么新的突破。不过茅海建还是在这个项目上坚持了下来，研究一做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有关张之洞的历史档案里发现了一大批关于戊戌变法的新资料，在康、梁的说法之外，揭开了戊戌变法隐蔽的侧面。

接下来，我的解读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戊戌变法的经过。在第二部分，我们再来详细说说《戊戌变法的另面》这本书的新发现，看看张之洞对戊戌变法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

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戊戌变法的大致脉络。因为戊戌变法是由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发起的，我们就从故事的主角康有为说起。

康有为生于1858年，是广东南海人。所以他的追随者们后来叫他“南海先生”。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康有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努力考取功名，但他在科举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顺利。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一个读书人要想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得先迈过一道最基本的门槛，这就是成为生员，也就是俗话说的“秀才”。在这以后，秀才还要经过三重选拔，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再通过会试和殿试成为进士，这才算是走完了科举的全流程。康有为在这个流程上处在什么阶段呢？他考了十几年，还只是个秀才。也就是说，他一直徘徊在科举考试的准入门槛上，正经的功名还跟他没什么关系。换作是一般人，考了十几年，可能早就灰心丧气了。但康有为可不是一般人，他的抱负大得很。康有为写过一本自传，叫《我史》，“我的历史”，里面提到，他在二十岁那年，有一天静坐冥想，突然感到天地万物和自己融为一体，大放光明。他觉得自己是圣人，就开心地笑了，但又想起天下苍生的困苦，就又郁闷地哭了起来。康有为的原话，我放在文稿里了。不管你觉得这是心怀天下的志向，还是目中无人的狂妄，你都能看得出来，康有为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极高的期许。

“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康有为《我史》

其实，康有为科举考得不顺利，倒也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不好。只是他在读书的时候，自己创造性的见解太多，不太适应科举的游戏规则。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康有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儒家经典，这也给他树立了不少政敌，给戊戌变法平添了不少障碍。不过，也正是因为在学术上有独到的见解，康有为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康有为二十出头就接触到了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书籍，再加上对科举的厌烦、对时局的担忧，他渐渐地形成了一套关于维新变法的理论。1891年，三十三岁的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了一间学堂，叫“万木草堂”。他在这里宣讲自己的学说，还收了几十个学生，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日后戊戌变法的骨干——梁启超。

梁启超生于1873年，小康有为十五岁。他在科举上比他的老师康有为要顺利得多，十六岁就中了举。那一年的主考官叫李端棻，时任内阁学士，是一个从二品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也能说得上话。李端棻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文章，还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了他。对于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来说，梁启超的经历绝对算是梦幻般的开局了。不过，梁启超中举后的第二年就认识了康有为，从此走上了一条和传统士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康有为关于维新变法的学说让梁启超大为折服。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一直是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

康有为和梁启超相识于1890年。在这以后，康有为终于在科举上取得了进展，在1893年通过乡试，成了举人。又过了两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朝廷派李鸿章到日本去讲和，签订了极其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回国内，在朝野上下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时候正好来北京参加会试。他们联合其他来北京考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马关条约》。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指的就是进京赶考的举人。

这里有个问题存在争议：公车上书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传统的说法是有一千二三百人签了名，康有为自己还说过，他联合了“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但是根据茅海建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考证，公车上书真实的规模可能比这些说法要小得多，康有为只争取到了八十多个人的签名，而且最终并没有把这封上书交给朝廷。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不过，康有为的确是在这个时期的政坛上崭露头角的。公车上书后又过了一个月，康有为又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上书，里面详细谈了他关于甲午战争后施行改革的主张。这封上书终于传到了皇帝的手上，引起了他的重视。光绪把这封上书下发到全国各省，要求各地的长官参考康有为的意见筹划改革。康有为一时间成为全国闻名的政坛新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康有为通过了会试，在科举的最后一关殿试里拿到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名次，总算走完了他二十多年的科举之路。1895年秋天，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了一个政治团体，叫“强学会”。有了自己的组织，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康有为和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走遍了北京、上海、广州、桂林、澳门等地，开办了各式各样的报刊和组织，宣传改革的理念。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报刊和组织往往是昙花一现，办了两三个月就被迫停办。这段历史的头绪比较复杂，在以往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中很少有人详细地梳理，但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恰恰反映了戊戌变法重要的侧面，在第二部分，我会详细地为你介绍。

