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朱步冲解读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历史学家谌旭彬的新书《大变局》，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晚清改革五十年”。

本书中着重描写复盘的这五十年，是指从1861年到1911年这一段中国近代史上的岁月。这风云激荡的半个世纪，是清王朝被迫打开国门，被逐步纳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同时开展现代化变革，努力挽救民族危机的五十年。这也是一个大家持续关注，常讲常新的热门历史话题。

在这五十年中，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充当了这场近代中国长期变革的主要推手，从建立总理衙门，到洋务运动，乃至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变革的力度和层次逐渐加深、加大，从引进近代军事工业技术，到努力建设工业体系，再到逐步深入政治财政制度变革。而背后的推力，既包括西方列强在中国势力的逐步扩张，也有晚清朝野上下，一代代仁人志士的奔走呼吁和身体力行。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场历经五十年的变革，最终的结果却是革命的降临，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两千年传统帝制的终结。正所谓，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可以复盘，作者谌旭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重新梳理这五十年来，那些有能力影响局势的历史人物，在每个关键历史节点的抉择和作为，进而反思，相对于时代，他们的前瞻性在哪里？认知局限性又在哪里？这场变革为什么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最终以转型失败而告终。

在写作时，作者谌旭彬特地采取了一种“半编年半专题”式的写作方法，就是叙述的顺序，以时间线为主轴展开，从1861年谈到1911年，每一章谈一年，主要讲述这一年中，晚清变革中的一项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既谈事，也谈人，一共五十一件。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在纵向上，给大家一个清晰的历史演化脉络；在横向上，也方便大家了解每一桩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牵涉的历史人物，以及它的成败结果。

由于本书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年，牵涉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繁多，所以在本次解读中，我想集中为大家介绍这段历史剧变的高潮，同时也是这场清王朝主导变革的最后一幕，那就是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相对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其他历史事件，大家可能对这两桩历史事件相对了解不多，但它们既是这场晚清变革中最具深度和广度的举措，也是激发了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相信大家在听完之后，对于晚清变革的局限性，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首先，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01年1月。因八国联军入侵，仓皇前往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谕旨，婉转地承认，清王朝的原有政治制度和各项政策已经过时，所以必须开展变革，改弦更张，希望朝廷中枢和地方各级官员，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尽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全面变革方案来。

实际上，自从戊戌变法以后，无论是朝廷中的官员，还是在野的有识之士，其实都已经意识到，这场清王朝主导的自强变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戊戌变法中谭嗣同等六君子的牺牲，以及中法战争、甲午两场战争的惨败，证明了光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工业，不触及政治体制层面的变革，挽救不了晚清的落后局面。

不仅如此，慈禧太后也发现，如果不能继续推进变革，那么自己，乃至整个清王朝中枢的权威，就会继续衰落，甚至无法有效实行统治。庚子事变中，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出任地方督抚的洋务派，居然不听北京朝廷的调遣，拒绝开战，还和列强维持和平，搞“东南互保”，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不过，由于看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中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如何频繁地朝令夕改，所以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这些在官场中浸淫了多年的老油条，收到谕旨后的第一反应，首先是“拖”，然后再利用自己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向荣禄、王文韶等慈禧身边的亲近重臣反复确认，在这套冠冕堂皇、锐意革新的言辞背后，老太后心里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最终，这些地方上的实权派，在互通声气，统一口径之后，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变革方案，包括教育和科举变革、开议会、变革官制财政、练新军等等。自此，这场名为“新政”的晚清全面变革，就自上而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对于清末新政，后世的评价两极分化，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新政是想给日暮西山的清王朝“续命”，以通过变革，增强清政府的控制力与合法性为核心。但相反意见是，新政是一场逐步推进的系统化改良，如果有条不紊地推进下去，会让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和平转型的方式实现，但不幸被辛亥革命强行打断。这两种意见，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为了全面评判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梳理下，新政期间，清王朝出台的几项主要举措。

首先，是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这两件举措，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严格来说，这项举措并不新，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输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从而为国防近代化和工业化提供底层推动力，已经逐渐成为晚清朝野上下的共识，而科学技术的输入，核心则是人才的培养，所以，传授新式科学知识的学堂是基础，而改良过的，以自然社会科学知识为测试内容的考试，则是遴选人才的手段。于是，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培养船舶制造与驾驶的福建船政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纷纷成立。当然，这些零星建立的新式学堂作用实在有限，建立系统化、近代化，面向全体国民的基础教育体系，才是重中之重。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就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建议下，宣布变革科举，将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考政论与历史；第二场考时事与“实学”，也就是传入晚清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法律经济等工具类知识；第三场才轮到传统的四书五经。自然，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场“科举变革”也被复辟的慈禧太后下旨叫停。

