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之梦》 刘怡解读

《奥林匹克之梦》|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叫做《奥林匹克之梦》。这个书名一听就和奥运会有关。刚好2024年7月26日，第33届夏季奥运会将在法国巴黎开幕。中国健儿能在这次盛会上取得多少枚金牌，又会是一段时间里的社会热点。往前数的话，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已经先后举办了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中国不仅实现了“奥运梦”，在奥运赛场上也是当之无愧的金牌大国、奖牌强国。但中国人的奥运情结，并没有因此降温。观看奥运赛事时，我们不仅会关注中国运动员的成绩，还总会不自觉地把当届主办国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力，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做比较。可以说，在中国，奥运会的意义是超出单纯的体育竞技的。

其实，不光21世纪的中国人有强烈的奥运情结。自打1907年，中国人第一次听说现代奥运会以来，“参加奥运”和“举办奥运”，就成了一种长盛不衰的精神执念。你可能不知道，早在1924年，就有4位中国网球运动员报名参加第8届奥运会。1945年，当时的中国政府还认真讨论过，申办1952年奥运会。你想，1945年的中国可是一个刚刚经历“二战”，满目疮痍的弱国，“申奥”就被提上了日程。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和今天一样，赋予了奥运会丰富的政治、外交和文化含义。哪怕当时的中国运动员还不具备争夺奖牌的能力，中国人也希望在奥运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重返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做出的努力，更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史诗。

那么问题来了：现代奥运会其实是1896年才诞生的，到今天不过120多年；中国人的奥运情结，却持续了110多年之久。这种特殊现象是怎样出现的？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看奥运，格外重视金牌，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吗？还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口号，在中国曾经广为流传。它和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听上去有些出入。这两种信条，究竟是怎样共存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就得郑重推荐今天这本《奥林匹克之梦》了。它不仅回顾了中国人奥运情结的来龙去脉，还详细梳理了从1895年到2008年，体育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学习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体育在近代中国，本来就担负着重塑国民意识，将现代国家观念灌注到每个普通人身上的功能。它从一开始就没那么简单。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体育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人看奥运，看的不仅是比赛；他们还在观察祖国的国际地位，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了解了这段历史，再去看奥运会，你的感受一定会大有不同。你对中国人的奥运情结和金牌情结，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本书作者徐国琦，现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全球史讲座教授，是英语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史的权威学者。徐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国际关系史泰斗入江昭。他尤其擅长利用海外史料和新视角，考察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徐国琦的专著《“一战”华工》《亚洲与“一战”》，都是填补学术空白的经典之作。这本《奥林匹克之梦》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初版定稿于2008年，当年就被国际奥运史学家学会评为年度最佳图书，《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全球知名媒体也对本书赞誉有加。在豆瓣网上，本书同样获得了8.0分的高评分。因为原书是在十多年前写成的，其中的一些信息需要更新。我会结合作者最近几年的学术访谈，为你补充新资讯和延伸视角。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体育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人的奥运情结又是因何而起的。在第二部分里，我会带你回顾，为了参加和申办奥运会，过去100多年里，中国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中国要想成为全方位的体育强国，还有哪些方向值得努力。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现代汉语中的“体育”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

如果单看“体”和“育”这两个中文字，它们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就一起出现过9次。不过，这9处“体育”只是碰巧连在一起，并不是专门的术语。这倒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和体育类似的概念。像《周礼》记载的春秋贵族“六艺”，其中的“射”和“御”，射箭、驾驶马车，就可以归入广义上的体育。蹴鞠、马球这些运动在古代一度也很流行。不过，“体育”这个词正式进入中文，并传播开来，却要等到晚清。它是和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著名翻译家严复激于义愤，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原强》，意思是“（国家）强盛的本源”。严复讲，中国搞了30多年洋务，满以为只要引进欧美的坚船利炮，就可以高枕无忧，这其实是本末倒置。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强盛，源自他们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力量。中国也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把社会的潜能调动起来，才能实现富强。但现实是，晚清存在大量的鸦片吸食者，妇女还有裹小脚的。这些恶习不仅“贻害民力”，还让国家变成了“病夫”。科举制的推行，尤其造成普通男性鄙视强身健体，变得羸弱不堪。严复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提倡“练体力”，先从身体上强大起来。

