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 陈子昂解读
《大礼议》| 陈子昂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陈子昂。
读历史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古人会做出很多让我们当代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迷惑行为”。
比如，你能想象吗？在明朝，曾经有一群大臣，他们群情激愤，跪在紫禁城的左顺门前痛哭流涕，就只为了一件事儿：阻止嘉靖皇帝朱厚熜做一件看似平常的事——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爹”。
站在我们当代人的立场，这件事就显得很莫名其妙。首先，喊自己的亲生父亲一声“爹”，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怎么还成了一种忌讳了呢？凭什么人家皇帝不能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爹”？其次，这是一件嘉靖他们家里的私事，至少表面看起来，跟国家治理一点关系都没有，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作“爹”，难道会带来什么实际的政治恶果吗？这些臣子，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件看似荒谬的事儿，却在明朝嘉靖年间引发了一场漫长且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当中，有的大臣得罪了皇帝，丢了官，有的大臣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咱今天这期听书，就借由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尤淑君老师的这本《大礼议》，来仔细聊聊这件事。
“大礼议”最让人困惑的点，就在于：为什么一件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却是性命攸关的原则问题？一群饱读诗书的聪明人，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问题上拼个你死我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更深入一层，来看看这个表面上的称呼之争，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古人行为会感到不解，主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相比较他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旦进入他们的处境，我们会发现，他们一切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行为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聊聊嘉靖皇帝是如何上位的，大臣们反对他管亲生父亲叫“爹”的理由是什么，嘉靖又是通过何种手段与大臣进行斗争的，以及，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给明朝带来了什么。
时间回到正德十六年。
这年，年纪轻轻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由于正德皇帝不但没有子嗣，而且没有兄弟，因此，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当时，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暂时掌管了政权。通过与正德皇帝的母亲昭圣皇太后商议，内阁最终决定由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来继任皇帝，是为嘉靖皇帝。
到这里，我先跟你梳理一下嘉靖皇帝朱厚熜他们家的情况。
朱厚熜的爷爷朱见深是皇帝，伯父朱祐樘是皇帝，堂哥朱厚照是皇帝，但他爸朱祐杬不是皇帝。也就是说，本来皇位应该是在他伯父朱祐樘、堂哥朱厚照这一支传下去的，跟他这一支没有关系。不过，朱厚熜的伯父弘治皇帝朱祐樘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堂哥正德皇帝朱厚照，而朱厚照没有儿子，因此，在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之后，皇位在他们这一支传不下去了，这才轮到朱厚熜来继承这个皇位。
那么，为什么是朱厚熜，而不是其他的皇亲来继承皇位呢？杨廷和搬出了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发的《皇明祖训》，里头有一条规矩，叫“兄终弟及”。也就是说，皇位可以由兄长传给自己的弟弟。
