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之怒》 朱步冲解读

《大汗之怒》|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朱步冲，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周思成的《大汗之怒》，副标题是“元朝征伐日本小史”。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从13世纪初开始，就以烈火燎原之势，在欧亚大陆上四面扩张，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灭国无数。多少兵强马壮的大帝国，都在蒙古铁骑面前折戟沉沙。然而，疆域只有弹丸之地，人口不多的日本，却奇迹般地挡住了蒙古帝国的两次雷霆之击，全身而退。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是不是？在很多历史爱好者眼里，古代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是不敢恭维的，战术水平低，装备不行，人数又少。但为什么表面上占尽优势的蒙古大军，反而会输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对手手里？

不仅如此，很多人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蒙古帝国统治的疆域已经横跨欧亚两洲，疆域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为什么还要劳师动众，跨越大海去讨伐一个遥远的小国？主持征伐日本的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被公认为雄才大略，他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才萌生了征服日本的念头？

长久以来，由于史料相对缺乏，以及研究者立场和角度不同， 因此忽必烈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派遣军队征伐日本的行动，其历史真相和动机，始终显得扑朔迷离。

这些问题，周思成通过自己对各国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分析，在这本《大汗之怒》里，都作出了回答。作者在广泛阅读中文、日文、英文等各语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元朝、日本、高丽等多方视角展开叙事，还原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完整呈现了两场战争的全貌。本书既有对大时代背景的宏观描绘，又在微观层面对个体命运有着细致展现，从而得出结论——这两次看似偶然，规模不大的军事行动，其实上拥有被低估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决定了元帝国之后的统治策略走向，也极大影响了日本随后的社会与政治形态，可谓一叶知秋。

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为你讲述，为什么13世纪中期蒙古帝国的分裂，促使忽必烈下定决心，要远征日本。接下来，我再来为你解释下，为什么南宋的覆灭，反而成了1281年忽必烈发动第二次远征的导火线？面对元朝大军压境，日本又是如何做到绝地翻盘，以弱胜强的？

最后，我们再来回首总结一下，这两次看似偶然的军事冲突，如何深远影响了元帝国和日本随后的命运。

首先，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到故事的第一主角，第五任蒙古大汗，兼元帝国开国皇帝忽必烈身上。

忽必烈能够登上大汗之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事出偶然。1259年7月9日，忽必烈的哥哥，蒙古大汗，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殒命于四川合州钓鱼城下。蒙哥之死，再次让蒙古帝国陷入了内乱：由于缺乏明确制度化的继承原则，围绕蒙古帝国的大汗继承权，成吉思汗家族的王公贵族们，分裂成了不同派系。蒙哥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被选为大汗，从而成为内战的导火索。随后，虽然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哥，但也无法维持蒙古帝国表面上的统一，巨大的蒙古帝国被成吉思汗的不同后裔所分割，并形成了几个独立的汗国。按照蒙古历史研究专家梅天穆在《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里的说法，忽必烈，也逐渐从一位常驻草原的蒙古大汗，变成了传统意义上中原王朝的皇帝。

为了更好地治理归附的中原之地，从忽必烈至元元年，也就是1264年开始，他就着手在金朝首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营建新的首都——大都，作为同时控制漠北和中原的政治中心。

自登基以来，忽必烈一直沿用前代蒙古大汗的国号“大蒙古国”，但是到了1271年，宣布改国号为元。这个名字来自《易经》中的“乾元”，意思是来自乾卦，养育万物的元气。这充分说明了忽必烈的野心：元朝，将是一个囊括欧亚大陆不同文明，合之为一的融合性大帝国。

当然，即使采取了许多中原王朝的制度和治国理念，元帝国依旧是一个横跨草原和东亚农耕地区的二元制帝国。忽必烈要想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赢得自己的基本盘，也就是蒙古部落贵族武士的尊重爱戴，就必须延续草原民族的传统方式——持续对外征服扩张。

