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朱步冲解读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历史学家 王贞平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具备高度的国际与开放性，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唐和两宋之间，达到辉煌的高峰。著名日本历史学家森安孝夫说，在七到八世纪之间，唐帝国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第一流世界性大帝国，首都长安，更是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唐帝国的影响力从东亚沿海、朝鲜半岛与日本，一直蔓延到今天的中亚各国。丝绸之路，也因唐帝国的存在，而变得畅通繁盛。

为什么唐朝能够在亚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是，唐朝从初期到中叶，凭借强大的武力和发达的经济文化，建立了以自己为绝对中心，以传统朝贡体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不过，本书作者王贞平通过多年研究，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观念：那就是，哪怕在唐帝国实力和影响力最为鼎盛的时期，它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更类似今天的世界，呈现出多极化和动态性的特征；而唐王朝的外交政策，也和之后的宋明王朝不同，体现出一种更为现代、务实灵活的价值取向。

在本书中，作者王贞平试图从7到10世纪 ，唐朝与周边国家势力此消彼长，动态博弈的视角，来分析唐王朝的外交政策。他强调，从本质上说，唐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自己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朝贡关系，也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在相互依存与制约的过程中，维护一种动态平衡。在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军事与政治实力衰落后，历代唐王朝君主也能运用所谓“软实力”：通过自己发达的文化、繁荣的经济、完备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向外输出影响，延缓支配力的衰落，在国际政治中维持对自己相对有利的外交与政治地位 。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在当时亚洲多国并立的政治体系中，唐朝务实而灵活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来看看，唐朝是如何通过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决策机制，将自己的外交政策落地，并及时作出调整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唐王朝在存在的将近3个世纪 里，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作者王贞平说，自从周代以来，统治华夏文明区的各个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处理与周边地区国家、政权和民族关系的问题。而唐王朝在建国之初，就发现，自己所处的国际政治地理环境，比往日任何一个朝代都复杂，更具竞争性：在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在北方草原上，有强大的骑马民族突厥和回纥 ，在西侧的青藏高原上，有羌民族建立的吐蕃，而在云南，还有新兴的部落国家南诏。所以说，唐王朝要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制订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外交大战略。

于是，唐高祖李渊，这位唐朝开国君主，就为唐代的外交政策，定下了一个明智的基调：简简单单两个字“合宜”。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叹服古汉语的博大精深：“宜”这个字，包含了很多含义，例如准确评估自己和竞争对手，或者敌人的相对实力，以及预测行动后果等一系列运筹帷幄的考量 。作者认为，“合宜”的本质，就是采用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原则， 来指导唐王朝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抛开传统儒家道德原则的桎梏，之所以出现这样独特的状况，也与李渊和唐朝很多开国功臣家族，在出身和血统方面，深受鲜卑突厥等北方骑马民族影响有关。纵观唐代历史文献，一项政策是否“合宜”，往往是皇帝与朝廷百官讨论的中心议题。

早在山西晋阳起兵反隋时，李渊就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外交路径抉择：就是一旦挥军南下，如何处理和北方骑马民族东突厥的关系。当时，东突厥一直袭扰隋朝的北部边境， 许多其他起兵反隋的割据势力，也向东突厥俯首称臣，以换取军事支持。 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当，那么东突厥或者支持的其他反隋势力，可能会趁机出兵，让自己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于是，李渊决定，臣服于东突厥，但只象征性地接受对方少量军事援助， 也就是精锐的突厥骑兵来助战，努力把双方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借兵助战的军事联盟状态。所以，在起兵时，李渊的唐军军旗，是红白两色 ：红色是隋代官方仪仗使用的颜色，而白色，则是突厥部落军旗的主色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就分析说，这一举动体现了李渊与李世民父子娴熟而狡黠的政治手腕，在向其他对手彰显自己忠于隋朝的同时，表明东突厥对自己的支持。

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当政期间，随着唐朝国力的逐渐恢复和统治的巩固，唐朝迎来了一个积极进取、扩充影响力的新阶段。从公元630年到640年，唐太宗部署唐军进行了三次军事行动，分别打败了东突厥、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以及位于今天新疆 的高昌国 。644年，唐太宗更御驾亲征，率军讨伐高句丽 。

然而，对唐朝初年的对外扩张政策，在朝廷内部始终有不同声音，很多大臣表示激烈反对。作者王贞平在书中说，这种节制，主要来自唐初的名臣魏征。魏征的核心主张就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连年对外征战而导致亡国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唐的国力有限，对周边国家和政权，不应该做出过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承诺，而是要把主要资源和精力用在内部治理上 。此外，即使唐军获胜，也消耗了宝贵的军事实力，更会因为试图控制占领地区，而背上沉重的负担。