但是，严格来讲，朱厚熜只能算是朱厚照的堂弟，而不是亲弟弟。那怎么办呢？杨廷和他们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让朱厚熜认正德皇帝朱厚照做哥哥呗！也就是说，让朱厚熜过继到他伯父家里，认他伯父作父亲，认伯母作母亲，认堂哥作哥哥，如此一来，“兄终弟及”名正言顺，这问题不就得到完美的解决了吗？
在杨廷和他们眼中，这可是他们几位忠臣煞费苦心的安排，改认父亲，两难自解，既维护了弘治皇帝的君统，又遵守了“兄终弟及”的规定。但是，到了嘉靖皇帝这儿，味儿就变了：什么？我伯父是我爸，那我爸是谁？大臣告诉他，那当然就是叔父、叔母啦！
杨廷和指示吏部尚书毛澄告诉嘉靖，按照规矩，你应该称你的伯父为“皇考”，“考”就是死去的父亲的意思，至于亲生父母，应该分别称为“皇叔考兴国大王”和“皇叔母兴国太妃”。在毛澄他们看来，允许嘉靖的亲生父亲在“王”面前加个“大”字，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所谓“尊荣至极”。
为了防止有人有异议，杨廷和一开始就放出狠话，说：“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把这事儿给上纲上线了。如此一来，朝堂上就形成了一面倒的局势。而此时的嘉靖，虽然贵为皇帝，但也没法跟看上去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叫板。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很多东西他还没有完全搞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势单力孤，自己从封地带来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且素质也不怎么高，很难给他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慢慢起了变化。原来，杨廷和虽然用他的威胁震慑了朝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朝臣都因此跟杨廷和一条心了。更何况，嘉靖这边又一直对杨廷和的这个安排意见很大，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于是，渐渐地，反对嘉靖改认父亲的声音也开始冒了出来。
转机出现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当时，礼部有一名刚考上进士不久，正处于实习试用期的官员，叫张璁，他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给嘉靖呈上了《正典礼》疏，里头详细批驳了杨廷和他们的论述，并且指出继承皇位和给人当儿子是两码事，一码归一码，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
嘉靖看到张璁这些说法，十分兴奋，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随后，嘉靖决定要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结果，内阁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直接封还了嘉靖的手诏。这可把嘉靖给气的。
当时，嘉靖本人已经在北京即了皇帝位，但他的母亲蒋氏还没到北京。这也可以理解，“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德皇帝去世之后，嘉靖得赶紧赶过来继位；而蒋氏就没有那么着急了，可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了再出发。
到了九月，蒋氏抵达通州。听说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得改认别人当妈之后，蒋氏表示老娘不干了，我不进京了。嘉靖也很绝望，于是开始闹，说这皇帝我不干了，我要跟我妈回湖北封地去。这把内阁搞得很头疼。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各退一步，嘉靖这个皇帝还继续干，不闹了，但他的亲生父母的规格得往上提，称“兴献帝”和“兴献后”。
后来发生的事儿，大概也都是在闹类似的问题。比如嘉靖想给父母再提高一点规格，加个“皇”字，变成“皇帝”和“皇后”，结果这下轮到杨廷和不干了。杨廷和表示，你要这么干，那我辞职，老夫不干了。于是嘉靖只能作罢。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瞅准机会就反复试探，最后还是成功把这个“皇”字给加上去，并且弄走了杨廷和。
成功把父亲变成“皇帝”后，嘉靖又想确认他们的父子关系，表示要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所谓“本生皇考”，就是说这是生我的那个爸。再后来，嘉靖又想去掉“本生”两个字，他觉得，我爸就是我爸，又怎么还要强调“本生”呢？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爸，生我的这个就是我爸，我伯父就是我伯父，不能是我爸。于是，他又打算改口称自己的伯父为“皇伯考”，称亲生父亲为“皇考”。