同样，自称正统中原王朝皇帝的忽必烈，也发现，按照华夏文明的传统，营造一个万国来朝，四海归顺的局面，是构成自己统治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因素。用美国著名蒙古学家罗沙比的话说，就是“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以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臣服于华夏文明。”

所以说，无论从蒙古传统还是中原传统来说，忽必烈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继续开疆拓土。

但是，忽必烈估计看了一眼手边的地图，蒙古帝国的扩张，从成吉思汗开始，已经持续了三代，西面的俄罗斯草原、中亚、东欧、巴尔干半岛、中东两河流域与部分阿拉伯世界，已经成了蒙古四大汗国的囊中之物。留给忽必烈的，只有南宋、东南亚，以及孤悬海外的日本。

另外，作者周思成还考证了，在忽必烈等蒙古贵族得到的零星情报里，据说这岛国日本是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黄金，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宝石和又大又圆，色泽如同蔷薇的珍珠。 这些天花乱坠的描写，无疑也是促使忽必烈下定决心征服日本的诱因之一。

所以，忽必烈一上台，就在1266年向岛国日本派遣了携带自己诏书的使臣，诏书的口气也如同历代蒙古大汗，毫不客气，要求日本立刻派遣使臣前来朝贡，确认自己的属国地位，否则就大军压境，兵戎相见。

作者分析说，这并不是因为忽必烈生性骄傲或者好大喜功，急于挑起战争，而是因为蒙古人的天性。著名美籍奥地利历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分析说，蒙古人，作为崇尚武力的草原民族，对于其他民族和政权，是没有平等意识的，后者要么选择臣服，成为蒙古人的附庸，要么变成蒙古人的敌人，只能接受被消灭的命运。

那么，摆在忽必烈远征军面前的，是一群什么样的敌人呢？此时，日本正处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幕府，这个词来自中国，本意是大将出征时，以帐幕，也就是帐篷作为临时的办公场所。到了日本，就是指名义上拥戴天皇，但实际由武士集团掌握实权的武士政权。幕府的最高统治者，叫征夷大将军，名义上是天皇麾下的最高级武将，但实际上架空了天皇，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武士，是职业化的军人，按照封建从属关系形成一个个的小集团。武士首领赐给下级武士官职、封地，反过来，下级武士要严格效忠于自己的首领，跟随首领出征作战。

和东亚大陆上的蒙古武士，或者宋朝士兵相比，日本武士单兵的武艺，兵器盔甲装备丝毫不差，甚至还略占上风。随着日本手工业水平的提高，我们今天熟悉的那种刀身修长弯曲、锋利的武士刀，就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武士的铠甲也从之前简单的短甲，变成了防护严密，富丽堂皇的大铠，就是我们今天在影视作品里看到的日本武士那种夸张的盔甲。一副完整的大铠，据说重量接近三十公斤，以竹木、铁等复合材料制成。被称为“兜”的头盔是由几十片长弧形甲片用铆钉铆接而成，头盔后面发展出了巨大的护颈甲。为了彰显自己的家族和身份，在头盔前、后部或者两侧，还有巨大的装饰物，叫“前立”。 这些因素加起来，让日本武士有底气，能够在自己熟悉的战场上，和入侵的蒙古军队抗衡。

武士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因为他们基本脱离了日常生产，以磨炼自己的武艺和勇气为主要工作，所以即使人数不占优，但战斗力非常强劲。武士平时要刻苦练习马上射箭、徒步射箭、武士刀格斗等战斗技术，还结合了禅宗苦修的精神来磨炼自己的意志，比如绝食斋戒，冬天在雪地上光脚徒步行军等等。 忽必烈派到日本的使臣就报告说，这个日本人的民风，就是“狠勇嗜杀”。

当时日本武士打起仗来是什么样呢？首先，在两军对阵时，武士骑马出阵，高声喊出自己的姓名与家世，期待有身份相同者出马应敌。如果没有，双方军队里的弓箭手和高级武士，就开始向对手射出密集的箭雨。然后，首领武士带着自己麾下的武士向前冲，然后和敌人开始捉对厮杀：先用弓箭互射，接近后就抽出武士刀互砍，试图将对方击落下马，最后用随身携带的短刀割下对方的首级。

