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图书进入战争》 安江解读
《当图书进入战争》| 安江解读
关于作者
莫里·古皮提尔·曼宁既是作家也是律师，常在诸如《哥伦比亚法律和艺术》之类的高端刊物上发表作品，另著有《以法莲市场的神话》一书。
关于本书
在本书里，曼宁用严谨、冷峻的笔调，从历史的烟尘中打捞出了一段关于图书参与战争的传奇故事。在残酷的战争中，图书扮演着多重角色，是征战沙场的勇士、是重塑生命意义的哲人、也是提供心灵力量的咨询师。作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研究二战的书籍层出不穷，但本书另辟蹊径，从图书的视角解读这场战争，一定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鲜体验。
核心内容
图书拥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即使在战争中，也可以成为令人畏惧的思想武器。没有人可以通过武力征服图书，图书却可以通过传播思想影响世界。对图书的尊重和敬畏，体现出一个国家面对历史和未来的格局与智慧。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一本关于二战的书，书名叫做《当图书进入战争》。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5万字，我会用大约31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我们一起来来看看，美军是怎样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而不同国家对待图书的不同态度，又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命运的。
提起战争，你可能会想到枪炮、杀戮和死亡。就拿二战来说，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卷入其中，投入的兵力超过1亿人，大约有9000万士兵和平民伤亡，3000多万人流离失所。虽说战争没有完胜的一方，但不同参战国的境遇也是迥然不同。比如，作为胜利方的同盟国，苏联和中国的死亡人数都超过2000万，而美国则是40万左右。
尤其让人想不到的是，二战前的美国正处于其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竟然复苏了，失业率下降到1.9%，GDP涨到了二战初期的两倍。我们知道，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市场的供需机制失去平衡，而战争需要大量供应武器、车辆、食品、药品等物资，二战不仅让美国企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解决了国内的高失业率问题，还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和黑人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直接提高了女性和黑人的社会地位。很显然，战争本身虽然残酷，却是提振美国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的一剂良药。
然而，《当图书进入战争》这本书却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美国得到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还通过战争将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输出到了世界各地。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大其词，背后其实暗藏着玄机。美国一位图书收藏家撰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作为武器的图书》，也揭露了当时的美国想利用战争占领全球书架的野心。美国提出“图书就是思想战争的武器”这一口号，把图书提高到与枪炮、食品、交通工具等战备物资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来说，图书确实在二战历史中充当了“精神装备”甚至是“文化侵略”武器的角色。
我们知道，战争如同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后勤系统要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是非常艰难的。那么图书又是通过怎样的渠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二战进程并且影响战争的呢？这本《当图书进入战争》可以带着你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温二战历史。
作者莫里•古皮提尔•曼宁是位律师，自从发现二战士兵写给出版“军供版图书”的相关组织的感谢信后，她就开始深入挖掘那段书香与战火并存的历史，并用严谨、冷峻的笔调，还原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思想战争，再现了一段引人深思的二战奇闻。当然，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只是恪守于真实呈现这段传奇的本来面貌，没有将它进一步放在整个二战的大历史中进行解剖和定位，使得本书在研究二战的史籍中有些寂寂无名。不过，这并不影响本书的阅读趣味与历史价值，尤其对于喜欢收藏图书，喜欢战争大后方故事的人来说，这本书更是开启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战争视角。
下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你说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大后方是怎样通过图书支持战争？美军又是怎样利用图书赢得了二战？最后，我们再从不同国家对待图书的不同态度，来看看文化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的。
我们先来说说美国大后方是怎样通过图书来支持战争的。