实际上，从唐王朝疆域的西部到北部，居住的大多是游牧，或者半游牧民族。他们随着季节变化在草原上迁徙，平时会和华夏农耕文明进行边境贸易换取必需品，但一旦发生气候灾变，牲畜死亡，就会南下劫掠。同时，动荡的内部权力斗争和民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又使得失败者往往选择南下，投靠唐朝。

在当时的儒家士大夫看来，这种首鼠两端的行为，实在是令人愤慨。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唐朝皇室从出身与文化上，都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所以能够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把儒家的“德”“义”等道德原则，和实际上的务实性结合起来。

魏征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统称为羁縻政策。“羁縻”这个词，最早来自东汉时期的史学大家，《汉书》的作者班固。他提出，全面战争，或者全面和平，都不是有效应对北方草原民族的最佳策略。华夏农耕文明帝国应该和他们保持一种平衡与制约的战略：在军事上常备不懈，能打防御战；同时，在外交政治上，不强行向对方输出制度文化，不给予对方平等地位。但是，如果对方因为文化仰慕和经济需求，前来主动示好，则应该盛情迎接，以礼相待。可以说，班固的思想，是在儒家道德的框架内，对中原与草原关系进行一种务实性的考量，对唐代初期外交战略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但是，魏征强调说，唐朝应该采取的羁縻政策不应照搬汉朝的模式。唐与外部势力的接触应该是有限的。这个政策的核心观念是与外部政权保持政治距离，不建立实质性关系，不做过度的政治、经济、军事承诺，强调包容与灵活性 。听上去很有一些近代国际政治中“离岸平衡与仲裁”的意味，这套政策得到了李延寿、褚遂良等其他开国功臣，以及李世民本人的赞许和支持。

魏征的羁縻政策，构成了唐王朝对外关系的基点。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也就是说，唐帝国是一个对周边民族开放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体系，唐朝皇帝，同时是华夏文明区域的皇帝，和周边草原地区的领袖。唐王朝允许那些前来归附，表示友好的邻国，既不必把自己奉为唯一的宗主国，也不必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而对于唐朝利用军事力量征服的地区，则尽量扶持原有部落首领进行统治，同时在当地设立都护府，派兵维持秩序。

唐王朝对周边国家政策的成功，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公元630年，唐太宗接受了西域各部落进献的尊号“天可汗” 。可汗，是草原民族部落首领的尊称，而天可汗，则可以被看作是各部落公推的盟主。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 ，也就是公元649年公历七月，李世民突然去世，在长安居住的西北各部落贵族，都非常悲痛，纷纷采用了草原骑马民族的习俗进行哀悼。当然，这些习俗在今天听起来非常野蛮和血腥，比如用刀割掉自己的耳朵，割伤面部，以及剪掉头发，甚至有两位北方草原民族出身的武将，要求按照草原上的惯例，自杀为太宗殉葬。 顺便说一句，即便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国力日渐衰微，但西北游牧民族依然尊奉唐朝皇帝为“天可汗”。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合宜的外交指导思想，也意味着根据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随时改变策略，甚至有时要不惜背信弃义。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对于在今天蒙古图拉河流域崛起的游牧部落薛延陀，唐朝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多次反复：从扶植薛延陀对抗东突厥 ，到薛延陀强大后，唐朝又接受东突厥的归顺，反过来限制薛延陀的扩张，防止它在北方一家独大。公元642年，唐太宗准备将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部落首领夷男，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第二年，唐太宗就重新评估了局势，决心以武力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公元645年，夷男病死，薛延陀内部发生权力斗争，唐太宗借机出动大军，并联合突厥、契丹、奚等草原部落，一举消灭了煊赫一时的薛延陀 。

另外，唐代在与邻国的政治博弈中，也特别善于发挥自己的经济、文化制度优势，把这些优势转化为软实力。历代唐朝帝王，都努力利用这种软实力，来维护唐王朝的威望与地位：比如，持续吸收周边各国贵族子弟、移民或者留学生入境，让他们担任唐代中央和地方官职，或者送进国子监学习儒学经典。这样，等他们回到国内执政时，就会形成一个个深切仰慕唐朝制度，倾向于和唐朝保持友善关系的利益集团。同时，唐朝帝王定期举办各种外来使节接见活动并赏赐丰厚的礼物；在与邻国和亲的时候，往往会把大量工匠和丝绸等特色产品作为公主的陪嫁一起送出。这一切都是在向周边邻国展示，唐帝国在各个方面的先进与强大，如果邻国和自己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就可以获取丰厚的利益，共享繁荣。

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权威都有明显下降，变得更加依赖周边邻国，尤其是各骑马民族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唐德宗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判断，说唐朝应该接受一个全新的现实，就是唐朝和邻国的关系属于“不常之势”，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承认国际关系中，各方地位和彼此关系，始终处于一种流动和变化之中。