但是，嘉靖皇帝的这一系列举动，让很多支持杨廷和观点的大臣十分愤慨。他们强调：“本生二字，上干宗庙，内干宫闱，事体重大。”随后，就发生了咱开头讲到的那一幕。
嘉靖三年七月，一帮刚下早朝的官员振臂高呼：“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当共击之！”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此时也在其中，他呼吁道：“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杨慎等人的鼓动下，二百二十多位大臣一起伏跪在左顺门外，放声大哭，要嘉靖收回旨意。这件事儿最后演变成了激烈的君臣对抗，结局是八名带头的大臣被捕，四品以上的官员停薪，其余一百八十多位官员遭廷杖，其中有十七人直接被打死。
经此事件之后，支持杨廷和的势力已然是强弩之末。而在后续二十年的时间里，嘉靖仍然不断地在各个方面去抬升他亲生父亲的地位，最终让他父亲的神主以“睿宗”的身份入袝太庙。至此，我们可以说，嘉靖的父亲朱祐杬虽然在生前没有当过一天皇帝，却在死后获得了无异于皇帝的待遇。
这场“大礼议”，最终以嘉靖皇帝的大获全胜落幕。
听完了“大礼议”事件的完整经过，不知道你会觉得哪一方更占理呢？
如果按照我们最朴素的直觉，不允许一个人叫自己的父亲为父亲，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合人情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站在杨廷和的立场，要求嘉靖认伯父为父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国家礼法高于私情。杨廷和认为，作为一名君主，国家的礼法肯定要放在个人私情的前头的，不能只顾私情，不顾正统大义。这话说得大义凛然，没毛病吧。
其次，大宗小宗不可乱。按照宗法制度，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这一脉是“大宗”，是皇位正统，而他爸这一脉是“小宗”，是藩王支系。因此，嘉靖只有接续上弘治皇帝这边的宗统，才能确保皇位传承的合法性。
杨廷和他们迎立少年朱厚熜来当皇帝，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皇明祖训》。而《皇明祖训》当中明明白白规定的是“兄终弟及”，是同母弟才能继承哥哥的皇位，显然，嘉靖并不是正德皇帝的同母弟。只有当他过继给了伯父家，成了弘治皇帝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弟弟，这样一来，他当皇帝，才能算是符合所谓“兄终弟及”的规定。
再次，像嘉靖皇帝这样，过继给之前的皇帝当儿子，之后继承人家皇位的，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说，北宋的宋英宗，他的亲生父亲是濮王，但由于他过继给了宋仁宗当儿子，于是他就继承了宋仁宗的皇位。当了皇帝之后，宋英宗认的父亲是宋仁宗，至于他的亲生父亲，他也只能叫伯父了。当时，宋英宗还为他亲爹争过名分，但没有什么结果，后来也就接受了既定事实，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濮议之争”。所以，杨廷和他们的论述，也被称为“濮议论”。说白了，嘉靖不能“既要又要”。
最后，杨廷和他们也想好了“两全”的配套措施。原来，嘉靖是他父亲的独子，这就意味着，如果嘉靖过继给了他伯父，那他爸这一支将绝后。但杨廷和他们把这事儿也给想到了，他们从皇亲当中挑选一位跟嘉靖同辈分的崇仁王，让他来承接嘉靖父亲的香火，而且，嘉靖未来如果有了多位孩子，也可以过继一些来承接他爸这边的宗脉。
在杨廷和看来，这样的安排简直完美，既不失伦理亲情，又不违背宗法大义，天理人情都顾全了！你嘉靖怎么就不能明白我们老臣的良苦用心，而要去听那些小人的谗言呢？
但是，你要是反观嘉靖和张璁的说法，你也会觉得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首先，礼法人情本是一体。按照《礼记》里的说法，礼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底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来制定的。“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得根据现实人情和血缘伦理，作出适当的调整。就像咱刚刚说的，以咱最朴素的道德直觉，逼着一个人不认自己的父母，本身就是一件违背人性、不合情理的事。更何况，“孝亲”本来就是儒家理论的核心。
其次，君统和宗统得分开看。继承皇位和给人当儿子，这是两件事。这就涉及争论双方的一个核心分歧，嘉靖继承的是谁的天下？嘉靖、张璁这一方认为，嘉靖继承的是祖宗的天下，因此，嘉靖接续伯父、堂哥留下来的君统，并不需要成为伯父弘治皇帝的嗣子。