简单来说，从1266年到1271年，忽必烈几次派遣使臣前往日本，要求幕府对大元称臣，但都没有下文。有几次是因为居中的朝鲜高丽王朝政权怕惹祸上身，把这个元朝使臣哄回去了。毕竟，蒙古和日本这两个邻国，朝鲜都得罪不起，万一打不赢，日本武士直接渡海来报复，第一个倒霉的是自己。

于是，失去了耐心的忽必烈，终于在1274年10月，派出了庞大的远征军，在朝鲜合浦港集结，然后渡海远征日本。根据日本学者竹内荣喜等人的考证，这支大军兵力达到32300人，是一支蒙古人、汉人和朝鲜高丽王朝将士混编的部队，大小舰船有900多艘。虽然表面上阵容很强大，但是它的内部战斗力却参差不齐。这是因为元朝当时还在和南宋交战，前线兵力吃紧，所以派来的精锐部队，尤其是蒙古武士，并不多。而汉人部队的主力，是原本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手下的降兵，士气肯定也不高，而且这支远征军，也没有什么名将统帅。

而日本这边呢？镰仓幕府却是战意高涨，要一决雌雄。按照日本近现代部分史学家的话说，抗元战争变成了民族神话，一场国难，彰显了日本民族的凝聚力和镰仓幕府武士的忠勇。但实际上呢，镰仓幕府上下之所以要誓死抵抗，是有强烈利益导向的。作者说了，镰仓幕府怕什么？怕元军打过来，把自己灭掉，重新扶植天皇，作为统治日本的代理人，所以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要打。那下级武士呢？也渴望上战场立战功：有了战功，就可以领到土地、财物等赏赐，毕竟下级武士光靠平时那点俸禄，生活得非常拮据，所以一旦听说开战，也是群情激昂。

1274年10月20日，浩浩荡荡的元朝远征军，兵分两路在今天的日本九州博多湾登陆，一路由远征军总司令，蒙古人忽敦率领；一路由忽敦的副将，汉人将领刘复亨统帅。在潮湿的雾气中，两军在海边对峙。日本这边，是来自九州十几个武士家族，临时拼凑的军队，人数不详。由于双方战斗的习惯不一样，还闹出了一个乌龙事件：日本这边，一名身份高贵的年轻武士，日军最高统帅少弍景资的儿子少弍资时，按照习惯，身穿华丽的大铠，策马出阵，放出一支响箭，示意战斗开始，还想找对方身份相符的大将单挑，远征军这边是哄堂大笑。只见主帅蒙古人忽敦一声令下，锣鼓喧天，远征军的方阵开始向日军缓缓移动，后排弓箭手射出了遮天蔽日的弓箭，作为进攻的前奏。习惯了单挑和小规模作战的日本武士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被搞得晕头转向，少数纵马突击，靠近元军的日本武士，就被密集的弓箭纷纷射中。

即使有少数武士幸运地冲进元军阵型里，也立刻被团团围住，被前后左右刺来的长枪扎成了刺猬。

另外，元军接近之后，还使用了原始的火药兵器“砲”，说白了就是原始的黑火药手榴弹，外壳有纸的、有铁的，也有陶瓷的，炸得日本武士头昏眼花。在日本方面的文献《蒙古袭来绘词》里，有一张著名的绘画，就是一个叫竹崎季长的日本武士，急于立功，于是策马向元军冲去，结果元军的手榴弹在他四周纷纷炸响，他的坐骑也被射中好几箭，把竹崎季长掀下马来。