到了庚子之变前夕，科举误国，荼毒国民心智，已经逐渐成为舆论风向的主流。比如湖北等几个东南经济发达省份，其实已经悄悄开始了教育变革的试点。比如湖北省的学政王同愈，已经在科举考试中添加了西方自然科学、数学、法律等新内容。

1901年8月到12月，朝廷发布上谕，承认以四书五经为考察核心的八股弊端太多，必须改弦更张，以“实学”，也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取而代之。具体来说，就是在科举中添加中国与各国历史，以及时事政治等内容，科举考生的字体优美与否，不再作为录取时的衡量项目；同时规定，各省的省城，都要开设教授新式科学知识的大学堂，而各州各县，也要相应开办新式中学堂和小学堂。

由于科举制度绵延千年，一代代底层读书人已经习惯于照本宣科，研习四书五经，“代圣人立言”，骤然降临的变革，自然在晚清官僚和底层知识分子中引发了许多纷扰，比如考生毫无西方科学历史知识概念，临考前仓促购买几本翻译的参考书，背诵一些东拼西凑的知识点，就进了考场。于是在这种“新式科举”中，爆出了许多滑稽荒诞的故事：比如，有道史论题，叫“论项羽拿破仑”，意思是希望考生回答，楚霸王项羽和法国皇帝拿破仑，都是片面依仗武力征服，不注重修养仁德，所以虽然一时称霸，但最终战败覆灭。没想到有考生望文生义，以为拿破仑，就是手拿破旧车轮，于是回答，楚霸王项羽力大无穷，千斤重的铜鼎都能轻松举起，一个破旧车轮，当然不在话下。

更有甚者，一些考生与考官，由于思想守旧，对新式科学知识茫然无知，于是在私下公开场合，对科举变革进行批评抵制，比如有顽固派官员就弹劾说，湖北当年的考题偏难怪，参加会试的学子都不会，说出题的两位考官，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余党，是在搞阴谋破坏，请太后严惩不贷。又有一位翰林院的考官恽毓鼎抱怨说，科举变革之后，考题里对欧美日本过度颂扬，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儒学过度贬低，实在是妄自菲薄，败坏人心。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整个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彻底废除科举的决定，到了1905年才推出。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就是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晚清统治集团，仍然觉得，科举是人才选拔和维系自己统治的重要工具，他们担心废除了科举之后，读书人不再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奉为金科玉律，以忠君为核心的纲常伦理观念就会被削弱。按照原本的计划，彻底废除科举的时间被定在了1914年。慈禧太后希望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将新式学堂改造成科举的替代品。所以1902年大办新式学堂时，慈禧太后特别指示说，新式学堂的首要教育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忠君意识，要在教材里向学生赞美历代明君，尤其必须多讲本朝历代帝王的光辉事迹，完成了这一首要教学任务之后，才谈得上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所以，这场近代化教育改良，从一开始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即使是最为开明的张之洞，也不得不亲自规定，在新式改良科举里，有“三不取”，也就是三类考生，无论成绩如何优秀，也不能上榜，这三种考生分别是：在答案中引用康有为、梁启超著作的人，过度引用西方外来经典而不知分辨的人，以及在答案中对国外制度过度赞誉的人。

尽管如此，科举变革和新式学堂的开办，依旧对晚清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许多人由此开始主动接触引进的新式自然与社科学说，为晚清中国未来的命运出路而积极发声。比如，1904年甲辰年会试，是传统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问考生，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和同时代的埃及，都积极聘用来自欧美的专家当顾问和官员，但为什么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于是，来自江苏的考生张茂炯，就回答说，聘用外国顾问，关键在于是否建立有效监督管理机制，捍卫国家主权利益。譬如日本，由于管理得当，欧洲顾问就能尽心尽力，辅助日本革新自强；而埃及，则恰恰相反，放任欧洲顾问官员大权独揽，结果反而导致国家主权与利益不得维护。