时间来到1897年底，清朝面临的外部威胁越来越严峻了。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俄国强占了旅顺、大连，法国强占了广州湾，英国强占了威海。康有为感到改革刻不容缓，在1898年1月底托人把奏折递到了皇帝的手上，请求推行新政。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主张很感兴趣。康有为继续上书，向皇帝介绍俄国和日本通过改革实现富强的历史。当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了变法的决心，颁布了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叫《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此拉开了序幕。

五天后，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下令让他筹备变法。康有为拟定了一整套制度改革的计划，涉及教育、经济、军事、政治诸多领域。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会触碰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康有为主张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废掉八股文，改考时事政治。当时的读书人大半辈子学的就是八股文。改变考试的内容，无异于断送大家的仕途。消息传出来，甚至有人扬言要刺杀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还提出要整顿政府机构，裁掉职能重复的部门，甚至直接改变朝廷中枢机构的组织形式，这当然也会直接触犯很多位高权重之人的利益。变法运动这艘大船就这样航行了两个多月，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终于撞上了一块硬邦邦的礁石，这就是著名的“六堂官事件”。

“六堂官事件”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简单来说，当时有六个官员反对维新派的改革计划，给变法制造了一点阻力。光绪皇帝知道后非常恼火，直接就把这六个官员革了职。慈禧太后觉得光绪皇帝罚得太重了。这时候，光绪皇帝也很为难。他跟身边的人一合计，觉得康有为在朝廷里树敌太多，慈禧太后尤其把他视为眼中钉，留他在北京反倒对变法不利，不如把他支出去，派到上海去办报纸。

从这个时间节点往后，戊戌变法的故事讲出了两个版本。传统的版本主要依据的是康有为的说法。康有为说，慈禧太后这时候已经对变法忍无可忍，铁了心要夺回权力。光绪皇帝让康有为去上海办报纸，其实是在暗示他，自己已经被慈禧太后控制了，让康有为赶紧逃命，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报效国家。康有为在这个危难关头倒是很讲臣子的义气，他紧急策划了一套援救皇帝的方案。只可惜，他选错了求助的对象。康有为派谭嗣同去请袁世凯出兵，镇压慈禧太后。袁世凯阳奉阴违，跟慈禧出卖了维新派的计划。慈禧迅速采取了反制措施，叫停了变法，软禁了光绪，开始大肆搜捕维新派。

康有为说的这些是不是事情的真相呢？其实，这套说法疑点重重。康有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光绪皇帝的意思。光绪让他去上海办报纸，就是为了给当时已经过热的变法运动降降温，并没有别的意思。慈禧和光绪在“六堂官事件”里的分歧，也没有大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慈禧最初很可能并没有夺权的意图。但是维新派这边率先启动了所谓的援救皇帝的计划，还传出来一种说法，叫“围园杀后”，意思是围住颐和园，杀掉慈禧太后。慈禧听说了这件事，当然气得七窍生烟，直接失去了对光绪皇帝的信任，这才有了后来发动政变，镇压维新派的事情。

我刚才说的这后一种说法，来自茅海建先生的另一部作品《戊戌变法史事考》。书里的“围园杀后”称为“围园劫后”，“劫持”的“劫”，这是一种更严谨的说法。茅海建先生的说法依据的是清宫档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上讲，可靠性比较高。要是你担心专业的历史学著作读起来费力，《罗辑思维》节目第29期也讲过戊戌变法的经过，大体上依据的也是这本《戊戌变法史事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来听一听。

总之，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在进行了103天后被腰斩。慈禧太后再次回到了“垂帘听政”的位置，光绪皇帝的权力被削弱。慈禧下令搜捕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辗转逃到了海外，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最后，慈禧抓住了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这六个人，在9月28日将他们处死在北京菜市口。传统上把这六个人叫作“戊戌六君子”，说他们都是因为支持变法维新才牺牲的。其实，这六个人参与变法的深度各有不同，和康有为这伙人的关系也各有不同。