严复反复强调的“练体力”这件事，在当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热烈反响。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此尤其感兴趣。1902年，梁启超开始撰写著名的《新民说》，其中有一篇叫《论尚武》。“体育”这个词，就是他在这篇文章里率先使用的。梁启超讲，一个民族要想在20世纪的世界上立足，除了要有文明、智慧和国土，还必须具备尚武精神。新兴的德日等国，就是尚武精神的正面案例，而体育是培养尚武精神的最有效途径。中国人借助体育锻炼，不仅能获得强健的身体；他们在精神和意志品质上，也会成长为现代公民，并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梁启超笔下，体育不仅成了一个专门的概念，它还和挽救民族危亡以及国家现代化这两项重大使命，同时挂上了钩。这就难怪，继梁启超之后，孙中山、蔡元培、蔡锷等民主革命先驱，都成了体育运动的倡导者。在精英阶层的推动下，1903年清政府正式规定：全国各级新式中小学，必须强制开设体育课。在那之后，中国精英对体育的热情依旧不减。1917年，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体育之研究》。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精英对体育的热情，为什么会和奥运会产生交集呢？这就得说到“现代奥运之父”、法国人顾拜旦了。1896年，顾拜旦在牵头举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曾明确表态说：“最重要的是参与，不是胜利。”他希望世界各国能以运动场上的竞争，代替战场上的流血冲突。这项良好的愿望虽然没能实现，但奥运会毕竟在形式上，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等、友好的舞台，这对中国是有利的。1897年，顾拜旦还隔空对亚洲喊话说：“黄种人已经全体准备好了。”“他们会尝到体育比赛的喜悦，以及胜利给国旗带来的荣耀。”

当然，顾拜旦的话并没有直接传到中国。不过，中国也有一个特殊渠道，去了解新诞生的奥运赛事，那就是著名的YMCA——基督教青年会。注意了，YMCA虽然名字里有“基督教”这几个字，其实并不是宗教团体。它是一个发源于欧洲的跨国社会服务机构，旨在为各国青年提供教育、体育和就业方面的帮助。19世纪末来华的YMCA干事，除了欧洲人，还有不少是美国人。他们一到中国就发现，这里的知识精英正在普及体育运动；通商口岸的中国人，也从传教士和外国水手那里，接触到了足球、篮球等西式体育项目。但当时的中国没有专业体育教练，对竞技规则了解不多，也没有兴办综合性赛事的经验，这成了YMCA的努力方向。在他们的帮助下，1910年，中国的新式中学和大学，在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设有田径、足球、篮球、网球4个比赛项目。1917年，上海还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大型公共体育场。

为什么我要强调，当时YMCA的美国背景呢？因为在20世纪初，美国自己就是一个新兴国家。它非常渴望借助国际体育赛事，彰显本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力。1904年，美国主动承办了第3届奥运会，并在金牌和奖牌榜上双双登顶，这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也通过这届奥运会，积累了可观的政治声望。由此可见，把奥运会当成国家项目来经营，早已有之。中国的体育先驱通过YMCA这个中介，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案例。

1907年，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在天津YMCA举办的讲座上，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奥运会。张伯苓认为，参加奥运会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跟上全球化潮流的良机。如果中国运动员能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并取得好成绩，那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印象一定会大有改观。1908年，天津YMCA在一次演讲比赛上，还提出了3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首都北京能举办奥运会？这三个问题，构成了之后100多年中国“奥运梦”的主题。