日军眼看就要落败，但此时，日军增援的几百骑兵，也就是骑马武士赶到，冲进了元军的方阵。然后，在近身肉搏战中，日本武士高超的单人武艺开始起效。血战，从凌晨时分一直打到了夜里，双方是不分胜负。而且，另一路元朝远征军这边，指挥官刘复亨轻敌大意，在短兵相接中，胸口挨了少弍景资一箭，是身负重伤。于是，双方都无心恋战，日本武士，退到了一道被称为水城的岸边防御工事里；元军这边，干脆都上了船，各自休整。

当夜，在战船上，远征军这边的最高指挥官开始了军事会议，接下来该怎么办，朝鲜人副统帅金方庆，说，要不咱们破釜沉舟，置死地而后生，明天继续再战，但是总司令忽敦并不那么想，觉得这个仗按照今天的势头打下去，胜负不可知，于是下令撤军，返航朝鲜合浦港。但撤军途中，又不幸遇到了风暴，损失了一批船只和军队，一直折腾到11月27日，才抵达合浦，包括战死的、淹死的，兵力损失了大概一半。

日军这一边，本来在大风雨中警戒了一夜，等着元军第二天整兵再战，没想到大清早派出去的探子说，一夜之间敌人都撤走了，所有人大喜过望，连忙用快马向上报捷。当时的日本天皇也感动得先去各个神社还愿，幕府这边，也下令颁发赏赐，奖赏了大约120名在博多湾之战中立下战功的九州武士。

有趣的是，在大都，忽必烈听了忽敦等人的汇报，也不认为自己就输了，因为忽敦等人搜罗了一批战利品，说日本人损失也很严重。忽必烈于是一边对远征军的将帅发布赏赐，一边盘算着，何时再次发动远征。

一转眼，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来到了1281年。在这段时间里，忽必烈的蒙元王朝，灭掉了偏安东南的南宋小朝廷，他终于成为所谓“中国之主”，然而，全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位66岁的元朝皇帝面前。一方面，远方的日本，还是桀骜不驯，在6年前，也就是1275年，镰仓幕府居然把忽必烈派出的5名使臣，全部斩首，表示绝不臣服。另外新近征服的南宋领土，也就是所谓的江南之地，刚刚平定。对前朝的怀念，对蒙古征服者的反抗，依旧深植于民间，尤其是总数高达六七十万，新近投降的南宋军队，更是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那么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作者分析说，忽必烈想出了一个他自己感觉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动用江南地区的人力物力，再发动一次远征日本行动，远征的主力，就是这支新近投降的南宋归附军队。所以，在1275年，范文虎等一批归降的南宋将领朝见忽必烈时，忽必烈就直接问他们“日本可伐否？”意思是，让你们去打日本，有把握吗？刚刚归附元朝，心惊胆战的范文虎等人，为了表忠心，自然一个个拍胸脯保证，这事儿不在话下，反过来又增强了忽必烈的必胜决心。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远征筹备工作，就此展开。军队，是现成的。战船的问题也解决了，因为元朝灭了南宋，自然接收了南宋庞大的水师。根据统计，共有超过3500艘战船，参加了第二次远征日本的军事行动，大多数都是俘获的南宋战船。

不仅如此，南宋沿海地区遍布的造船厂，也被元朝政府接收，然后全力开工，打造新船用于远征行动。为了赶工，元朝政府的官吏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伐木工程，并且四处搜刮劳动力，参与砍伐和造船工程，搞得江南地区是民怨沸腾。

忽必烈这第二次远征日本涉及的兵力和行动规模，大大高于7年前的初次远征。此次远征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蒙古统帅忻都率领，由蒙古、朝鲜高丽部队组成，大约4万，称东路军，再次从朝鲜合浦港出发。另一路则是由范文虎率领的南宋投降军队，称为江南军，为数十万，从今天的宁波港出发，两军决定在先是在朝鲜的金州会合。

忻都这一路，急于抢头功，所以压根没有在金州等待范文虎，5月初启航之后，就一头扎进了7年前的登陆地点，日本九州博多湾。不过，这次登陆地点选在了一个小岛，志贺岛。因为这里和日本大陆，有一条狭窄的沙洲相连，退潮时，可以徒步涉水而过，并且还能绕过日本武士苦心在岸边设置的防御工事。

