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退却》 苗炜工作室解读
《大象的退却》| 苗炜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伊懋可（Hark Elvin），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毕业，1990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另一种历史：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论中国》《华人世界变化多端的故事》，合编了《中国文化图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还发表了署名为约翰·达顿的小说《圣伊莱斯集市》和《虎岛》。
关于本书
本书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分为模式、特例、观念三大部分，包括地理标识和时间标记、人类与大象间的三千年搏斗、森林滥伐概览、森林滥伐的地区与树种、战争与短期效益的关联、水与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从物阜到民丰的嘉兴的故事、汉人在贵州苗族家园的拓殖、遵化人长寿之谜、大自然的启示、科学与万物生灵、帝国信条与个人观点等12章。
核心内容
一、大象的退却，看大象的生存空间是如何一步步被压缩的。
二、森林砍伐，看古代的滥砍滥伐现象，以及古人的森林保护意识。
三、水利工程，看古人如何维持一个水利灌溉系统的有效性，“技术锁定”是如何出现的。
四、中国古人的环境观，看“风水”和“天人感应”思想如何影响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生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大象的退却》。
2021年春夏，很多人都会牵挂从西双版纳向北迁徙的十几头大象，它们要到哪里去？它们为什么离开家？它们能找到新家吗？它们会得到更好的照料吗？西双版纳的森林到底什么样？大规模种植的橡胶林和茶树，进一步缩小了大象的生存空间，那么，人的利益和大象的家园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这种冲突能解决吗？我带着疑问去看这本《大象的退却》，看完之后，这些问题似乎变得更加无解。
其实，这本书很有点儿“标题党”的意味，书名叫《大象的退却》，但讲大象的内容只是第二章。书中说，三四千年前，大象出没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商代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过象骨，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到公元第二个千年，大象就只能在南方活动，在上一个千年的后半期，大象渐渐退却到中国的西南部。对大象来说，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大象在与人类的持久争斗中败下阵来，人类定居地的扩张，侵占了它们的生存空间。
不过，这本书讲的可不只是野生动物聚居地的变迁，而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环境史，它研究的是4000年来中国古人与环境的互动，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
本书作者伊懋可是一位汉学家，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华人世界变化多端的故事》等等。他说，之所以研究中国的环境史，是因为中国文字记载悠久且连续，研究几千年来的环境变迁、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会给今日世界带来启迪。
他的成名作是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在那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假说，“高水平均衡陷阱”。他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虽然运作良好、管理有效、人工便宜，但也正因如此，当时缺乏投资于技术突破的驱动力，其结果是一种高水平上的停滞状态。而在这本《大象的退却》里，伊懋可想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农耕生活，过度消耗资源和劳力。他说，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认为要尊重自然，认识到人无法再造自然；另一方面，他们驯化、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程度，在前现代几乎独步世界，其程度肯定比大多数西欧、北欧国家要高。
在书中，伊懋可解读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文，考证汉人在贵州的开拓，分析古代的水利工程，描述中国古人的自然观念。他的写作主旨是客观地考据和记录，书中会写到一些古人破坏环境的行为，但他并不是要去控诉这些行为，而是希望搞懂中国古人对环境的理解方式和应对方式。你会发现，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人与环境的互动往往是难以预测和捉摸的。