这六个人里，请你记住一个人的名字——杨锐。从戊戌变法的侧面来看，杨锐这个人的形象比较复杂，我们在后面还会说起他。

好，到这里，我们回顾了戊戌变法的大致经过。接下来，我们把视角切换到戊戌变法的侧面。

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1895年。这一年，康有为借着进京赶考的机会，第一次让光绪皇帝看到了自己的改革计划。因为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康有为一时间天下闻名。他带着学生梁启超在北京办报纸，又创立了政治团体“强学会”，得到了朝野上下很多人的支持。这时候的康有为志得意满，正准备去南方开办强学会的分会，在全国范围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开办分会可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他必须取得地方势力的支持。这时候的康有为就好比一个创业者，手里攥着项目，在寻找投资人。他应该去找谁呢？

放眼当时全中国的政坛，有一个人最合适，这个人就是张之洞。

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实力的一支地方力量的首领。当时因为甲午战争，两江总督刘坤一临时离任，张之洞还替刘坤一兼着两江总督的职责，人在南京。康有为的强学会要想在南方开枝散叶，只要取得了张之洞的支持，就基本上没什么障碍了。不过，张之洞的权势还不是康有为找他帮忙的唯一理由。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也基本一致。《马关条约》初步签订后，康有为忙着组织公车上书，张之洞也多次向北京发来电报，请求朝廷废约再战。等到朝廷正式批准了《马关条约》，张之洞和康有为又都主张学习西方的经验，变法自强。既然在政治上立场相近，这两个人应该谈得来。最让康有为感到自信的是，北京的强学会刚开办，张之洞就捐了五千两银子。在康有为看来，张之洞这已经算是明确地向维新派伸出了橄榄枝。

照这么一盘算，康有为满怀信心地来到南京，和张之洞见了面。两个人谈得怎么样呢？刚开始，非常好。康有为在他的自传《我史》里谈到，他和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前前后后谈了十几天。张之洞很欣赏康有为，派了自己最信任的几个幕僚，协助康有为在上海和广东开办强学会。

不过也就是在这最初十几天的接触里，康有为和张之洞都注意到，双方有一个重要的分歧。这个分歧表面上看，是学术思想上的。我前面介绍康有为的时候提到，他读书不太“守规矩”，经常按照自己的理解，甚至是现实的需要来解读儒家经典。自从1891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以来，康有为一边教学生，一边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整理成了两本书，一本叫《新学伪经考》，一本叫《孔子改制考》。我们不深入学术的细节，简单来说，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就是把孔子塑造成了一位改革家。康有为写这两本书是在跟传统的读书人叫板。当时，反对改革的人经常把儒家传统搬出来，说祖宗定下的法是不能变的。康有为就把孔子乔装打扮了一番，告诉世人，孔子本人就是个“维新派”，真的遵守儒家的传统，就要向孔子学习，勇敢地变法维新。从严谨的学术角度讲，康有为的这两本书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核心的观点也未必是他原创的。但他的这套说法卸下了很多读书人心里的包袱，给后来的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政治上讲，康有为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那张之洞是怎么看待康有为的这套说法的呢？客气地讲，张之洞一个字也不信。在学术思想上，张之洞是那个时代非常标准的文人，恪守儒家的传统。他的人生也一直因此而获益。不同于康有为和科举较了二十多年的劲，张之洞的科举之路极其平顺。他十五岁中举，成绩在他考试的顺天府名列第一；二十六岁中进士，名列全国第三。从这以后，他平均每隔几个月就升一次官，在仕途上高歌猛进，一路做到了湖广总督。在晚清的政坛上，官当到张之洞这个份儿上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是靠军功才成为封疆大吏的。在这所谓的“晚清四大名臣”里，唯独张之洞没怎么带过兵，打过仗，就是靠文章写得好，再加上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一路飞黄腾达。纵观张之洞的人生，坚持儒家正统的学说不只是他学术上的追求，更是他官场上的护身符。像康有为那样随意地解读儒家经典，在张之洞看来，当然是非常荒唐的。