提起二战，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二战是从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起闪电袭击开始的。对欧洲来说，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说，二战的起源却是因地而异。比如，中国学者就认为二战应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再如，不少美国人觉得美国的二战史是1941年12月7日被日本人轰炸后才打开的。
研究历史有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角度和立场不一样，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大为不同。曼宁写这本书，没有选择从美国参战开始的情况写起，而是提前把镜头对准了德国发动战争前的1933年。这一年的5月10日，既可以说是笼罩整个欧洲文化界长达十多年的噩梦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二战爆发之前的一段前奏。
这一天，纳粹打着“纯洁德国思想”的旗号开始大规模焚书，有些学者也把它形容成“文学大屠杀”。1933年的“文学大屠杀”很快发展到1938年的“种族大屠杀”，最后再到1939年二战爆发，发展成“战争大屠杀”。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保持着所谓的中立政策，但美国的文化界却没有冷眼旁观。当焚书活动大规模开展时，海伦•凯勒就写了一封公开的谴责信；当纳粹忙着控制战败国的文化场所时，美国的图书管理员都在讨论如何保护自己的书架；当希特勒企图利用电台瓦解美国民众的信心时，美国的媒体迅速识破了这一诡计。也正是经过持续观察，美国的文化界摸清了希特勒这个战争狂魔的套路，提炼出“全面战争”的概念，意思是战争首次变成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分别在战场和图书馆两条战线进行。
既然把图书馆当成了战场，并且也喊出图书就是武器的口号，图书成为美军的一项军需物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项物资的供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分成两个阶段来说说。
第一个阶段，我们说说由美国民间发起的“胜利图书运动”。
二战爆发后，尽管美国并没有立即参战，但国会通过了一项征兵法案，大约有1650万年龄在21-35岁的人必须应征入伍，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军队设施远远不够用。就拿图书馆来说，虽然一战时美国的军队设置了专门的图书服务部门，但因为战后不断削减图书采购经费，结果现有的军队图书馆里几乎没有任何让人想看的书，而那些新建的军营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不能保障，更不要说什么图书馆了。
当美国军营的士气下降，书架上也没有书可读这些消息传出来后，美国图书馆协会立刻发起了图书捐赠活动，并且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将这次捐书活动正式命名为“胜利图书运动”。1942年1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第一夫人亲自站台，宣布运动正式开始。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就连小孩也一家一家敲门请求邻居捐书，一支男童子军一天之内就收集到了1万册图书。胜利图书运动到底有多火爆呢？给你看一组数据：两周内42万册，1月末100万册，3月上旬400万册，4月末将近900万册，5月即完成了当年1000万册的捐赠目标。
你可别小看了这些成绩。当时的美国仅有1.3亿人口，相当于每13人中就有一个人捐了书。那时出版的主要都是些精装书，价格昂贵，可不是普通老百姓想买就能买的。而且，当时的美国人民在国家的要求下，捐了铝皮又捐废纸，捐了碎布又捐橡胶，几乎已经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能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募集到1000万册图书，已经很能体现美国人民对战争的支持力度了。
但随后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两年一共捐了1800万册图书后，民间的捐赠来源已经枯竭；另一个是那些开赴前线作战的士兵需要轻装行军，那些精装书在军营里看看无所谓，但带上战场就显得太笨重了。
这个难题怎么破呢？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美国政府出版军供版图书的情况。
经过慎重讨论，美国军方宣布与一个叫“战时图书协会”的组织合作，每月购买几百万册图书。战时图书协会由美国出版界的七十多名代表组成，从公众手里接过图书运动的大旗后，做了两手准备，一路设计研究适合士兵带到前线作战的图书版式，一路成立了战争图书专家组，专门研究应该让美国大兵们读些什么书。听到这里你可能有些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军供版图书的设计情况。当时的设计人员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方面，战争时期的所有物资都实行配给制，每季度给他们的900吨纸张还是政府特供的，所以要保证纸张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图书能够便于士兵随身携带。最终，军供版图书做出了两个版本：一种是大号版，一种是小号版。每本书都是宽度大于长度，以便每页能够多容纳12%的文字。说到这里，你肯定还是没有直观的印象。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把小号版图书换算一下，应该是8.57×13.97cm，而一本小字典的规格是13.2×9.7cm。你把这本新华字典横起来，大概就是当时军供版图书的样子。这些规格可不是随意做出来的。设计人员特别研究过军队标准制服的口袋尺寸，确保大号版能够塞入裤袋，小号版能够藏进前胸衣袋，甚至多达500多页的图书，也能够放进裤子后袋里。除了尺寸之外，这些书还被做成了软皮的平装书，可以让士兵在任何时候都能把一本书迅速塞进口袋。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1943年初设计的图书版本，最后竟造就了世界出版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让普通老百姓也买得起书看了，平装书迅速在平民阶层流行起来。