再看日本这边，这七年来，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唯恐元朝再派大军入侵，所以武士们是秣马厉兵，不敢松懈。首先，九州的武士领主，在幕府的责成下沿着博多湾修了一道20多公里长的石墙，作为防御主体。当然了，由于元军二次远征，改变了登陆地点，这道海边长城变成了没用的马其诺防线。然后，掌握幕府实权的统治者北条时宗，借口加强防御，把九州沿海地区的守护，也就是地方武士行政长官，呼啦啦换了一批，都换上自己的心腹，加强指挥。为了祈祷战胜，北条时宗还在佛前发下宏愿，刺血写经。据说北条时宗一口气抄了万儿八千字，这手下看了，感动得不得了。

从6月6日开始，元朝东路军和防守的日本武士，在海面上和陆地上，进行了多次零零星星的小规模遭遇战。由于战场狭窄，个人武艺高强，又熟悉地形的日本武士挡住了元军的进攻，元军因为粮食和淡水即将用尽，军中又有传染病流行开来，更加士气低落。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九州武士这边士气高涨，比如那个在第一次抗元战争中仓促上阵的竹崎季长，虽然没有砍下敌人首级，但凭着一鼓作气向前冲这股狠劲儿，也被幕府赐予了一小块领地和一匹骏马。所以这一次他倍受鼓舞，曾经自告奋勇充当敢死队，对元军的战舰进行夜袭，终于砍下了两颗敌人首级，可以拿来请赏。

直到6月24日，范文虎率领的江南军才慢腾腾地赶过来，双方合兵一处，在6月29日和7月2日，和主动来袭的日军交战，总算打了两个小胜仗，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忻都和范文虎等合计了一下，决心全军移师到附近的鹰岛，然后再全军在长崎附近的港口深江登陆，那里港口吃水深，比较适合大船停靠，又是一个避风港，是个良好的登陆地点。然而8月1日深夜，一场超级台风，突如其来地横扫了九州，这是因为7月到9月，九州地区本来就是台风高发季节，而元朝远征军的战船，大部分是从南宋缴获来的战利品，质量不佳，抗风暴能力差。于是，庞大的元朝远征军舰队，瞬间就被风暴吞没，要么倾覆，要么互相碰撞四分五裂，或者被巨浪冲到岸边，撞击在礁石之上。三天之后，惊魂未定的忻都、范文虎等将领只能率领残存的军舰和部队，仓皇撤退。这次突如其来的台风，也被日本后世神化为天神降下的护国“神风”。日本二战末期，穷途末路搞出的自杀性航空部队“神风特攻队”，名字就来源于此。根据日后日本历史学家的统计，第二次远征日本的元军，在这次台风中损失的人数可能达到10万人左右。

同年8月底，在上都避暑的忽必烈，才接到了元军铩羽而归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震怒，决定立刻筹备再度讨伐日本。他命令，从蒙古军队中选拔有船只驾驶和水战经验的军士，再从沿海各地招募海盗准备组织水师。另外，忽必烈还下令制造来自中亚的先进投石机“西域砲”，准备在攻击日本时使用，并且继续在江淮地区大肆征集搜刮粮食，准备先运往朝鲜合浦港，作为远征日本的后勤物资储备基地。

然而，到了1286年，忽必烈突然大手一挥，宣布一切征讨日本的筹备行动，立刻停止。这是因为，忽必烈已经隐隐感到，元朝再疆域辽阔、地大物博，人力物力资源也是有限的。在东南亚，元朝已经分别和越南、缅甸打了好几场战争。在江南地区，元朝为了讨伐日本所进行的搜刮，已经让百姓民怨沸腾。忽必烈身边一个得宠的术士，叫张康，也在1283年借助占卜的机会，劝告忽必烈说，老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不想打仗，天意也不在元朝这一边，讨伐日本这件事，越早停止越好。