听到这里，肯定有人要问，既然慈禧太后大权独揽，且不愿意迅速废除科举，那为什么最后又提前在1905年迈出了这一步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依旧是外因，就是日俄战争给晚清中国造成的巨大震撼：东三省沦为战区，清政府只能宣布中立，听任日俄两国军队肆意蹂躏我国领土，这个结果让朝野上下非常失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官员趁机上奏慈禧太后，说事情到了这一步，只有出台极为重大的变革举措，才有可能挽回天下的人心，而目前能够出台的重大变革举措，首推废除科举。慈禧太后也是到了这样退无可退的时刻，才无奈地走出这一步。

其次，废除科举的另一个推力，是新政时期，晚清中央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简单来说就是，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满族重臣端方等组成的变革派，与守旧的军机大臣王文韶、鹿传霖之间的矛盾激化；是否保留科举制度，其实是两派之间诸多矛盾之一。这场权力斗争最终迫使慈禧迅速做出了选择：于是在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被迫退出军机处；9月2日，朝廷发布了谕旨，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等变革派大臣要求即刻停止科举的奏折：毕竟，科举与新式学堂教育格格不入，两者长期共存，只能相互掣肘妨碍。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复盘下，1905年的科举“突然死亡”，有利，也有弊。首先，晚清朝廷废除了绵延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给朝野上下主张变革强国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注射了一剂强心针，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加快了中国近代教育系统的变革，以及其他领域变革的步伐。但同时，这种突然一刀切的做法，缺乏周全详细的善后处理措施，正如一些守旧派官员所说的那样，科举不仅是王朝选拔人才，任用官员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维护传统王朝正统性，以及基层读书人士大夫忠诚的重要手段，突然取消，必将引发抵触与反弹。

说完了废科举与办学堂，我们再来看看清末新政期间的第二件革新大事，编练新军。

众所周知，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军在战场上是都节节败退，这就证明，单纯装备了西式先进武器，但训练指挥编制依旧落后的清军，战斗力依旧贫弱。所以，重新编练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同时抵抗列强可能再次发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清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

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军事机构，叫练兵处。第二年7月，慈禧太后正式颁布谕旨，让各省编练新军，目标是建立一支36个镇，也就是36个师的新式陆军。

当然，设练兵处，编练新军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创立一支近代化的新式军队，还包括把各省地方的兵权收归清王朝中央，尤其是满族皇亲国戚的手里，从而加强清王朝的控制力。这一点，从练兵处的三个负责人的人选就能看出，一个是庆亲王奕劻，一个是出身镶白旗的满族大臣铁良，排在第三的，才是最有才干和练兵经验的袁世凯。

很快，针对新式陆军的训练和控制权，政治斗争就在以袁世凯为首的汉族官员，和满族皇亲贵族之间爆发了。首先，由于袁世凯一手训练的北洋军，是最先形成编制和战斗力的新式陆军，从而导致出自北洋系的新军军官，几乎成了这一波练兵扩军里的骨干，所以为了争夺兵权，把袁世凯和北洋军人的影响力逐步清除，满族宗室大臣使出了许多手段：

第一，是大量派遣、提拔留学日本的青年新军官。到了1907年，清王朝派遣去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已经超过了500人。其中的佼佼者，号称 “士官三杰”的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后来都被提拔为清军高级指挥官。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袁世凯对留日年轻军人，是一贯排斥的，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专业素养不如北洋军里的德国留学军官，比如段祺瑞。而是因为，在袁世凯眼里，留学日本的青年军官不可靠，因为他们的籍贯，多数是湖北、湖南、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清末，投身反清秘密活动的革命志士，大多来自这个地区，而日本，更是成为同盟会等反清革命团体的海外大本营。当然，思虑不够缜密的满族亲贵，当时压根没有想到这一点，从而为辛亥革命中各地新军的起义，埋下了一个伏笔。

其次，在慈禧的支持下，主持朝政的这批满族贵族，在1906年办了一个“贵胄学堂”。“贵胄”就是贵族后代的意思，而所谓“贵胄学堂”，就是一所专门招收满族贵族子弟学生的高级军事学院。“贵胄学堂”一共办了两期，第一期由陆军部保送学生120名，其中满族王公子弟40名，蒙古王公子弟和清闲散宗室40名。这个贵胄学堂原本是不打算收汉人的，后来为了平息舆论和汉族官员的不满情绪，这才招收了二品以上汉族高级官员子弟40名。这个举措背后的逻辑是，学堂的满族子弟，将来都是要做统领军队的中高级将领的，从而保证军队的切实指挥权，始终掌握在满族贵族手里。