本书作者在搜集史料时发现，早在1914年，中国驻法国公使就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申请，希望派运动员参加原定于191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这在当时是符合程序的。不过因为“一战”爆发，1916年奥运会被取消了。战争结束后，国际奥委会修改了章程。它规定：一个国家要想参加奥运会，必须先建立自己的奥委会，并取得国际奥委会席位。于是，1922年，中国组建了“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后来改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它就是中国自己的奥委会。民国著名外交家王正廷还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中国籍委员。可以说，中国人的奥运之路，起步并不晚。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深渊里。不过，在前辈们的努力下，“体育兴国”和“体育外交”这两项战略，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1912年，中国和日本、菲律宾牵头组建了远东体育协会，规定从1913年起，轮流在这三国举办远东运动会，每两年一届。这个远东运动会就是今天的亚运会的前身。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定期举办全国运动会，赛制和奥运会接轨。据当时的史料记载，1930年，整个中国共有247座公共体育场。其中，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的新体育场，都是按奥运会标准设计建造的。它们象征着中国人拥抱奥运的决心。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中国人奥运情结的缘起。它涉及两个关键词，一是“体育兴国”，二是全球化。有了“奥运梦”，下一步自然是正式参加奥运会了。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朋友可能知道，“中国奥运第一人”，是1932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刘长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奥运赛场，则是在1984年。其实，这两个年份并不完全准确，值得详细说说。

前面说到，1922年中国有了自己的奥委会，具备了奥运会参赛资格。他们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备战1924年夏季奥运会。注意了，从这一年开始，奥运会有了夏季、冬季之分。1924年夏季奥运会和100年后一样，也是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但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财政极度混乱，根本拿不出参赛费。中国奥委会有位美籍职员叫格雷，是个热心人，他出了个主意：能不能在海外华侨中，寻找愿意代表中国出赛的运动员呢？这样就不用专门组团了。

这一找，还真让他找着了。当时的东南亚是亚洲网球运动的中心，高手频出。英属马来亚的男子网球冠军邱飞海，就是一位华侨，而且爱国心很强，愿意代表中国出征巴黎。香港的韦荣洛，还有吴仕光、吴仕章兄弟，也接受了格雷的邀请。但这4位运动员，同时还在备战1924年7月底的戴维斯杯网球团体赛，要去美国打球。他们拿不准，自己能不能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及时赶到欧洲。当时格雷人在北京，他和4位运动员的联络，是通过书信和电报进行的，非常不顺畅。中国奥委会也付不起钱，给4位运动员购买昂贵的飞机票。最终，邱飞海等4人虽然在巴黎奥组委报上了名，但还是决定忍痛割爱，去美国打戴维斯杯。从当时的档案上看，巴黎奥组委已经给中国代表团预留了开幕式进场的位置。但中国国旗，终究没能出现在1924年奥运会上。

4年过后，时局更乱了。北洋政府已经濒临解体，新的国民政府尚未成型，中国奥委会连招募华侨运动员的能力都没有了。万般无奈之下，身为中国奥委会主席的王正廷，写信给正在美国考察的体育官员宋如海，请他和中国驻荷兰公使一起，到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现场观赛。宋如海是个有心人，他不仅看了比赛，还研究了赛程安排和荷兰的“奥运经济”效应，做了详细的笔记。回国之后，宋如海写了一本书，叫《世界运动会丛录》。在书里，他把“奥林匹克”音译成“我能比啊”，勉励同胞说：“这是一项我们也能参与的赛事。只要有决心和毅勇，就能与他国竞争。”

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奥委会，境遇着实惨淡。除了隔几年办一届全国运动会，平时它是得不到政府拨款的，连办公经费都得自己筹措。久而久之，主席王正廷有些心灰意冷。1932年奥运会前夕，中国已经打算放弃参赛了。就在这个时候，1932年6月12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则爆炸性新闻：日本打算强行征召中国东北的两位跑步健将刘长春和于希渭，让他们代表伪满洲国出战奥运会。史料证实，这则新闻其实是误报。国际奥运会并不承认伪满洲国，当然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参赛申请”。但中国民间却因此掀起了惊涛骇浪。要知道，当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半年多，日本正在国际舞台上，竭力宣扬伪满洲国的所谓“合法性”。如果真的让他们强征中国东北运动员，打着伪政权的旗帜招摇过市，不仅会在国际上混淆视听，对中国的国格也是巨大的侮辱。因此，1932年奥运会，中国是非去不可，而且就得让刘长春和于希渭代表中国出战，以此显示：中国人绝不向侵略者低头。