从这个角度，嘉靖这一方对所谓“兄终弟及”也有了自己的解释：“《祖训》兄终弟及，可推之无穷，而施由亲始。先及同父，次及同祖，皆所谓伦序也，非专指同产言也。”按照张璁的说法，在嘉靖堂哥正德皇帝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的情况下，依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就得往上追溯，到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这一辈。弘治皇帝有个弟弟，就是嘉靖的生父兴献王，按理讲，兴献王就应该是那个依照“兄终弟及”原则登上皇位的人。但此时，兴献王已经过世，那么，皇位就自然落到了兴献王长子朱厚熜这里了。换言之，嘉靖之所以能够获得皇位，并不是因为他是弘治皇帝的嗣子，而是因为他是兴献王的长子。是兴献王长子这个身份，赋予了他继承皇位的资格。既然如此，他又何必过继给弘治皇帝当儿子呢？
最后，嘉靖一方认为，杨廷和他们推崇的所谓先例，其实一点也站不住脚。毕竟，像宋英宗他们，是早早就被前任皇帝收为养子的，所以，他们继承养父的皇位，自然得继续奉之为父亲。但嘉靖不一样，嘉靖是等到他堂哥过世之后才来继承皇位的，正德皇帝遗诏里明明写的是“嗣皇帝位”，说明朱厚熜就是直接过来当皇帝的，跟所谓先例完全不是一码事。
当然，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双方还有很多细碎的论点，咱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讲，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都能够从传统的经典当中找到支撑自己论点的论据。
从双方交锋的观点来看，估计你也感受到了，这表面上是一场称谓之争，但实际上是一场名分之争，如果我们再往深一层去探究，还会发现，所谓名分之争，本质上是权力之争。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看似在捍卫礼法，实际上是在争夺对礼法的解释权；而嘉靖看似在追求孝道，实际上却是在争夺不受文官集团制约的皇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来看看“礼”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仅仅靠依凭由上至下的暴力。只靠暴力，王朝也持久不了。就好比说秦朝，它虽然借由暴力吞并了六国，但由于难以收服天下人心，最终二世而亡。
因此，古代的统治者会通过一种制度性的媒介，来建立维护政权秩序的合理规范，展现政权的“公义”，让民众能够认同他的政权的理念。
这种媒介，就是我们所说的“礼”。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即军事，也就是咱说前面的暴力；“祀”即祭祀，说的也就是礼。
在古代，“礼”被内化于各种典章制度之中，上到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下到民间百姓的日常往来，都有详细且严格的规范。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了一套严格的身份等级，每个人可以按照他的身份被纳入到一套名分礼秩体系之中，社会就能够平稳运行。换句话说，所谓“礼”，并不仅仅是我们表面看到的像叩头跪拜这样的一些礼节或者仪式，它的作用在于，让政治秩序和人事关系有合理的规范。
所以，名分在古代是极其重要的。嘉靖以孝亲之名，不断地抬高自己父亲的地位，实际上达成的效果就是强调了自己的皇权的正当性：他要表明，他不是因为过继给伯父家才得到了这个皇位；而是因为他爸本来就能够接续这个君统，他是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皇位。如此一来，他就不用被笼罩在杨廷和他们的权力阴影之下了。确定了这个名分，实际上也是巩固了他的皇权。
这也是为什么嘉靖在明明已经为他爸争到了名分，能够管自己的爸叫爸之后，还非要把让他爸进太庙。事实上，尽管在“大礼议”事件当中，张璁整体上是站在嘉靖这边的，但他同样不支持让嘉靖的父亲朱祐杬进太庙，理由很简单，朱祐杬没做过一天的皇帝。
嘉靖也知道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理亏，但他迂回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在太庙旁边给朱祐杬建了一个庙，随后，将原本放在一块的明朝历代皇帝神主牌分散放入一个一个小房子里，这样一来，原本祭祀他爸的家庙就与之混在一块了，你要不特别说明，还真看不出来它跟九间太庙有什么区别。再后来，经过很复杂的一番操作之后，嘉靖他爸的神主最终入了太庙，整个过程花了整整24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礼”对皇权的制约作用。
在我们传统的印象里，皇帝那得是乾纲独断，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皇帝，由于废除了丞相，那更是没人能够制约他们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嘉靖实际上还是受到了礼制的极大束缚的，否则，他也不用花整整24年的时间才能够办成对他如此重要的一件事。