公元793年，翰林学士陆贽，写了一份详细的奏折献给朝廷，把德宗的这种思想加以细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三态论”。 说白了，陆贽把唐朝与邻国关系，归结为三种状态 ，分别是：唐朝强大，四邻弱小；四邻强大，唐朝弱小，以及唐朝与邻国实力不相上下，呈现多极化制衡状态。

那么如何针对这三种情况来具体制定唐朝的外交政策呢？陆贽提出，在唐朝整体军事实力和物质资源下降的情况下，只能立足防守，并且要利用周边各国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尽量争取“不战而胜”。

比如，唐朝与北方著名游牧民族回纥的关系，就体现了这种实力政治中的持续博弈：从公元747年到841年，多达11位回纥部落首领，接受了唐朝赐给的可汗称号。这是因为，回纥本身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每一位首领都需要唐朝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但即便如此，双方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唐初，回纥曾经出兵帮助唐朝攻打突厥 和薛延陀 ；在安史之乱中，回纥支援的精锐骑兵，是唐朝最终能够战胜叛军的关键因素。但是，回纥看到唐朝国力衰败后，就逐渐改变了往日的恭顺态度，要求唐朝为军事援助和政治同盟支付更多的财物，并且开始入侵唐朝边境，烧杀掳掠。

尽管如此，唐朝并没有与回纥决裂 。这是因为，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对唐代西部边疆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唐朝必须继续借助回纥的军事力量来与之对抗。于是，唐德宗就在著名谋臣李泌的劝说下，通过和亲，挽回了唐与回纥之间濒临破裂的政治同盟 。作为回报，回纥军队持续在西北和吐蕃开战，替唐朝分担吐蕃的军事压力，维持着唐朝与西域各都护府之间的陆路通道 。

8世纪末，回纥部落改名为回鹘，以表示对唐朝的忠诚 。9世纪中期，由于内乱，回鹘政权瓦解，一部分部落贵族率部进入唐朝境内，请求收留。例如，公元842年，回鹘可汗的兄弟嗢没斯 就率部来到天德军，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一带。此时，当地的唐朝地方官就觉得对方来者不善，要求用武力将他们驱逐出境。但是，宰相李德裕力排众议 ，说回鹘一直是唐帝国的盟友，而且对方如同走投无路，主动落入怀抱的飞鸟，怎能乘人之危。不仅如此，唐朝此时国力衰弱，兵力有限；驱逐嗢没斯，还要向周边的吐谷浑等部落借兵，万一吐谷浑趁火打劫，唐朝不仅在道德名分上有了缺憾，还会遭受实际损失。

最后，唐武宗明智地接受了李德裕的建议，给嗢没斯发放粮食等后勤物资，还封他做左金吾卫大将军、怀化郡王，赐给他一个汉族名字叫李思忠 。由于唐朝皇室也是李姓，所以这是对嗢没斯的一种优待和笼络。同时，唐朝还在西北各地，让前来归附的回鹘武士建立军事据点和堡垒，充实了唐朝中后期的西北边疆防御。后来，这一批回鹘武士的后代，在唐朝末年平定黄巢起义的军事行动中，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

唐朝这种因时而动的灵活外交政策，必须要有一套有效的情报收集和决策制度来作为支撑。在这个方面，比起前代王朝，唐帝国可以说是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探索。

首先来看看情报收集工作，及时了解周边各国和部落政权的情况，是制定外交战略的基础。作者王贞平在书中说，几乎从历代皇帝本人，到各级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广泛、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这项重要工作，成了唐朝自始至终的基本政策。

首先，由于唐王朝的开放性，皇帝会频繁接见大量外国使团和商团，以及从国外返回的本国臣下，包括军人、使节，以及僧侣等等。例如，公元645年，唐太宗就盛情接待了从印度取经跋涉而归的高僧玄奘，也就是《西游记》里唐僧的原型。在会谈中，唐太宗最感兴趣的，就是玄奘到达过的印度各国，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理、物产和风俗。唐太宗的求知欲，不仅是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更是因为这些资讯有助于他制定唐朝在西域的外交政治战略 。

作者说，在这种持续的学习了解中，唐太宗对西域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书里特地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前一年，唐军远征西域的焉耆国，它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的塔里木盆地。根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根据自己掌握的地理知识，居然能精确推算出唐军抵达焉耆，与攻克城市的日期， 还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一切顺利，报捷的使者今天也该回到长安了”，结果唐太宗话音未落，臣下就禀报，使者果然刚刚抵达。

同时，皇帝搜集情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召见外国使节，这种仪式被称为“奉对”或者“对见”：在翻译的帮助下，宾主双方互致问候，然后皇帝就会提出各种关于使节所代表国家的问题 ；例如672年，唐高宗接见吐蕃使者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向使者提问，包括在位的吐蕃君主，也叫赞普的性格怎么样，他和大臣的关系，以及吐蕃政治制度有什么特点等等 。