说完了军供版图书的设计，我们再来说说图书的选题情况。战时图书协会专门组建的专家读书小组是如何运作的呢？首先，美国的各大出版商向协会提供一份书单；接着，选题小组对每本书进行投票，收缩选择范围；最后，由军方确定出版书单。选题小组尽量让图书涵盖历史、音乐、自然、诗歌、科学、漫画等类型，以满足不同士兵的阅读趣味。选好的图书会以系列图书的形式出版，每本书都用字母与数字进行编号。如第一个月的图书就是A系列图书，第一本书的编号是“A-1”，第二本书就是“A-2”……其后每个系列的书按字母顺序编号，一直编到Z系列，又重新以AA系列、BB系列等再进行编号。我国著名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也入选了军供版图书，于1945年12月出版，编号为“BB-968”。
第一批150万册军供版图书送到战场后大受欢迎，以致于军方不断提出加印的要求。此后，协会的使命便是月复一月地选书、印刷、分发，每个系列也由30本扩充到近50本，每月最高印数甚至曾达到500多万册，让这项工作成为了战时最成功的民间协助项目。随着战事的推进，协会还开发了军供版图书的另外一个分支：海外版图书。到完成它的使命时，军供版图书共开发了1200多个选题，发行量超过1.23亿册。
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美国大后方利用图书支持战争的情况。我们知道了，在战争初期，美国民众通过胜利图书运动，最终给美国军队募集了1800万册图书；其后，为了让图书能够方便士兵带到前线，美国军方与专业的出版组织合作，开发了可以装进口袋的军供版图书，并且发行了1.23亿册。
接下来，我们说说美国军队又是怎样利用图书赢得战争的。
我们知道，战争虽然是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对决，但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所以说，除了武器装备这些硬件，还需要“精神装备”来帮助士兵缓解压力并提升士气。那么，在士气这一作战关键因素上，美国又是如何利用图书发挥作用的呢？
首先，美军通过图书让士兵理解了国家的立场。军供版图书推出了一系列经过精心策划的选题，如美国为什么参战，什么价值观需要保护，怎样结束战争等。举个例子，在C系列图书中有一本《美国外交政策》，就是通过解读美国外交关系史和战争史，说明美国应该站出来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这实际上就是在挑战当时左右美国政局的孤立主义。这些图书，说得近一点，就是让士兵们相信美国加入战争并不是为了报珍珠港的一己私仇，而是为了维护自由与正义；说得远一点，对美国后来推行大国强权政治，不断插手别国事务和地区争端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
在今天，以图书、影视作品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中，依然能看到对这类价值观的宣扬。比如，让斯皮尔伯格问鼎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里，就用美国大兵抢救一个被德国兵袭击的法国小女孩来体现美国的正义者形象。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有一个观点，认为神话、传说、法律、宗教、金钱等等都是人类为了“和谐相处”而编造的故事。在这些故事演变成国家运作机制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图书都是最好的传播工具之一。
其次，美军通过图书让士兵适应了战争的环境。二战中的美国士兵大部分来自平民，对战争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当一个人知道他所属的集体需要什么样的特质时，他就会设法培养出这样的特质来。在战场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军队这种以打胜仗为目标的集体中，即使是最善良软弱的人，都有可能变成杀戮工具。但战争永远是冷酷和血腥的，一分钟前还在跟你说话的伙伴，一分钟后就被炮弹轰炸得支离破碎，而你也随时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个人在庞大的战争机器里，永远是渺小而无力的。这种心理落差，会让人突然迷失，感觉一切都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图书恰好能够提供一个缓冲的空间，可以让人暂时离开残酷的现实，从而避免反复思考一些让人崩溃的终极问题。
这本书就特别提到过，很多士兵表示通过看书可以进入另外一个空间，从而摆脱美国大兵的身份，认清楚自己终究不是机器而是人类。比如，有一位士兵在战斗过程中突然掉进了深坑，因为受了伤导致身体无法移动，周围都是猛烈的炮火，任谁都有一种等死的恐惧。幸好他摸到自己身上带着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于是通过看书强迫自己远离残酷的现实环境，直到战斗结束和救援人员到来。这并不是一种“驼鸟政策”，而是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的局面时，利用图书建构起一种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最后，美军通过图书给士兵提供了精神的依托。在心理学史上有个说法，认为一战促进了心理测量的进步，二战促进了临床心理学从精神病学中的独立，意思是两次世界大战都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这当然是后话了，当时挣扎在前线的士兵是不太可能及时得到专业的心理辅导的。就算有，能够临时充当这个角色的也只有图书。有个例子，一位受伤面临截肢的士兵，恰好拿到了一本海明威所写的《第五纵队与49个故事》，其中有个故事跟他的遭遇非常像，说的是一位战士发现痛哭可以缓解断腿的伤痛，于是立刻有样学样大哭了一场。尽管帮助这位士兵治愈的事情有很多，但他一直把这本书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经历过战斗的人总会对战争感到恐惧，但很多事情却成了难言之隐，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成心理的负担。图书刚好可以发挥其特殊的作用，为士兵提供宣泄的渠道，安抚他们陷入困境的思想和心灵。