问题是，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7月30日就要开幕了。运动员报名在6月18日就截止了，中国没赶上。为了克服困难，王正廷利用他在国际奥委会的人脉，提出了特别申请，并获得批准。中国各界也在积极联络和动员两位东北健儿。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日本人得知，他们软禁了人在大连的于希渭，只有定居北平的刘长春得以成行。因为事起仓促，加上经费紧张，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领队沈嗣良的盘缠，是向社会名流“化缘”得来的。张学良将军个人出资8000银元，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差旅费。临行前，王正廷在上海为刘长春一行举办了授旗仪式，将中国国旗和中国奥委会会旗交到他手中。上海一家报纸还刊登了漫画《关云长单刀赴会》，褒扬刘长春孤身出战奥运会的勇气。

本书作者感慨说，1932年奥运会前后的风波，恰好说明体育在近代中国从来就不单纯，它一直和时局纠缠在一起。刘长春的洛杉矶之行，再次验证了这一点。他和教练乘船离开上海时，已是7月8日，光在路上就要花费21天。刘长春无法训练，只能通过慢跑和拉伸勉强维持状态。7月29日下午，轮船终于抵达洛杉矶，第二天就是开幕式，7月31日就要参赛。刘长春实际参加了100米和200米预赛，未能进入决赛。他自己承认，内心倍感失望。

不过，在外交层面，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刘长春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的运动员，手举国旗在开幕式上入场时，现场播音员念出的解说词是：“4亿5千万人只派来了一位选手，但中国人的脚步毕竟踏上了奥运会的赛场。”观众席上也响起了掌声。赛事结束后，刘长春一行还在美国停留了一个月。他们举办各种形式的演讲和展览会，向世界舆论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暴行。这对美国政府的外交立场，产生了一定影响。

民国时期，中国人规模最大的一次奥运之行，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虽然经费依旧吃紧，但整个代表团经过了精心搭配。王正廷和体育教育家马约翰亲自率团前往欧洲；代表团里除了69位运动员，还有教练员、裁判员以及一个“国术表演团”。本届奥运会的男篮决赛，就是由中国籍裁判舒鸿吹罚的。在6个大类的比赛中，中国只有撑杆跳高的符保卢进入复赛，未能赢得奖牌。但首次参赛的中国男足和“国术表演团”贡献的武术表演，在当地的反响还是相当不错。“中国球王”李惠堂，就是因为这届奥运会，声名传到了欧洲。更重要的是，中国虽然在竞技成绩上无法与日本相抗衡，但在舆论场上还是争回了尊严。当时日本正在申办1940年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的40多个成员国发出照会，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践踏，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挫败日本的野心，还中国一个公道。1938年7月，陷入孤立的日本政府最终宣布：放弃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不仅如此，柏林奥运会期间，中国还派出考察团，调研了德国的奥运场馆和赛事组织工作，预备有朝一日能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中国政府就进行了申奥规划，准备申办1952年夏季奥运会。由于内战爆发，这项动议无果而终。但你可能不知道，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还是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派运动员参加了这届奥运会，五星红旗和《义勇军进行曲》还出现在了赛场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留在北京的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代表，组建了新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全国体总，行使中国奥委会的职权。全国体总随即向国际奥委会和足球、篮球、游泳等单项运动的国际联合会发出公函，要求他们承认：这个新机构，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有10多个单项联合会认可了这份公函，唯独国际奥委会始终拒绝表态。但1952年奥运会的主办国芬兰，早在1950年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欢迎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苏联等国也对中国进行了声援。国际奥委会迫于压力，在1952年7月18日做出了一个暧昧的决定：同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发出邀请，批准他们同时参加奥运会。由于台湾当局拒绝参赛，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出战奥运会。但国际奥委会发出邀请的时间，就在开幕式前一天，根本来不及准备。全国体总仓促组建的代表团，直到7月29日才抵达赫尔辛基，距离闭幕式只剩一天了。此时大部分比赛项目已经结束，中国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参加了男子100米仰泳预赛。但这毕竟是新中国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依然弥足珍贵。