刚开始，张之洞对康有为的学说还是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觉得那毕竟是他的一家之言，自己出两本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很快，这两个人学术上的分歧就演变成了政治上的决裂。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康有为到上海开办强学会，又办了一份报纸，叫《强学报》。《强学报》的第一期印出来，张之洞一看就气得拍桌子了。康有为在这份报纸上犯了个大忌讳，报纸上的时间用的是“孔子纪年”。什么叫“孔子纪年”呢？我们知道，西方人用耶稣出生的时间作为计算年份的基准点。康有为想要在中国设立孔教，就仿照西方人的思路，把孔子诞生的年份作为纪年的基准点。这本来只是康有为这一派在学术理念上的一种表现，但把孔子纪年印到报纸上，这在张之洞看来是极其幼稚的。按照当时的政治观念，该用什么纪年？当然是用当朝皇帝的年号来纪年。抛开皇帝的年号，自己定义一套纪年标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政治表态。另外，康有为想要自己搞出一个教会来，别管拜的是不是孔子，都有点谋反的嫌疑。当时的康有为刚刚步入政坛，对这些问题还不怎么敏感。张之洞可是大大地捏了一把汗。这份报纸有他张之洞的背书，要照康有为这么胡来，很可能会给他招来大逆不道的罪名，这是张之洞万万不想看到的。

从“孔子纪年”这场争议开始，张之洞和康有为之间的裂隙越扯越大。这两个人的性格都很强势。一边是靠儒学正统安身立命的封疆大吏，一边是倡导改革、藐视权贵的政坛新秀，两边互不相让，很快就到了谈无可谈的地步。张之洞再也不能容忍康有为把《强学报》当作宣扬自己学说的阵地，火速叫停了《强学报》。官方的报纸一停，上海的强学会失去了发声的渠道，很快也就办不下去了。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北京的强学会也被官方查封，这背后有慈禧太后的意思。维新派忙活了大半年，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到这时候基本赔了个一干二净。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张之洞有点小心眼，一点学术上的分歧，怎么就闹到了这样水火不容的地步呢？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心里，学术的重要性有着本质的差别。在康有为看来，学术是为现实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是实现“变法维新”的思想工具。而在张之洞心里，学术是一种类似于信仰的存在。张之洞有一个重要的幕僚，叫辜鸿铭。这个人在历史上有不少争议，不过大家都公认他是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辜鸿铭对张之洞有一句总结，原话我放在文稿里，他说，张之洞追求富强，但目的并不是富强本身，而是为了保住中国，保住中国的目的又是为了保住“名教”，也就是儒家的传统。这里面有个排序，国家比富强重要，儒学又比国家重要。但在康有为心里，这个排序几乎倒转了过来。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康有为可以改写，甚至编造儒学。在康有为这里，儒学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在张之洞看来，儒学绝不是手段，而是比目的更重要的目的。

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

随着上海强学会的破产，康有为和张之洞决裂，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虽然没再见过面，这两个人却一直记挂着对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康有为带着弟子们，继续在全国各地活动。他们改换名目，办了些大大小小的社团和报纸。在这期间，康有为一直在心里把张之洞当作对手。他告诫自己门下的弟子，组织学会要办得漂漂亮亮，“可为南皮诸公愧，勿为南皮诸公笑”。这里的“南皮”指的是张之洞，他是直隶南皮人。康有为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做的事要让张之洞这帮人羞愧，不能让他们笑话。康有为说出这话的时候，距离他和张之洞决裂已经过去一年半的时间了，可见张之洞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有多大。

张之洞的情报网络遍布全国，他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康有为这伙人的动向。他对维新派的势力倒并没有赶尽杀绝。毕竟，张之洞并不反对改革，他反对的只是康有为的学术观点。为了和康有为在舆论上形成对抗，张之洞专门办了一家报纸，还和幕僚们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劝学篇》。这本书反映的是张之洞这派人的学术观点，但也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张之洞自己说，他这本书有两个主旨：第一是反对康有为的“邪说”，第二是反对保守派的“迂说”（“迂腐”的“迂”）。你从这个说法可以看出张之洞在政治上的站位，他是主张改革的新派官员，但他要的是一场没有康有为的改革。在张之洞看来，“中体西用”是让国家走出困境的正道，但儒学的根本，是万万不可动摇的。