而嘉靖不断地跟臣下讨论经学，调整国家礼制，还弄出了一本《明伦大典》，实际上也是在借由对经典的诠释，来帮助他扩大手中的权力，挣脱“礼”对他的束缚。
对于皇帝来说，“礼”是把双刃剑，它既关乎皇权合法性的来源，又会成为臣下拿出来压制皇权的依据。所以，嘉靖的“议礼”行为，实际上就是通过把“礼”掌握在自己手中，一面论证自己的皇权合法性，一面打击臣下对自己的制约。
但是，这里头有个很微妙的点，按照尤淑君老师的讲法，嘉靖借由“议礼”扩大了皇权，但他的一系列举动又实际上破坏了礼法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先来聊聊，在古代，人们是如何理解皇权的合法性的，也就是说，古人为什么认可天下需要一个皇帝。
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有一种天命思想。所谓天命思想，说的是皇帝受命于天，是上天之子，同时也是天与人之间的媒介。不过，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归属有个重要的依据，那就是民心。也就是说，天命从来都没有赋予皇帝绝对的权力，相反，它会以所谓“道”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让皇帝不能自行其是、为所欲为。
而这所谓的“道”，就是皇帝制度当中的“公义”部分。它的要旨是：“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也就是说，皇帝是天下人的代表，应该以民众为念，再执行皇帝的权责。而一旦皇帝违背了公义，必然会遭到上天的抛弃，臣民也可以“从道不从君”。那么，“道”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礼”和“法”。换言之，所谓“礼”，其实本身就带有了“公”的属性，它凝聚了人们的共识。
所以，一旦嘉靖借用“议礼”来扩大自己的皇权，让“礼”为“私”服务时，它其实也是在扭曲礼法秩序，毁坏人们的共识。于是，君、臣、民三方失去了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开始各行其是，故而开启了政治混乱、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
在尤老师看来，明末的党争，祸根其实也在嘉靖这儿。本来，很多大臣还抱有“为王者师”的理想，但嘉靖破坏礼法秩序，将礼法从“天下共守的准则”变为“皇权操控的工具”，这种试图将皇权私有化的做法让很多人心灰意冷，最后变得消极顺从，只求明哲保身。
此后，被皇权碾碎的文官集团开始分裂重组，朝堂上的权力平衡被打破。这也催生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权力之争，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有些大臣为求自保，开始拉拢亲近自己的人搞小团体，私下结党，最后演变成了明末朝堂上臭名昭著的党争。
好，到这儿，这本《大礼议》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听完了前面这些内容，不知道你对“大礼议”这个事件本身，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咱来对今天的内容做一下归纳。咱今天聊的是明代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争论皇帝“该不该管自己的父亲叫爹”的口水仗，但实际上，它涉及的是朝堂上的权力之争。
首先，杨廷和等人主张濮议论。虽然他们的观点显得不通人情，但他们坚信，他们的坚持能够确保皇权的公共性质，这样一来，皇权才能被包含在天理纲纪的框架之中，避免绝对的专制。
其次，张璁等人主张人情论。他们基于现实人情的考虑，着眼于每个个体都有亲亲之私的需要，强调不应该把嘉靖皇帝想要尊崇父母的那份孝心当做不正当的私欲。
但是人情论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把皇帝的亲亲之私收入天理纲纪的价值体系之内，而不是要把“私”抬到“公”的上面，更不是支持嘉靖皇帝让自己的父亲入太庙，自创新宗统、取代旧宗统的政治行动。
然而，这样的一些争论，使得礼法在“公”与“私”之间出现了灰色地带，嘉靖借此扩张了皇权，却破坏了国家礼法的基础，朝堂形成了党争不断的政治生态，最终影响了明朝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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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大礼议”表面上是称谓之争，实际上是名分之争、权力之争。
2.在古代，“礼”并不仅仅是一些表面的礼节或者仪式。它的作用在于，让政治秩序和人事关系有合理的规范。
3.嘉靖借由“大礼议”扩张了皇权，却破坏了国家礼法的基础，朝堂形成了党争不断的政治生态，最终影响了明朝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