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裴鹏程解读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裴鹏程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蔡亮女士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现任圣母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做秦汉帝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关于本书
作者在《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的研究方法上特别注重通过数字化手段来重构史料。正因为有大量的数据分析，许多经典的老问题，浮现出新答案。
核心内容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儒生群体正是在这场斗争的余波中获得崛起机会。他们逐渐控制了王朝的官僚系统和知识系统，为此后几个世纪的中国政治话语定下基调。另外，我们今天之所以认为汉武帝早年就重用儒生，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讲了一个假的故事，但这不是因为他信息掌握不足，而是司马迁有意打造出一个“理想世界”。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里都尊奉儒学，并以儒家帝国的形态存续。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儒学留下的深刻影响。比如，我们提倡敬重师长，尊崇通过学识来选拔人才。那么，搞清楚儒学、儒生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并主宰国家政治，就能明白中国的底层逻辑和文化积蕴是怎么构建的。
“儒学”的崇高地位是怎么来的？历史课本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甚至有点简单的答案：西汉时期，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似乎是个基本常识。
但今天这本书带来一个全新的答案。正式介绍这个答案之前，先来介绍一下作者蔡亮，她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现任圣母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做秦汉帝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她在研究方法上有个特色，特别注重通过数字化手段来重构史料。正因为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围绕“儒生群体如何崛起”这个话题，一重又一重谜团被解开。经典的老问题，浮现出新答案。
正如这本书的题目《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作者发现，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正是在这场斗争的政治余波中，儒生群体才获得崛起的机会。他们逐渐控制了王朝的官僚系统和知识系统，为此后几个世纪的中国政治话语定下基调。另外，我们今天之所以认为汉武帝早年就重用儒生，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讲了一个假的故事，但这不是因为他信息掌握不足，而是司马迁有意为之的。
下面，我们依次揭开这三个谜团：
第一，与儒生崛起紧密相关的“巫蛊之祸”是怎么回事？背后推手是谁？
第二，儒生到底是一群什么人？他们是怎么建立“儒生帝国”的？
第三，司马迁为什么要讲一个假的故事？
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巫蛊”？
“巫”，就是巫师的意思，在古代特指女性巫师。“蛊”是一个“虫”字再加一个“皿”字。古人相信，把不同的毒虫放在容器里，可以研制出剧毒。后来，“蛊”也可以指让人生病死亡的毒气或恶灵。总之，“巫蛊”就是引导邪灵害人的方术。从春秋开始，官方就对巫蛊之术严加控制。
那“巫蛊之祸”是怎么回事呢？
汉武帝共在位54年，“巫蛊之祸”发生在他当皇帝的第50个年头。这时的汉武帝已经年过花甲，身缠重病。
一次，汉武帝听说，丞相的家人竟然使用巫蛊诅咒他，于是下令诛灭了丞相全族。这件事只是“巫蛊之祸”的序幕。
半年后，又有人给汉武帝吹风，说他身染重病确实是因为有人暗地里使用了巫术。于是，汉武帝就派人查办这件事情。查来查去，矛头一步步指向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以及太子刘据。刘据反过来杀了挑事的人。汉武帝以为太子反了，发兵平叛。结果死了几万人，其中就包括皇后和太子。
不到一年，巫蛊谣言又起，于是汉武帝再次大开杀戒。只不过，这次杀的，是当初帮汉武帝镇压“太子叛乱”的那帮人。