如果士兵被某本书打动，他还会写信给作者倾诉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比如，描写童年故事的《布鲁克林有棵树》与描写家庭生活的《快乐无疆》，就是两本最受士兵欢迎的图书，能够拿到这两本书的士兵通常被形容为收到了一封家书或是得到了一段“假期福利”。据说，《布鲁克林有棵树》的作者，一年大约会收到1500封从前线写来的信。当然，图书并非万能的灵药，不可能像作者在书中描写的那么美好。战争对人的伤害是很难消除的，很多士兵退伍后都会患上“战后心理综合征”。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一些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对二战期间的2000余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士兵实施了脑叶白质切除术，有些人死在手术中，有些人的智力则受到了永久损伤。
不过，在战争时期，能够承载如此多功能的图书当然是性价比最高的不二之选。尤其是海外版图书在欧洲发行后，这些明显是经过筛选，政治意味大于文学价值的图书，竟然也为美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二战中，美国开辟了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场，投入1000多万兵力，10余万架飞机，120艘航母，3000多艘战舰，图书也不断通过海、陆、空等形式投放到战场上。
就拿二战史上最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来说吧，登陆前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关注的一个问题，居然是100万册刚刚出版的图书能否按时送到。这也充分说明了，图书是美国在二战战场上非常倚重的思想武器，甚至变成了国家工具的一部分。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美国军方能够利用图书赢得二战了。事实上，在国家层面，美国把图书当成了思想武器，通过图书对士兵进行了价值观的输入，鼓舞起士兵为自由与正义而战的士气；在个体层面，图书又成为了心理疏导的工具，减轻了美国大兵肉体和心灵的痛苦。
接下来，我们根据不同国家对待图书的不同态度，谈谈文化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力。
希特勒上台后，在德国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从柏林焚书开始，不仅把海明威、马克思、爱因斯坦、伏尔泰等名家名作付之一炬，还在德国民众之间人为制造恐慌，进一步由“烧书”发展为“烧人”，大肆屠杀犹太人。一旦占领了某个国家，纳粹第一个摧毁的对象就是各种文化场所。仅在东欧，纳粹烧毁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多达1700多处。在占领法国后，纳粹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发布了一份禁止140种图书的清单，后来很快又增加到了1400多本，导致巴黎很多图书馆被迫闭馆。整个战争期间，欧洲被销毁的图书更是超过了1亿册。
再来看看美国。美军把图书列为最重要的军需物资，这里边除了有应对战争的考虑，其实还有文化战略上的野心。我们在开头提到的《作为武器的图书》中提到，美国把二战视为“美国图书通往世界书架”的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当时在世界图书贸易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英、德、法等老牌出版强国，几乎没美国什么事儿。
二战爆发后，德国出版业因为焚书事件早已声名狼藉，法国的出版业也被德国牢牢控制，英国的出版企业和图书馆则遭到了德国有目的的轰炸，整个欧洲出版业满目疮痍，正好给了美国一次重新洗牌的大好机会。其实美国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毕竟战争本身也是为了争夺资源获取利益。在当时的处境下，美国的战时图书计划确实体现了一种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布局。而且，美国对图书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战场，还体现在对出版自由的捍卫上。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把图书送上战场的同时，其实还在国内打了一场关于图书出版自由的保卫战。
事情要从1944年罗斯福总统宣布第四次连任开始。自“美国之父”华盛顿之后，每位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就是不成文规定。罗斯福出于战争大局考虑一再连任，却引起了当时的在野党共和党的极大不满。但当时的美国国会刚刚修正了《士兵投票法》，以保障在外参战的士兵也能够参加投票，而据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77%的军民希望保持现任政府的领导。共和党在大选中几乎没有多少优势。于是，一些共和党人以“军供版图书是向军队搞政治宣传，影响大选的公平”为理由，也在《士兵投票法》上提出了一项修正法案。
这条法案被外界称为“第五条”，内容是禁止政府分发“任何杂志、报纸、电影、胶卷或其他文学材料”，并且“禁止以全额的或部分的政府基金支付那些包含着政治争论或任何一种政治宣传目的、或企图影响联邦的任何选举结果”的材料。光从字面上看，这项规定很简单，但是什么才算是政治宣传呢？虚构作品是否也存在着政治影响呢？这种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等于是让军供版图书的出版面临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更重要的是，有了法律授权的书报审查制度，肯定也会限制图书出版的自由。
关键时刻，美国军方与协会开始联手狙击这项法案。陆军和空军先后宣布取消一些军方的教材和课本，理由是它们触犯了第五条法案，并且陆续将很多图书列入了禁书名单。军方还特别出台了一些规定，比如禁止军人观看涉及政治的电影，禁止出售和分发含有现任总统罗斯福相片的宣传册。