我对这本书的解读，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象的退却”，看大象的生存空间是如何一步步被压缩的。第二部分是“森林砍伐”，庄子论述“无为”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作者发现，庄子在这里讲的不只是“无为”思想，还有滥砍滥伐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水利工程的技术锁定”，作者认为，维持一个有效的水利灌溉系统，代价太高昂了。第四部分，我们说说古人环境观里的“风水”和“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会把自然灾害看作是老天的惩罚，有人做错了事，老天爷怪罪了下来，就会有自然灾害。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词，“大象的退却”，看大象的生存空间是如何一步步被压缩的。
人类学家曾提出，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但又未被察觉的心理变化是，当我们再也不能靠采集和狩猎在几小时内就轻易获取食物，而是为了生存就要有意识地把我们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不安全感和疏离感就会加剧。
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出，统治者都是重农主义者，他们一直都把食物短缺当成一个巨大的威胁，比如《管子》中就说，“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三五天没饭吃，就是饥荒之年；七天没饭吃，国土就没了；十天没饭吃，大家都玩完了。把大家组织起来过农耕生活，那么，野兽出没的森林就会被当成荒蛮之地，荒地需要征服，野兽要被赶走。
在《诗经》中，有一首宣扬周王室神圣统治权的颂歌，叫《皇矣》，开头四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后面接着是一串动词，“作之屏之”，“修之平之”，“启之辟之”，“攘之剔之”。这几个动词是啥意思呢？大意就是清除灌木，砍伐山林，清理杂树，去掉直立的或横卧的枯木。收拾干净干什么呢？种地。周王朝的始祖是后稷，他被我们视为农神，是他教会了我们种粮食。要想过农耕生活，就要先砍伐森林，清理出一块土地来。
古代的农耕生活，并不是岁月静好的田园牧歌，人们想过得安稳、过得好，就要不停地向大自然索取，跟大自然斗争。在某些地方，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搏斗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云南洱海周围，白族人的土地上曾经有巨大的蟒蛇出没，吃家畜，也吃人，要消灭它们，就要进行英勇的搏斗。在大理的古籍中，记载人们用火来驱逐犀牛、老虎和豹，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安全地在湖岸边的沼泽地耕种。人和野生动物争夺生存环境的斗争，一直在历史中持续。
那么，人和大象的战斗是如何展开的呢？作者说，主要体现在三条战线上。
第一条战线是农民清理土地，用于农耕，从而毁坏了大象的栖息地。大象需要生活在没有陡坡的温暖湿润的地方，理想的环境是靠近水源或湿地的森林。大象的体重可以达到好几吨，每天要消耗大量食物，要喝水，要用水来洗澡、降温，大象繁育缓慢，孕育一头幼崽需要1年半以上，大象数量减少之后，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大象有一定的智力和记忆力，它们不太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但有能力迁徙。它们喜欢群居，如果人类不招惹，大象并不具有危险性。然而，离群的大象或者被群体驱逐出来的雄象，则会非常危险。
大象有时侵入城市，原因是它们可利用的资源日益减少。大象怕热，它们生活在森林中可以避免阳光的直射。如果没有树木的遮蔽，大象就无法生存下去。树木被毁，大象就会远离。福建龙岩市武平县有一个象洞镇，镇子里还有大象雕塑做标志，但那里早就没有大象的踪迹了。宋朝时有一位文人记述，说象洞位于潮州和梅州之间，那里没开垦的时候，有大象逗留，“其地膏腴，稼穑滋茂”，土地肥沃，适合种庄稼。到14世纪，那里方志上的说法就变成了“林木蓊翳，旧传象出其间。”也就是说，森林依然在，但大象已经变成了传说。
人与大象的第二条战线是，古时候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免遭大象的踩踏，需要除掉大象。明朝的一位作者，描述过广西沿海地区的合浦县捕杀大象的故事，1547年，当地的大象踩踏了很多庄稼，驱赶不走，太守就和乡绅们商议，组织乡民猎杀大象，做木栅栏包围象群，挖壕沟，用火攻，大象怕热，不出三四天就死光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非常残忍，但在当时看来，这是人们保护家园和庄稼的正当行为，无可厚非。