这还没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朝中高级官员，几乎所有人都跟“巫蛊”扯上关系。有名望、有权势的家族陆陆续续都被杀光了。
“巫蛊之祸”是怎么收场的？太子刘据死后，汉武帝把年仅8岁的小儿子立为太子，这就是未来的汉昭帝。由于太子年幼，汉武帝提拔了一位叫霍光的大臣，让他将来辅佐小皇帝。不久之后，汉武帝就过世了。
“巫蛊之祸”的大致情况说完了。请你思考一个问题，这场给帝国上层带来腥风血雨的政变，幕后推手是谁呢？
我们试着推测一下。
“巫蛊之祸”发生时，汉武帝已经在位五十多年，疾病缠身。而太子三十多岁，风华正茂，只需要再等上几年，武帝过世，他就能顺理成章地继位。但就在这时，竟然有人陷害他。所以，“巫蛊之祸”的推手很可能就是陷害太子的那帮人，以及后来奉命诛杀太子的臣僚们。但奇怪的是，没过多久，这些人就遭到举报。很快他们也被处死了，根本没有捞到好处。
那谁是这场政治斗争的最大受益者呢？
这个人是霍光。看一下后来的历史，汉武帝去世后，霍光担任辅政大臣，此后牢牢掌握朝局长达20年。这二十年里先后有过三位皇帝，霍光不仅当了三任辅政大臣，还直接参与了两位皇帝的挑选工作。汉昭帝幼年即位，但二十多岁就去世了，没有儿子。于是，霍光拥立了一位新皇帝，但新皇帝干了27天，霍光就把他给废了。后来，霍光又拥立了一位皇帝，他继续当辅政大臣，直到去世。
这样看来，霍光的嫌疑非常大。不过，仔细分析的话，这个猜测疑点也不少。
首先，霍光最初并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他长期在皇帝的内廷做官，负责打理皇帝的日常起居。霍光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谨小慎微。相传霍光二十多年没犯过一次错，可见他谨慎到什么程度。正因为这样，汉武帝一直把他留在身边。不过，汉武帝也没有重用他的意思。官倒是给他升过几次，但都是些没有具体行政职务的次要官职。
就算霍光有心扳倒一批重臣，然后自己顶上来。但那么多达官显贵排在前面，哪能轮到他当辅政大臣呢？
再说，就算霍光想出非常缜密的“作案计划”，打算一点一点除掉面前的拦路虎，他也不应该首先把矛头对准太子刘据以及皇后卫子夫。因为，霍光有个同父异母兄弟，叫霍去病，霍去病的姨妈就是皇后卫子夫。尽管霍去病、卫子夫跟霍光很少走动，但真要追究起来，血脉相连，霍光是逃不掉的。
退一步说，伴君如伴虎，霍光陪了汉武帝几十年，很清楚武帝对巫蛊很敏感，霍光怎么敢引火烧身呢？这实在不符合他的性格。
你看，霍光也不太像是“巫蛊之祸”的幕后黑手。
如果说真有一位人物掌握着整个事件的走向，那似乎只能是汉武帝本人了。
古代帝王有件特别忌讳的事情。这就是太子等不及老皇帝自然过世，就想一些阴招让老皇帝快点走。皇帝要是知道了，轻则废掉太子，重则砍头。
从这个角度分析，“巫蛊之祸”好像就能说得通了。年迈的汉武帝听到风声，太子和他的生母卫皇后在诅咒他，所以，一气之下杀了母子俩。后来汉武帝想通了，十分懊悔，于是把当初与太子为敌的那群反对派官僚给灭族了。很多对“巫蛊之祸”的学术研究，都得出类似的结论。
不过，问题到这一步还不明朗。汉武帝为汉帝国掌舵五十多年，他应该很清楚，太子就是国本，尤其是在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太子关乎王朝稳定。证据不足就杀死太子，过于草率了。
是不是因为武帝喜欢小儿子，想要他继位，所以干脆杀了太子，给小儿子铺路呢？如果这样的话，汉武帝就没必要多此一举，把反对太子的人杀掉。
那是不是汉武帝想要借这个机会，让上层来一次大换血，所以反复把巫蛊当幌子，大开杀戒。话又说回来了，上层官僚不只意味着分享了皇帝更多的权力，也意味着他们的经验更丰富。把他们都杀光，再把未成年的太子托付给没什么政治经验的霍光，汉武帝应该不会走出这么臭的棋。
到这个时候，“巫蛊之祸”这件事情，或许只有一个解释。
很可能，这场持续五年的血雨腥风本来就没什么幕后主谋。汉武帝年老多病，非常敏感，因此误杀了太子。这时，汉武帝将错就错，顺势清理了盘踞在上层的权贵势力。
原本，各派势力都打算把搜捕巫蛊看作一出大戏，所以煽风点火，想趁乱谋求利益。没想到，“巫蛊之祸”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没人能拦得住。最后，权贵势力被连根拔起。对汉武帝个人来说，他不仅失去了太子，也失去了一大批有经验的官僚，弥留之际，只能“矮的里面拔高的”，把小皇帝托付给并不突出，但还算可靠的霍光。
最终，霍光成了幸运儿，获得了至高权力。
解开“巫蛊之祸”的谜，我们来看第二谜：为什么“巫蛊之祸”后，是儒生这个群体填补了空缺？
提到儒生，我们会联想到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在战国时期是显学，除了孔子以外，孔门弟子众多，影响力很大。而且，儒家重视德行教化、礼仪秩序，很对统治者胃口。“巫蛊之祸”后，儒生替补上来好像很正常。
但事实并不是想的那样。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坑儒”坑杀的倒不是儒生，而是撺掇秦始皇寻访长生不老药的方士。不过，焚毁的书，包含了各个类别，儒家的书也在里面。书籍是学术思想的载体，尤其是在古代，复杂的知识只能靠书籍传播。所以“焚书”事件对儒家学派造成沉重打击。到汉朝，儒生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其实，儒生在汉朝初年没被重视，更多的还是儒学自身的原因。