你看，军方表面上是在配合执行这条法案，其实就是在为它招黑，激起军人和民众的反感。协会则邀请媒体发起抵制运动，在报纸上发表了铺天盖地的批评文章，公众的信件也像潮水般涌来，要求废除法案的呼声那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军方、协会以及媒体的一系列高压之下，该法案最终进行了修改。在这场图书与法律的较量中，自由意志战胜了政治阴谋，自由出版图书的权利得到了伸张。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一个国家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统治者的意志，是不是希特勒不喜欢看书而罗斯福很爱看书呢？这你就想错了。其实希特勒与罗斯福都是读书狂。据统计，希特勒拥有私人藏书16000册。当他还是一个传令兵时，就经常躲在炮火连天的战壕里读书。在柏林即将被攻陷时，希特勒仍然没有忘记挑选了八十五本书带到地下室去读。罗斯福呢，也是个博览群书之人，以其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是美国建成的第一个总统图书馆，内有22000册个人藏书和25000个集邮册。
尽管同样对图书痴迷，希特勒却效仿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做了一件“焚书坑犹”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希特勒读了很多书，意识到图书对自己征服世界的野心是个潜在的威胁，才会利用国家机器和战争来消灭图书。然而，事实正如罗斯福所宣称的，“没有人也没有武力可以从世界夺走图书，图书中包含着人类针对暴政永恒的反抗”，希特勒最终没有战胜图书，反而自取灭亡。希特勒肯定没有想到，他在前面为“纯洁思想”大肆焚书，美国却在后面抄了近路，通过战时图书计划，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推销到了世界各地，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文化霸权地位。
那么，二战结束了，关于图书与文化的战争也结束了吗？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知道，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国家如何清算历史，反思过去，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这方面，同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和德国又走上了两条反差极大的道路。日本对自己的侵略罪行一直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甚至还肆意篡改历史教材；而德国修建了焚书纪念碑，把战争和大屠杀如实写进教科书，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的犹太人死难同胞纪念碑前一跪，也为德国重新赢得了世界的谅解和尊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现象。美国著名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即将结束前受美国政府委托潜心研究日本，写出了轰动世界的《菊与刀》一书，书中指出日本人信奉“耻感文化”，把“耻”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评价，因此会竭力掩饰自己犯过的错误。而西方奉行的“罪感文化”源起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再加上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过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贝多芬等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文明国度，因此具有深厚的忏悔意识、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这也让战后的德国能够勇敢地直面自己的错误。
你看，图书所蕴藏的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底色，文化又影响着一个国家面对历史的态度。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年，美国在文化战场向德国宣战时说，“这场战争，图书便是武器”。这句话现在依然没有过时。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图书又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领域或国家之间，暗地里进行着各种较量。可以说，关于文化的战争永远不会落幕，图书也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畏惧的武器之一。
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二战期间美国大后方是怎样利用图书支持战争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美国民间发起胜利图书运动，为美国军队募集到了1800万册图书；第二个阶段是美国政府与出版行业合作，专门为上战场的美国大兵提供可以装进口袋的军供版图书，直到二战结束，一共发行了1.23亿册。
其次，我们说到了美国军队是如何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美国军队把图书当成与枪炮、弹药、粮食同样重要的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在战场冲锋陷阵的士兵。图书在重塑士兵的价值观，鼓舞士兵为自由与正义而战的同时，也极大地缓解了士兵肉体和心灵的痛苦。
最后，我们总结了文化作为思想武器对一个国家命运的影响。美国在二战时提出“图书就是思想武器”“图书就是战场”等观念，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效。利用文化发动的战争，依然在世界各地上演；图书，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畏惧的思想武器。
撰稿：安江 脑图：摩西 转述：郑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