第三条战线是，人们为了象牙和象鼻猎取大象，象牙是一种贵重的材料，大象鼻子是一种食材，大象还可以加以训练用于战争，我们看小说《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那一段故事，孟获手下就有一支队伍是驱赶大象发动进攻的。大象在观赏、食物和军事等方面的“实用功能”，却成为它们遭受厄运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大象的退却，大象的聚居地在逐渐缩小，其实不只是大象，许多其他野生动物也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比如，在上古时期，犀牛和大象一样分布广泛，犀牛皮是制造士兵甲胄的材料，犀牛角可以入药，当作解毒剂，所以人们疯狂地捕杀犀牛。到9世纪，铁制盔甲早已取代兽皮，但对犀牛角的需求，还是诱惑人们去猎取这种繁育缓慢的动物，这导致犀牛渐渐绝迹。又比如，在17世纪初，台湾原住民开始猎鹿，每年向日本出口的鹿皮达到10万张，鹿群日渐减少。随后汉族农民开垦草地，使整个台湾的鹿几近灭绝。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虽然列举了这些历史事实，但他并没有一味谴责古人虐杀野生动物的行为，而是承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人类同动物的此消彼长，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正当性。因为有的时候，同动物搏斗，关乎人的生死。
说完大象的退却，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森林砍伐的问题，看古人是如何与森林相处的？
伊懋可在这部分的开头列出了两个事实：其一，两千年前，在中国东部，人们为了做一口棺材，会把整棵树砍掉。其二，如今，中国人均木材储量大约是每位居民十立方米，仅仅是世界平均值的八分之一。伊懋可依据古文献中的描述，得出的结论是，古典中国的核心文化并不依恋森林，古人把树木看作是一种资源，能出产水果、坚果，能用作建筑材料，能劈柴烧，能用于养蚕。
我们来看柳宗元的一首诗《行路难》，开头两句是“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yì）与椽（chuán）”，这首诗的大意是说，管理山林的小官带着伐木者上山砍树，伐木者把树木砍倒，但只运走十分之一。剩下的绝大部分木材，横七竖八，乱堆乱放，一场山火就烧个干净。侥幸没被砍伐的小树也不能免于灾难，被践踏在沟壑里，难以继续生存。满山木材尚未长成，就被毁掉，山岩光秃秃地耸立着，使大自然的生态失去了平衡，必将贻害无穷。
我们在古人的诗词中能找到很多对树木的描写，苏东坡曾说，“人皆种榆柳，坐待十亩阴。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他写过一首诗叫《万松亭》，说湖北汉口的麻城县县令曾经在道路边种植十万棵松树来庇护行人，但不到十年，由于砍伐和山火，只有十分之三四的树木幸存下来。诗人关注的是树木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和美感，而不是森林的环境保护作用。
有研究岭南环境的专家说，1700年，岭南有一半土地为森林覆盖，但到1937年减少为5%到10%。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18世纪，这一时期，岭南的人口和耕地面积都超过了宋朝和明朝的最高峰，官府鼓励农民开垦丘陵，农民周期性地放火烧山，造成了森林面积的逐渐减少。
伊懋可的这本《大象的退却》，一大特点就是对古文献的梳理。他说，我们在不同时段截取横断面，可能会感受到缓慢累积的长期变化，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他们看不到这一点，直到森林被破坏的迹象明显到被人注意和重视。
举个例子，1851年，在湖南南部侗族聚居的保山寨，长老们制定了一份保护树木免遭过度砍伐的制度，他们在碑刻上留下这样的文字记录，文字有点长，我读一小段：“此山林之茂，素以如此？不然。百年之古，曾遭浩劫……合抱之木常有数千。至后人不肖，挟私妄破，以致山木之美转成濯濯。”意思是这里曾经有茂密的树林，合抱之木都有上千棵，但后来有人肆意砍伐，把山砍得光秃秃的。所以，寨子里的长老们商定，凡是村寨边的左右前后，一切树木都要好好栽培，不可买卖，不可砍伐，这样才能挽回森林的茂盛。
从这篇碑文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即将进入现代的时刻，偏僻的山区也面临森林资源匮乏的问题，而那里的人们关爱森林，希望子子孙孙生活在森林的环抱当中。
好，说完森林砍伐，第三部分，我们再来说说水利系统的“技术锁定”。
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区，水利一直占据农业灌溉和交通运输的核心位置。作者说，以古代标准来看，中国的水利是成功的，也是持续的，但最终的代价很高，水利系统的维护需要持续、昂贵的投入。人工水利系统或多或少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受到降雨、洪水、植被、盐碱化、海水侵袭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水利系统需要在社会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找平衡。
我们现在看杭州湾，看宁波，这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但这一地区，有一个持续千年的大工程，那就是海塘建设。至少从唐代开始，江苏和浙江的海塘工程，就保护着这里的土地免遭盐碱化的侵蚀，保护溪流免遭海洋的侵蚀。有关海塘，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水经》，说汉代有一个地方官，想在今天杭州的东面修筑一条堤防，以防海水内灌。于是他到处宣扬，谁要是能挑一石土到海边，就给钱一千。这可是个大价钱，附近的地方百姓闻讯后，纷纷挑着土来了。结果，老百姓都上了当，把土挑来之后，官府没给钱。这个故事的真假难以考证，但它说明了此后海塘工程的难点——劳力、财力、物力以及管理技巧。
浙江上虞县县志中记载了1347年，重建一段海塘，需要先埋下木桩，再用石头加固。这一段海塘有十多米厚，两米多高，全长大约是6公里，需要大约63000根木头和将近3.7万立方米的石料。这种结构比之前的土木混合海塘更加稳固，土木海塘每三年就要加固一次，用石头垒建的海塘节省了以后的劳力，但对木料和石料的消耗更大。