儒学最底层的内容是传统周礼，包括周代的礼乐制度、道德标准、政治规范。这个特点带来的好处是，能借助传统约束当下，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但坏处也很明显，恪守传统就很难兼顾新形势、新需求，因此变得不合时宜。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刘邦早年创业时期，有个人戴着儒生的帽子来拜访他。结果，刘邦却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
为什么刘邦这么不尊重儒生呢？
刘邦和他的创业团队出身草根，需要的是能立竿见影的东西。而儒生向他推销的是几百年前周代贵族的礼仪制度，这当然没法提起刘邦的兴趣。
即使在西汉建立后，汉朝初年的政治思想也主要是“黄老之术”。不过，儒家那套东西，倒也不是一无是处，主要出现在社会基层，比如主持婚丧嫁娶的仪式，教学生读书认字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汉朝初年的统治阶层，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军功贵族的后代，还有一部分是地方豪族的代表。出身低微的儒生，在统治阶层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处。
既然这样，为什么后来儒生群体会迅速崛起呢？
这是因为，“巫蛊之祸”恰好给儒生创造了一个展示特长的空间。
前面提到，“巫蛊之祸”是一场失控的政治斗争，上层贵族几乎被清除干净了，原本没机会接触最高权力的霍光，脱颖而出成为辅政大臣。这时，免不了有人说闲话。霍光除了武力打压反对派，也得想办法拉拢一些人，为自己站队。拉拢谁呢？这就是儒生。
儒生能帮霍光塑造慧眼识人、求贤若渴的良好形象。儒生提倡道德、礼仪、知识、传统，会给人一种学识渊博、德行出众、尊重传统的感觉。所以，霍光很喜欢把年过花甲的老儒生请到朝中当官来帮他粉饰门面。比如，他遴选了两位儒生出任高官，一位叫蔡义，一位叫韦贤。蔡义七十多岁的时候，被任命为少府，负责管理皇帝的私人金库。到八十多岁的时候，他又被任命为相。同样，蔡义也是在快七十岁的时候，被任命为大鸿胪，负责外交事务。
霍光拉拢儒生可不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儒生能帮上更大的忙。这就是引经据典、制造舆论，论证霍光辅政的合理性。很多史书记载霍光辅政这段历史，都会讲到一件事。话说当初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死后，汉武帝把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太子年少怎么办呢？汉武帝思前想后，打算让霍光辅佐。为了表达对霍光的尊重、敬仰，还有临终托孤般的诚意，汉武帝让宫中画师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暗示霍光做好辅政的准备。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感人，但很多史学家考证后都得出相近的结论，这个故事是儒生帮霍光制造舆论的素材。这个举动其实开启了一个惯用套路，后世哪位权臣想要趁着皇帝年少干政，他就需要自比周公。远的不说，霍光过世几十年后，权臣王莽就照猫画虎，干过类似的事情。
我们接着说霍光。儒生通过帮霍光制造舆论，迅速崛起。但霍光毕竟是个权臣，古代权臣的下场都不太好。你可能听过明代张居正去世后被抄家的事情。其实，要说权臣死后被清算，霍光是有确切史料证明的第一位。霍光过世后，葬礼无比隆重，汉宣帝和太后一同到场治丧。但没过两年，霍家就被灭族了。
儒生当初是站在霍光这边的，现在连霍光的族人都被灭了，汉宣帝还会让儒生保持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其实，让儒生站稳脚跟的正是下令族灭霍家的汉宣帝。
汉宣帝的身份有点特殊，他的祖父正是在“巫蛊之祸”中死去的太子刘据。汉宣帝从小生活在宫外，当了皇帝以后，他的血统和继位合法性备受质疑。这时，儒生再次获得机会施展特长。他们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祥瑞，比如在皇家园林上林苑，一棵已经枯死倒下的大柳树，竟然奇迹般地立起来，重获生机。长出的树叶，被虫子咬一个图案，图案好像是五个字：“公孙并已立”。汉宣帝是曾经的太子刘据的孙子，而且，汉宣帝的名字恰好是“刘病已”。这不表明，上天在告知天下，汉宣帝就应该继承皇位嘛？
你能想到，这类事情八成是假的。但在当时，确实帮了汉宣帝不少忙。所以，汉宣帝提拔了很多儒生担任各类高级官员，甚至，太子太傅这个职务有一半以上都是儒生。太子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们，汉宣帝让一帮儒生教导未来的皇帝，可见汉宣帝对儒生有多么认可。
不过，儒生的能力，好像体现在为政权不稳固的君臣提供舆论支持。当政权稳定的时候，儒生还有什么用武之地吗？
儒生能在“巫蛊之祸”后长期影响古代中国，甚至建立起一个作者所说的“儒生帝国”。这么大的成就，跟儒生的一些重要特征分不开。