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褫夺袁世凯等汉族地方实力派手里的兵权。1906年11月，清政府借着官制改革，成立了陆军部，所有新军事务都归陆军部管辖。同时，满族亲贵，又指示朝廷里的御史对袁世凯发动弹劾，对官场斗争无比熟悉的袁世凯，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主动上奏，辞去自己身上的各项兼差，同时主动申请，把自己北洋新军六个师中的四个，上交给陆军部直接管辖。到了1910年12月，担任陆军部长的满族贵族荫昌，更是在摄政王载沣的授意下，把剩下两个北洋陆军师的指挥权，也拿了过来；同时，还把掌握北洋第一镇，也就是第一师兵权的袁世凯心腹，段祺瑞贬到南方，去当江北提督。这一套简单粗暴的操作，直接后果就是，让袁世凯等手握兵权的汉族地方实力派和高级将领，开始和朝廷离心离德。

另外，为了从制度上保障满族贵族对兵权的绝对掌握，摄政王载沣于1909年7月15日，连下几道上谕，分别下令筹办海军处，并将陆军部中的军咨处分离出来，分割了原本归陆军部所有的一些重要权力。这个军咨处，在职能上是仿照日本的参谋本部，目的是办成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专职军事顾问与指挥机关。

当然了，这一套倒行逆施的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清廷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新军，变成了一座在脚下，时刻会喷发的活火山。比如，1910年1月，载沣的弟弟载洵，前往欧美考察海军，乘坐火车回国时，就遭遇了安徽新军军官，革命党人熊成基的未遂刺杀。在审讯中，熊成基大义凛然，历数清王朝的种种罪状，第一条就是，满族贵族任人唯亲，独揽军权，排挤汉人。再过一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就正式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如果用企业经营来做类比，办新政，就意味着大清这家风雨飘摇的大型百年企业，突然要做很多条新业务线；那么相应的，为了让新业务顺利跑起来，就需要做好两件事情：首先当然是找钱，新业务必须有各种前期投入；第二件同样重要，那就是为了适应新业务，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也必须重新调整，优化。

所以说，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件晚清历史中的大事，叫“丙午改制”，也称为“丙午官制变革”，它发生于1906年，丙午年。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丙午改制”，就是大清这家老公司痛下决心，搞的公司组织架构调整。

1905年，为了推进政治变革，准备立宪，清廷破天荒，派了五位重要的大臣，出国考察西方的宪政。考察团回来之后，就给慈禧太后提供了两套变革方案。一套来自湖南巡抚端方，另一套来自镇国公载泽。两套方案都主张立宪之前，要先变革大清的官制，以满足未来行政体制和各项新政事务的需要，但具体怎么改，两套方案各有主张，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再用公司架构调整简单比喻下，那就是架构调整，势必影响到原来管理层每个人的职能，以及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可以调配的资源，等于一场权力与地位的重新洗牌。既然原有的权力格局要发生变动，那肯定有人得利，有人受损，那么一场全新的权力“宫斗”，就不可避免了。

首先，来看看端方这边，他建议在清王朝中央成立责任内阁，将政务决策权交给内阁，内阁干得好就继续干，干得不好就站出来负责，或者辞职或者换届。皇帝不参与具体的政务决策，不用为具体政策的好坏负责，天下人也不会动不动就骂皇帝。皇帝可以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端方还建议要做好央地分权，哪些事情该归中央管，哪些事情该归地方管，要区分清楚，不能像现在这样稀里糊涂，有好处，中央和地方就互相争抢，有坏处，中央和地方就互相推诿。

顺便说一句，端方，其实是个被推到前台出头的；他的背后，是袁世凯。在袁世凯眼里，官制变革，不仅可以帮助朝廷提高行政效率，更是一次扩充自己和北洋集团权力，操控朝政的天赐良机，所以在设计新官制的时候，袁世凯是“气势如虹，出力最多”。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责任内阁成立后，庆王为内阁总理大臣，副总理则由清流派军机大臣瞿鸿机和自己担任；如果这件事最终搞成，那么可以想见，年纪老迈、昏庸的庆王，和对新政一窍不通的瞿鸿机，会迅速成为摆设，袁世凯自己将大权独揽。

可是呢，载泽的变革建议，就恰好与端方的主张完全相反。他给慈禧太后呈递了一封密折；注意，是密折，偷偷摸摸递给慈禧太后，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个和端方的公开上奏很不一样。那为什么载泽要写密折？因为他提供给慈禧太后的，是一套如何向地方督抚夺权的方案。载泽建议慈禧趁着这次官制变革，将一切的内政外交、军备财政、人事任免的权力，还有操纵议会的权力，全部都收回到君主手里。