不过，1952年之后，事情再度起了变化。国际奥委会虽然在1954年正式承认，全国体总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但在政治因素的左右下，他们依然保留了台湾当局的奥委会席位。这有可能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经过综合考量，全国体总在1958年8月，中止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这让新中国的奥运之旅，暂时宣告“冻结”。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在以各种巧妙的方式，借助体育这个舞台，开展外事和文化交流活动。本书作者认为，1971年世乒赛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口号，就是新中国“体育外交”实践的反映。它不是说不要竞技成绩，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与西方全面建交，国际形势微妙的背景下，体育需要承担更重的交流职能。在这种背景下，竞技成绩不是第一位的，它需要服从更大的全局。1971年中美两国间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新中国“体育外交”的经典案例。它也是特殊时期，中国人“体育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经过20多年的努力，1979年11月，国际奥委会最终确认：只有全国体总可以使用“中国奥委会”的正式名称，政治障碍终于得以破除。第二年，中国就派出28位运动员，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13届冬奥会。所以严格来说，1980年冬奥会才是新中国重返奥运赛场的第一战。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没有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但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选手许海峰斩落首金。中国人的奥运之路从此进入了飞速上升的新阶段。

本书作者指出，在“二战”结束后的40多年里，日本、墨西哥、韩国等国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这些经验无不证明：奥运会的确是新兴国家提升国际声望，巩固国际地位的重要平台，也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这也是中国从1991年开始，积极争取申奥的主要动力。经过漫长的努力，北京终于在2008年，顺利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2022年又举办了第24届冬奥会。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上的成绩，也一路扶摇直上，稳定在全世界前两位。这既是中国体育的成功，也是中国国家建设成就的体现。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从1924年开始，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百年沧桑史。作者徐国琦认为，现代奥运会既有爱国主义色彩，又有国际主义特征，这两项要素在中国人的奥运之路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不过，徐国琦也指出：两次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人的奥运情结，是时候迈向一个新阶段了。中国可以，也应当从“体育大国”，进一步升格为更全面的“体育强国”。它需要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广泛参与。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实实在在参与进去的，是属于每个人的“体育梦”。

2022年，徐国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要提倡体育，提升国民身体素质，就要创造条件，让体育运动发挥自我能动性。”他认为，应当让更多中国人主动养成参与运动的习惯，激发他们对体育的兴趣，形成一种与高级别竞技体育互补的运动文化。从这个角度说，严复在1895年呼吁的“鼓民力”这个口号，在今天依然不过时。中国人的奥运情结，完全可以拓展得更充分，使它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更直接的连接。

好了，关于这本《奥林匹克之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可以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难忘的集体记忆。每当五星红旗在领奖台上升起，每当中国在金牌榜上的成绩又一次被刷新，许多人都会由衷地自豪和激动。徐国琦教授的这本书，则把我们当下的奥运情结，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中。他告诉我们：中国的体育大国地位，既是一代又一代先驱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持续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缩影。而我们普通人能做的，除了为奥运健儿加油助威，还可以把体育运动这项习惯，纳入生活方式当中，形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也是100多年前，中国的体育先驱们最深沉的期盼。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非常建议你去阅读原书。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在梁启超笔下，体育不仅成了一个专门的概念，它还和挽救民族危亡以及国家现代化这两项重大使命，同时挂上了钩。1908年天津YMCA发出的“奥运三问”，更是构成了之后100多年中国“奥运梦”的主题。

2.1924年巴黎奥运会，是中国人第一次报名参加奥运赛事。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刘长春，则是中国正式参加奥运赛事的第一人。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1952年。1980年冬奥会，则是新中国重返奥运赛场的第一战。

3.现代奥运会既有爱国主义色彩，又有国际主义特征，这两项要素在中国人的奥运之路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4.我们普通人能做的，除了为奥运健儿加油助威，还可以把体育运动这项习惯，纳入生活方式当中，形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