长江三角洲南部的华亭县县志，记述了19世纪末期修海塘时的工作场景，说，这一次筑塘，总在三伏天，“炎暑蒸灼，日晒夜露，中暑者死于塘下，不知有多少人。”当时正是农忙时节，如果不能参与海塘工程，忙活自己家的农活儿，就要每亩地交三四百文钱，称之为“买闲”。后人推断，工程中大量劳工死亡，可能是霍乱导致的，工地上的工人多，糟糕的卫生条件和住宿条件，可能促进了流行病的传播。
作者在讨论中国古代水利经济时，用了一个经济学术语叫“技术锁定”。技术锁定，是指原有的不那么好的技术，因为确立的时间比较早而具有优势，因此继续占据支配地位。作者说，到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的水利就陷入“技术锁定”状态。还是以海塘为例，杭州湾南岸在唐代就被长达500多里的海塘包围，在13世纪初，开始修建新海塘，到明代，旧有的堤坝渐渐用石头取代了原先的夯土，修筑这些海塘的目的就是为了储存淡水灌溉农田，养活更多的人。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海塘的建设也得到全面提升。康乾盛世之时，最为坚固的鱼鳞石塘开始兴建。杭州到海宁之间，总共修建了大约45公里的鱼鳞石塘。鱼鳞石塘的体系完成之后，仁和、海宁等地的海患减少。史书记载，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到了海宁县，就是为了海塘事务，他自己写过诗，“如杭第一要，筹莫海塘澜”，到杭州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海塘建设。
海塘建成，就可以有良田万亩，可以有制盐业、渔业，还可以种桑树。但水利工程很难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1537年，明代嘉靖十六年，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修建三江闸，有了水闸，高峰时的水流，就可以由一种可控制的系统拦截下来。但1578年，三江闸大修，维修费用就花去建闸费用的60%，1678年，朝廷筹措军饷，三江闸维护费用减半，结果绍兴财政就出现大量赤字。1854年，三江闸文献出版，记录了这一工程维修和维护的历史。
伊懋可总结水利工程说，一种水利技术，在上古、中古甚至帝国晚期曾给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束缚，阻碍了经济结构的变革。一种非凡的前现代科技已经黔驴技穷，因为水文系统不断摆脱自诩为主人的人类的掌控，逐渐干涸、淤塞，抑或泛滥、改道，这些情况耗尽了资源。没有哪个社会像中国这样，不遗余力地大规模重塑自己的水利景观，但是，长期与环境搏斗，却把从前的某种力量变成了虚弱的根源。
好，前面三个部分，我们说到古代中国，人与野生动物、与森林、与水利等环境因素的互动。人们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适应环境，改造环境，接受环境的馈赠，也遭受环境的惩罚。那么，中国的古人，是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环境观呢？第四部分，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有趣的话题。
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人不只是把自然环境当作改造和利用的对象，也不只是把它当作艺术表现的主题，比如，把山川湖泊、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写进诗里，画到画里，更特别的是，中国古人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环境观，其中有两点最为突出，一个是“风水”，一个是“天人感应”。
这两个词你应该都不陌生，所谓风水，是一种可以操控神秘力量的堪舆技术，据说这种力量弥漫在住宅和坟墓周围，乃至所有的自然环境当中。改变建筑物的位置，调整家具的排列，都能对风水施加影响，继而对特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产生影响。在作者看来，风水就像是一种秘密宗教，它至今仍然在一些地区流行。
在帝制晚期，大多数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相信丧葬风水，也就是说，相信祖先的坟墓中隐含着一种力量，会影响后代子孙的命运。我们看金庸小说《鹿鼎记》里，就有“大清龙脉”一说，“龙脉”是小说家言，但清王朝选择河北的遵化做陵寝，也就是清东陵，肯定是出于对风水的考虑。
遵化本来就是一块风水宝地，粮食生产稳定，盛产水果，老百姓的平均寿命长。被确定为皇陵之后，主陵墓周围就变成了禁地，类似于环境保护区。《大清律》中有规定，皇陵不能盗砍树木，不能取土取石，不能开窑烧造放火烧山。违反者要打屁股，还会被发配边疆。
“风水”很重要，在“风水”好的地方，如果人人行善，当地就会天降祥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风调雨顺，朝廷政治清明就会得到上天的特别眷顾。1677年和1723年，都有奏报说，清东陵出现了多彩祥云。雍正年间，这里还奏报说，清东陵出现了灵芝和凤凰，说康熙帝的陵墓周围长出灵芝，“五彩缤纷，光华粲发，金英玉质”，陵区上方有凤凰，“毛羽如锦，五色具备，交采焕然。”