张之洞的《劝学篇》写完的时候，已经是1898年的4月了。这时候，距离戊戌变法正式启动只剩下不到两个月，康有为关于改革的论调再次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这些情况让张之洞很着急，他一边让人赶紧把《劝学篇》印出来，送到北京去，逢人就送两本。一边三天两头和自己安插在北京的情报人员通电报，密切注意着康有为的一举一动。从茅海建先生发现的历史档案来看，张之洞安插在北京的情报人员至少有十人左右，都是他的门生、亲戚和政治上的同党。这里面消息最灵通，也最受张之洞信任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杨锐。

杨锐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抓起来，送上了法场。关于杨锐的死，有一段流传很广的传说，说他临刑前多次质问监斩官，自己犯了什么罪，监斩官闭口不言。杨锐被斩首时，血溅三尺。这段传说乍一听，好像是在说杨锐英勇就义，面对监斩官也毫无惧色，正气凛然。但其实，历史的真相未必是后人附会的这样。

杨锐的确是支持改革的官员，在戊戌变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和康有为这一派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杨锐是张之洞最器重的幕僚之一。早在戊戌变法的十几年前，张之洞就发现了杨锐这个人才。他帮杨锐安排过几份工作，无微不至地照顾杨锐的家人，最后把杨锐安置在北京，每个月还发给他一笔相当宽裕的生活费。可以说，张之洞对杨锐有极深的知遇之恩。杨锐也尽心尽力地帮张之洞搜集北京的情报，让身在武昌的张之洞能及时掌握朝廷里最新的风向。在戊戌变法中，杨锐担任“军机章京”，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接触到皇帝的关键职位。他一边尽心尽力地推动改革，一边在关键时刻不动声色地对康有为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政治攻击。在第一部分，我们说到，“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光绪皇帝找来身边的人，商量变法接下来该怎么推进，他找来的这个人就是杨锐。杨锐给光绪皇帝的答复很直接，八个字：“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不把康有为从领导班子里踢出去，变法就没办法推进。因为有了杨锐的这句话，光绪皇帝才决定派康有为到上海去办报纸。不过他们都没想到，这个决定引发了康有为一派激烈的举动，引爆了后来的戊戌政变。

了解了这段隐秘的历史，再看杨锐的死，就有点黑色幽默了。杨锐临刑前几次质问监斩官自己的罪名，这就是因为他坚信自己是无罪的。他明明在皇帝面前弹劾过康有为，根本就不是康有为的同党，怎么稀里糊涂的，就要被杀头呢？监斩官也答不上来，因为这时候的慈禧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她要的就是赶紧抓几个人杀了，给他们安上“大逆不道”的罪名，至于他们是不是康有为的同党，根本不重要。张之洞听说了戊戌政变的消息，刚开始还有点得意，觉得康有为这伙人总算是遭殃了。但是当他得知杨锐也被抓了，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从政变发生，到“戊戌六君子”被处死，中间隔着一个星期，张之洞一直在给各个门路说得上话的人拍电报，求他们帮帮忙，救杨锐一命。他没想到的是，慈禧太后下手竟然这么急。

几年后的一天，张之洞来到南京的鸡鸣寺。这里是他当年和杨锐把酒言欢、彻夜长谈的地方。张之洞故地重游，非常伤感，给寺院捐钱，盖起一栋小楼，作为对故人的纪念。张之洞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南京鸡鸣寺里这座叫作“豁蒙楼”的小楼，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难得的真情流露的见证。

《戊戌变法的另面》这本书，我就为你解读到这里。茅海建先生通过和张之洞有关的历史档案，为我们还原了戊戌变法隐蔽的侧面。在这个侧面上，我们看到，戊戌变法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发生在维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在当时的政坛上，还有很多像张之洞这样支持改革的新派官员，这些人联合起来，或许能改写晚清的政局。只不过，历史选中了康有为，而康有为的学术观点，让他和他的学生成了所有维新人士里最孤独的一支力量。这本书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全新的历史资料，更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是近年来近代史领域一本难得的突破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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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分歧始于学术思想。在康有为看来，学术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在张之洞看来，学术的重要性高于政治。

2.  包括张之洞集团在内，在晚清的官场上活跃着很多支持改革的政治力量，但康有为的学术主张把这些潜在的盟友都变成了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