这样两套方案摆在慈禧太后跟前，慈禧太后会选择哪一种，可想而知。载泽秘密呈递变革方案后的第七天，慈禧宣布启动预备立宪。第八天，慈禧就宣布要按载泽的办法进行官制变革，想要挂着立宪的招牌，从地方督抚手中将人事权、财政权、司法权全部收归清王朝中央。同时，老太后还借口祖宗制度的核心不能动，提出官制变革中，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等五个传统部门不得触动，史称“五不议”。

这样一来，闹腾了半天，责任内阁没有搞成，晚清朝廷现代化也只是做做样子，只是给旧衙门换了块新招牌，把总理衙门改叫外务部，把兵部改叫陆军部。官僚还是那群官僚，体制还是那套体制。

所以，这场半吊子官制变革不仅收效不大，还激化了两重矛盾，首先第一重，是地方大员与朝廷中枢的矛盾激化。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很愤怒，说自己绝不赞成这样的变革方案，说这样干是想让国家陷入动乱。他甚至威胁朝廷，说如果剥夺了地方督抚的司法权，那地方督抚恐怕就没有能力帮助朝廷镇压革命乱党，维持地方秩序了。

第二重矛盾，是满汉之间的矛盾。根据统计，丙午改制后，在全新成立的朝廷各部里，汉人官僚的比例明显减少了，只占据了不到1/3的职位。袁世凯因为试图在中央成立责任内阁，也遭到了皇室的猛烈攻击。这种攻击到了什么程度呢？在满族皇族的唆使下，有御史居然出头参劾袁世凯，把他比作清朝初年的四个奸臣，鳌拜、隆科多、明珠和年羹尧，说袁世凯的官制变革，目的就是要把持朝政，图谋不轨。到了第二年，因为官制变革引发的满汉集团矛盾，又闹出了另一场政治风波，叫“丁未政潮”，袁世凯和张之洞被明升暗降，调回北京当军机大臣；而岑春煊、瞿鸿机等汉族大臣被勒令开缺，这让清代朝廷里“满汉平分”的原则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

不过，所谓有失必有得，袁世凯在丙午官制变革中被排挤、受挫，但换来的好处是，被张謇、郑孝胥等地方上的立宪派，看做是潜在的盟友和未来的领袖，甚至梁启超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迫寓居海外的立宪派也开始与其建立联系。这就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被推为民国首任大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慈禧太后在清末新政中主持干的第四件大事，就是预备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这个《大纲》，可以说是非常明确地将慈禧太后和满族贵族集团政治目光狭窄，保守顽固的立场暴露了出来。《大纲》的全文不长，只有不到九百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讲君主有哪些大权，第二部分是在讲臣民百姓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关于君主大权，通篇充斥着“议院不许干预”的字样。从朝廷官员的选拔、军队的指挥调遣，到外交司法，统统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看到这里，有人就要问了，皇帝的权力这么大，那臣民有什么权利呢？这个《大纲》里面也说得很明白，臣民有努力奋斗然后去做官、做议员的权利，有受了冤屈可以去法院打官司的权利，也可以在君主许可的范围内说话、写文章、出版著作的权利。可以说，这个《大纲》，在描述君主有哪些权力的时候特别务实，几乎把一个国家政权应该拥有的所有权力，都划给了君主。在描述臣民有哪些权利时，却特别地务虚，生怕多给百姓一点点自由。所以，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出来之后，不光革命党人在骂，连梁启超这些反对革命党、支持君主立宪的人也在骂，痛骂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罪魁祸首。地方督抚当然也不乐意，按照这个《大纲》，地方督抚需要放弃许多的既得利益。

所以说，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中央朝廷，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立宪，和地方实权派官员、士绅，以及当时晚清民众所期盼的立宪，完全是南辕北辙。用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慈禧，将立宪看做安抚公众，但不会真正损害自身权力的工具；满族亲贵，把立宪看做是重新实行集权，排挤汉族官僚的机会，而地方实权派官员和士绅知识分子，则把立宪，看做是参与清王朝政治决策的新途径。

以上呢，就是慈禧太后在清末新政期间干的四件大事。除了这四件大事之外，她还出台过法律，禁止大清百姓结社集会；整顿过媒体，勒令报纸在报道新闻时必须提前送审，只有送审通过之后才允许刊登。所有这些，都在昭示一个结论：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不是那个时代的变革者们期望的变革，而是挂着立宪革新的招牌，实际上在做的，是要扩张皇权、增强清廷的控制力。总之一句话，晚清的最后十年，老太后是打着变革的旗帜在反变革，她是在与时代的潮流背道而驰，是在逆行。