在古人看来，出现祥瑞，其实是大自然在向人类发出信号，人类需要破解这些信号，搞懂它们的现实含义。这就要说到古人的第二个环境观，那就是“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的思想源自上古，《诗经》《尚书》中都说，气候灾害是帝王行为善或者恶的表征。东汉时，人们普遍认为，干旱是因为阴阳失调，阴太少了，需要祭祀山川或大赦天下来增加阴的力量。在清朝的皇帝中，康熙和雍正都采取了一种准科学的态度，来对天人感应的因果性来进行验证。其实，中国北方的天气向来多变，正是天气的捉摸不定，才使天人感应之说深入人心，天气多变才会造成巧合，皇帝祭天之后，立刻迎来降雨。康熙已经对这种巧合有所知觉，他1708年说，之前闹旱灾，他曾经祷告上苍，结果祭奠当日，立刻大沛甘霖，“始知幽独之诚皆在上天昭鉴中”，后来又遇到旱灾，大臣们奏请康熙再次祈雨，但他拒绝了，他说，“今天下丰裕，朕心之诚恐不及前。”意思是，我心里的诚意不足，不宜轻易祷告。祷告灵不灵，康熙自己也有点儿二乎。
康熙年间，天文观测机构钦天监已经能预测日食，但康熙还是会把日食、彗星等天文现象和政事联系起来，他曾在1697年发布上谕说，日食虽然可以预测，然而，“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惧，盖所以敬天变、修人事也。”意思是不能说这些异象和人事无关。
雍正皇帝也信奉“天人感应”之说，1724年，浙江和江苏两省督府奏报长江口和杭州湾遭海水侵袭，雍正发布上谕说，水患是老天在发怒，而老天之所以发怒，就是官员们办事不力和老百姓的傲慢亵渎了神明。
1727年，有官员奏报，黄河水变清了，雍正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他说，这是父皇的眷顾，以及众人的德行清正。他尤其喜欢黄河水是从上游开始变清的这一说法，相关官员都升职了，还刻了一块石碑来纪念黄河变清。当然，现在我们都有了一定的科学素养，不再相信天人感应这回事。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古人的天人感应思想呢？通过以上这些例证，你能看到，“天人感应”其实是古人在科学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形成的一套原始的、朴素的环境观。它有积极的作用，那就是提醒老百姓保护环境，遵守公序良俗，同时，也提醒统治者重视个人德行和民生福祉；但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这种思想经常被统治者利用，被当成一种愚民手段，用来达成特定的政治目的。
你看，“天人感应”把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观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是古人的智慧，也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把钥匙。
好，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我就介绍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知识要点。
首先，人和大象的战斗是在三条战线上展开的，第一条战线是清理土地，用于农耕，从而毁坏了大象的栖息地；第二条战线是清除闯入人类定居点的大象；第三条战线是把大象看作有利可图的商品。在这场持久的斗争中，大象节节败退。
其次，我们对中国古代环境的认识，大多启蒙于山水诗。伊懋可这本《大象的退却》，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梳理出一部中国环境史，他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提醒我们，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关于水利工程、矿业开采、治理盐碱地等多方面的环境资料记载，古人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宜居空间，一方面他们认为要尊重自然，另一方面，他们驯化、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程度，在前现代社会几乎独步世界。
最后，中国古人的环境观念中有“风水”、“天人感应”等说法，他们相信，大自然与人是有交流渠道的，如果人人行善，就会天降祥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风调雨顺，朝廷政治清明就会得到上天的特别眷顾，甚至黄河之水也会变清。天人感应思想是环境观、道德观和政治观的结合。
今天，我们对人与环境的关系有了更科学的认识，但环境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相反，许多方面正在不断恶化。重新回顾中国环境史，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也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对环境负有一份责任。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个音频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认为要尊重自然，认识到人无法再造自然；另一方面，他们驯化、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程度，在前现代几乎独步世界。
2.技术锁定，是指原有的不那么好的技术，因为确立的时间比较早而具有优势，因此继续占据支配地位。
3.“天人感应”把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观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是古人的智慧，也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