为什么所向披靡的蒙古帝国无法征服一个小小的岛国？作者周思成总结说，有那么几个原因：

1. 蒙古军队必须跨海远征。日本疆域狭小，地势复杂，这让习惯于在欧亚大平原上作战的蒙古骑兵很不习惯，他们纵横驰骋，迂回包抄的得意战术无法发挥。

2．路途遥远，情报工作难以展开。忽必烈对镰仓幕府的兵力，日本武士的作战方式和抵抗意志都所知甚少，大大低估了作战的难度。

1. 士气低落，将帅不和。忽必烈两次远征日本，第一次是为了彰显自己继位蒙古大汗的合法性，第二次是为了消耗江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转移内在矛盾。忽必烈不顾元帝国境内民众和军队疲惫，亟须休养生息的现实，强行出兵，从而使军队普遍战斗意志不强，初次与日军接战不力后，就开始讨论撤军。

再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讲，整个蒙古帝国，此时已经达到了扩张的极限，迎来了所谓的“奥古斯都门槛”。所谓奥古斯都门槛，是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多伊尔提出的概念，就是指帝国扩张到一定阶段，军事征服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就会迅速接近，最终导致得不偿失。所以帝国必须停止扩张，进入内部巩固，消化征服地区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帝国统治者必须尽量消解中心和边远地区的政治经济差异，通过制度和意识形态建设，降低统治的成本，提升自己在整个帝国境内的统治合法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帝国的寿命。

对于忽必烈来说，到了1286年，他终于意识到，草原帝国无法逾越浩瀚的大洋进行领土扩张，也就是历史学者说的碰到了“奥古斯都门槛”。如果再一意孤行，非但不能获取新的荣耀，元帝国本身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被过度榨取民力的江南地区，已经是烽烟遍地，盗贼群起。在西北、辽东，曾经的蒙古宗亲纷纷和自己反目相向，举兵开战。在这种情况下，舍弃征服日本的念头，无疑是丢卒保车的明智之举。所以说，那种日本就是依靠两场台风挽救了自己，否则就无法避免被元朝征服，沦为附属国命运的说法，仔细一分析，是以偏概全。即使没有所谓的“神风”，元朝也很难持续获得军事胜利，从而征服日本本土。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一海之隔的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次抗元的胜利，非但没有让镰仓幕府的统治得到巩固，反而让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首先，幕府不像一海之隔的大元帝国那样财力雄厚，光是在海边修石墙，组织军队准备增援九州，就耗费了大量的收入。其次，由于两次战胜，需要打赏的人太多了。直接参战的武士不说，就连那些在神社寺庙里天天求神拜佛的祭祀官、和尚也都跳出来说，神风降临，元军战败，是我们日夜祷告作法的结果，我们也要一份赏赐。这波声势浩大的讨赏运动，一直闹了将近20年，直到1300年还没有平息。手头拮据的镰仓幕府最后只能耍无赖，说所有的欠账一笔勾销，不再处理任何关于抗元之战中关于赏赐的申请。

这下，各地封建武士对幕府，可以说是离心离德，怨恨有加。部分大胆的地方武士，干脆强占原本属于幕府或者朝廷的土地，当作对幕府有功不赏的报复，幕府统治的基础进一步被削弱。终于，在1333年，后醍醐天皇联合对幕府不满的地方武士，发动了正中之变与元弘之变，镰仓幕府宣告灭亡。所以说，历史的发展进程，如同一串方向不明的多米诺骨牌，在第一块倒下之时，很少有人能预见，最终的结局，会隐藏在哪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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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作者在广泛阅读中文、日文、英文等各语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元朝、日本、高丽等多方视角展开叙事，还原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完整呈现了两场战争的全貌。本书既有对大时代背景的宏观描绘，又在微观层面对个体命运有着细致展现。

2. 历史的发展进程，如同一串方向不明的多米诺骨牌，在第一块倒下之时，很少有人能预见，最终的结局，会隐藏在哪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