首先，儒生非常强调师承关系。比如后人推测，从孔子到孟子的传承脉络是：“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历史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还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可考的，至少从西汉开始，儒生就在强调师承关系。而汉代选拔官员，有个重要的措施叫“察举制”。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高级官员可以选拔他们认为品德优良、能力出众的人，担任低级官职。这就给重视师承脉络的儒生提供了机会。巫蛊之祸以后，上层官员位置空缺，一些儒生被提拔到高位。很快，他们就开始拉拉扯扯，把自己的门生都举荐上来。官员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还可能是师生关系。这样，官僚系统内就逐渐出现一个庞大的儒生人才梯队。
但只是拉帮结派，并不能长久。儒生不仅渗透了官僚系统，而且做了件影响更深远的事情，这就是掌控汉代的知识系统。汉代儒生推崇学习“五经”，也就是《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后来，儒生推动官方把“五经”纳入官学，官方设立了一种叫“五经博士”的学官。“五经”学得好的人将来可以当官。经学博士是汉武帝设置的，最初只有几十人，到霍光辅政的时候，人数迅速破百，然后一路翻番，到汉代末年，五经博士和弟子的人数竟然多达三万。正是从“巫蛊之祸”之后，儒学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古代的官方正统学说。
说到这儿，儒生好像是一群特别擅长把握政治机遇的人，那他们有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吗？
前面提到，儒生擅长引用典籍，为统治者造势。这件事可不是谁都能干的。要想搞好舆论造势，不仅要掌握扎实的知识，而且要活学活用，话讲出来得令人信服，事做出来要滴水不漏。只有这样，才能帮统治者妥善应对政治危机。
其实，很多儒生，最初都是汉帝国的基层官吏，长期做一些琐碎、具体的事情。儒生熟悉礼仪，农村的婚丧嫁娶总是离不了他们。儒生会读书写字，他们就能在地方政府干点文书工作，或者当老师教学生识字。儒生熟悉国家法律制度，遇上各类纠纷，调解起来总是有理有据。
你看，汉代的儒生其实在“巫蛊之祸”以前，就已经遍布汉帝国的基层社会。他们只等待一个像“巫蛊之祸”那样的时机，实现政治抱负。
解开“儒生帝国”建立之谜，最后，还剩一个谜团。
后人误以为汉武帝重视儒学，这件事要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有一篇文章叫《儒林列传》。这篇文章讲的是西汉前期多位儒学大师的故事，展现了西汉初年儒学兴盛的局面。
但我们已经知道，西汉“巫蛊之祸”以前，儒生并没有被重用。换句话说，司马迁没有给我们讲事实。
司马迁为什么要讲一个假的故事呢？
我们先来看，《儒林列传》到底讲了什么？主要是两个内容，首先，这篇文章理清了儒家发展的脉络，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汉代初年，生生不息。其次，这篇文章强调了孔子之教是大智慧，汉朝是个尊重儒学的美好时代。人们把儒家经典学好了，就可以当官。
但事实上，孔子和汉代的儒生三百年来一脉相承，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学好儒学就能当官，这在汉初还没有实现。本书作者蔡亮仔细统计了汉武帝时期的官员信息，在77位地位显赫的高官中，只有6位儒生，占总人数的7.8%。而这6位儒生里，只有公孙弘一个人是通过举荐贤良的方式，获得高层职位的。这跟司马迁在《儒林列传》里描绘的场景，显然不一样。
对于这个现象，本书作者蔡亮给出一个有意思的解释：司马迁其实在《儒林列传》里创造出一个理想世界。这个世界的情况，跟司马迁所处的现实世界相反。
在现实中，军功贵族和他们的后代把握着最高权力。而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通过裁剪史料，拼接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里，财富地位、军功以及人脉全部失去意义，一个人的未来是由他掌握的知识决定的。
司马迁为什么要在《儒林列传》中描绘一个与现实恰好相反的理想社会呢？
司马迁的父亲就是史官，史官虽然卑微，但他们是统治阶层近距离的观察者。所以司马迁从小目睹了很多残酷的现实，官员要想升上高位，就得靠家族财富、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司马迁曾经吐槽自己既“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同时也“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满满的失落和无奈。
于是，司马迁只能通过文字委婉地批评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怎么写的呢？