老太后去世后，年幼的宣统皇帝溥仪登基，摄政王载沣继承了慈禧太后的变革方式。一方面，新政还在继续推行：1909年在朝廷中央成立了资政院，作为未来的中央国会；而地方上，普遍成立了谘议局，吸纳地方上的富人名流和士绅，准备作为未来的地方议会。按照计划，清帝国到1916年的时候，会正式宣布宪法，会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然后正式举行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选举。可是另一方面，变革的旗帜下面，又被塞进了大量逆时代而动的内容：比如谘议局的作用，只是批评提意见，至于这些意见是否被接纳，转化为现实中的行政措施，完全要看清朝地方官府的心情，一点保障也没有。不仅如此，如果谘议局的进言被地方官员认为是在轻蔑朝廷，那么谘议局就要被迫解散。另外，被各地士绅、商人等资产阶级寄予厚望的地方自治，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1909年，朝廷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如果仔细看看内容，就会发现，凡是能为朝廷增收，或者对老百姓实行管理的事务，绝对不会列在地方自治的范围内；反过来，之前那些要朝廷出钱出力管理实施的公共服务事业，则被一股脑儿推给了地方，让地方士绅和老百姓筹款自办。

眼见得被寄予厚望的谘议局和地方自治非但不能落实，还成了骗局，各地的立宪派士绅和资产阶级是心急如焚，直接在1910年推动了三次全国规模的请愿活动，要求朝廷迅速召开国会，听取各地谘议局代表对于地方和国家政策的意见，进而做出相应的变革，兑现自己的诺言。当然，对于见识有限，一心只想保住权力的满族皇族来说，这种事情完全超乎自己的认知框架，所以根本拿不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最后只能做出了一个在他们自己看来宽宏大量的让步：就是提前三年，在未来的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同时还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 责令各省代表在国会召开之前，不得聚众请愿闹事，即日起解散各省请愿代表团。

到了这个时候，所有明眼人都能看出，晚清变革实际上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因为拒绝向民权时代转型，爱新觉罗皇室与地方督抚，还有变革派士绅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1911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变革派士绅联合地方督抚，纷纷宣布中立，随后倒向革命，而大清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

好了，到这里，这本《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就大致为你介绍到这里。回首百年前这一段风云变幻的岁月，我们由衷地感到，晚清这场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变革，最终也未能彻底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转型，这当中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变革传统的国家。从先秦时代的李悝变法、商鞅变法，到汉代的王莽变革、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等等。但实际上，在晚清时代之前，所有变革，实质上基本都是财政变革；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朝廷的财政收入，以及对于社会的掌控力。而晚清变革呢？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财政收入和对社会的掌控，还有应对一个更重要的挑战：那就是，如何推动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同时融入世界，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和他国交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遭遇这样沉重，而复杂的问题。

在我看来，如果以变革力度来作为度量衡，把从1861年到1911年的晚清变革画出一条曲线，那么这条曲线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呈现为一个倒过来的字母“U”，以1884年前后，慈禧太后彻底掌控清王朝政治大权为节点，前半段的变革力图不断上升，艰难突破各种制度与文化上的阻碍，而曲线的后半段，则是变革趋势不断减缓，最终停滞。

变革力度逐渐减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随着从工业军事技术引进这样的浅水区，逐渐走向政治、经济制度变革这样的深水区。但是很遗憾，作为变革主要推手的清王朝，它自身的眼界和能力局限性，与宏伟的变革目标之间，形成了不断增长的矛盾，从本质上说，这是晚清的制度性危机。

不仅如此，由于民权等思想逐渐传入晚清中国，清王朝的变革越滞后，越强调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越陷入信任危机。最终，力度广度空前的晚清新政非但没有提升清王朝管理国家的能力，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反而激发了晚清社会更加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导致了清王朝，乃至两千年传统帝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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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晚清变革实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财政收入和对社会的掌控，还有应对一个更重要的挑战：那就是，如何推动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同时融入世界，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和他国交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遭遇这样沉重，而复杂的问题。

2. 很遗憾，作为变革主要推手的清王朝，它自身的眼界和能力局限性，与宏伟的变革目标之间，形成了不断增长的矛盾，从本质上说，这是晚清的制度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