司马迁在《史记》里分别为16位汉武帝时代的重臣作传。与这些独立人物传记并列的，还有《酷吏列传》以及前面提到的《儒林列传》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画的是人物群像。
司马迁暗自做了一件事。他把这些官员分成了三个群体，分别是：权贵的后代，底层崛起的政坛新贵，以及凭借学识当官的儒生。
写权贵后代的时候，司马迁会在文中反复强调，这些人是因为家族的声望而获得官位，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获得重要官职。写底层崛起的新贵的时候，司马迁会直白抨击汉代卖官鬻爵的丑恶现象。
那司马迁心中理想的选官模式是什么呢？他在《儒林列传》里，剪裁拼接出一个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只有接受过五经教育的儒生官员，才能成为国家官员的后备人选。
看起来，司马迁是在“望梅止渴”，通过文字抚慰心灵。其实，这件事情意义深远，它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变成“儒生帝国”兴起的重要推力。
西汉初年，儒生人数稀少，组织松散，影响力有限。而司马迁的《儒林列传》给儒生们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远望蓝图，分散在帝国底层各个角落的儒生，更加重视五经学习，重视相互推举，逐渐团结起来，希望能奔向那个美好世界。
司马迁的事业，后人仍在继续。一百多年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了《汉书》，继续描绘那幅蓝图。《汉书》中有一篇《儒林传》，在这篇文章里，儒生之间的传承关系更加明确了。《汉书》中还有一篇《艺文志》，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班固把以前的书目都梳理了一遍。原本很多儒家经典已经流失，同一本经典有多个版本存世，非常混乱。而班固却在《汉书·艺文志》里，为儒家经典理出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这进一步团结了儒生，强化了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
本书作者对西汉时期的官员的师承关系情况做了统计。在汉武帝以前的一百多年里，有师承关系的高级官员只有两位。而汉昭帝到王莽统治结束，这一百多年间的97位高官中，有33人是儒生，其中还有11对师生官员。举个例子，公元前72年，一位叫后仓的儒生位列九卿。后仓是研究《诗经》《孝经》的大家。他有位门徒叫萧望，也是《诗经》方面的专家，七年后也位列九卿。萧望你可能不熟悉，但后仓的另一位学生很有名，这就是“凿壁偷光”的匡衡。匡衡在《诗经》方面成就很高，他当过汉朝的丞相。这个师承还没完，匡衡有位弟子是师丹，担任过大司马等高官。
回到这部分的主角司马迁，他被称为“中国史学之父”。这不仅是因为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查明诸多历史的原委，更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传统，把历史叙述照进现实，为儒生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推动了儒生阶层的形成和崛起，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到这儿，这本书中的三个谜团，就为你全部解开了。
你是否发现，这三个谜团背后的内容，正是儒生群体崛起、儒生帝国建立的三个原因。
西汉初年，儒生数量稀少，零散分布在帝国基层的角落。“巫蛊之祸”爆发，为儒生群体崛起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契机。这是外因。
但只有机遇，没有准备是不够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儒生们自身的修养和准备是走向崛起的前提。这是内因。
而司马迁以及班固，为儒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纲领，赋予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使他们能够以团体为单位，有组织地协同崛起，逐渐成为新的精英阶层。
此后，儒学知识和儒家理念，开始在未来的几百年里逐步改变了朝廷话语和帝国国策。“儒生帝国”最终形成。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撰稿、讲述：裴鹏程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划重点
儒生群体崛起、儒生帝国建立的三个原因：
外因：“巫蛊之祸”爆发为儒生群体崛起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契机。
内因：儒生密切的师承关系逐步控制帝国的官僚系统和知识系统。
精神纲领：司马迁等史学家为儒生创造出想象的共同体，使他们能够有组织地协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