当然，由于个人精力，皇帝从这些直接渠道获取的情报，肯定有限，所以他必须更多依赖下属官员收集的相关信息。这个重担，首先落在主持外交礼宾的机构，鸿胪寺的负责人鸿胪卿头上。

在之前解读过的《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这本书里，大家可能听到过一个名字，贾耽 。贾耽曾经身兼宰相和鸿胪卿这两个重要职务，从而让他有机会大量接触各国使节，和出使外国的唐朝官员。博闻强记的贾耽，不仅主持绘制了囊括整个唐朝疆域和周边地区的大型地图《华夷图》 ，还编纂了一部丰富详细，多达40卷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 。这本书，可以算是“华夷图”的文字说明材料，汇总了唐朝境内和周边国家的地理交通状况。实际上，鸿胪寺各级官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把各种渠道得到的周边国家信息，定期汇报给朝廷，并且存档。

另外，奉命出征边疆的历代唐朝武将、出使外国的外交使节，以及靠近边疆地区的各级地方官，也都肩负搜集情报，呈报朝廷的重任。比如，唐代中期的著名政治家，李德裕，就在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一部《西南备边录》，详细记载了西南地区各个部落政权的状况，以及这些部落与唐朝发生冲突的细节 。

有了丰富而充足的情报，那么接下来关键性的一步，就要有一个相对高效稳妥的决策机制，迅速、正确地处理各种外交政务。作者王贞平总结说，唐朝历代皇帝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一般会有四个环节，朝廷百官的大规模讨论，皇帝和少数重臣在非正式场合进行沟通，交换意见，然后，作为官员首脑的宰相，会再进行一轮内部磋商，制定出最终的政策意见提交给皇帝。同时，处在边疆地区，对邻国情况熟悉的唐朝地方官，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也能通过上书进言，影响唐朝对外政策的制定。

当然，这种“权力下放”的操作是有利有弊。在一些时候，精明干练的地方官员，能够抓住机会，对一些问题进行果断处置，有效维护唐王朝的利益。反过来，在某些时候，一些腐败或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员，也会因为处置不当，严重损害唐朝和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反两面的案例，在唐代的历史记载中都有很多：例如，唐朝建立之初，镇守丰州，也就是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名将张长逊，就得知了一条情报：当时和唐朝对立的割据势力梁师都和薛举，两个人企图向突厥请求军事援助。由于情况紧急，张长逊没有向朝廷请示，就自己直接拟了一道假的皇帝诏书，送给突厥首领，说唐朝对梁师都和薛举的图谋，已经了如指掌，请突厥不要出兵相助。果然，突厥首领信以为真，拒绝了梁师都和薛举的请求。唐高祖李渊对张长逊的这种自作主张的处置，并没有责怪，反而给了重赏。

反过来说，比如安史之乱的策划者，安禄山，就在自己担任镇守辽宁、河北等地的边军将领期间，多次故意挑起冲突，袭击近邻的契丹、奚等游牧部落，掳掠人口财物，给自己邀功请赏。终于导致在公元745年，契丹和奚，两个游牧部落不堪凌辱，杀掉了唐朝送来的和亲公主，起兵反唐 。

好了，这本《多极亚洲中的唐朝》的基本内容，到这里基本就为你介绍完了。在本书中，作者王贞平详细回溯了唐王朝在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和北方游牧民族突厥、回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 ，西方的吐蕃，以及南方的南诏等主要邻国的政治交往与博弈。作者指出，即使唐帝国在鼎盛时期，它也不是东亚和中亚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唯一霸主，它和邻国的关系，也不像传统中国历史典籍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单纯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当时欧亚大陆的东半部，就会发现，至少有四大强国，拥有在这个地区称霸的实力和意愿：包括位于东端的唐帝国、北方草原上的突厥以及后继的回鹘、处于青藏高原的吐蕃，以及西部的伊斯兰帝国，它们之间的矛盾，既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制度冲突，也源于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唐朝面对的，其实是亚洲政治格局最为动荡的时代。

正因为如此，唐朝从建立开始，就一直保持了一种高度灵活和现实的外交政策，通过复杂多变的政治同盟关系和软实力输出，来维持自己在东亚和中亚的地位，并且基于周边国家实力消长的变化，不断变更着边疆军事防御的重心。

同时，唐帝国本身的命运，也与这种多变复杂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例如，导致唐帝国由盛及衰的安史之乱，也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内乱：安禄山和史思明所代表的，实际是欧亚大陆草原上的游牧武士集团，和丝绸之路贸易经济力量的结合。这种新生力量在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与原本接纳它的唐帝国产生矛盾，甚至产生取而代之的冲动。

历代唐朝帝王和能臣的运筹帷幄，使得唐朝在中后期实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依旧能够让自己在当时的亚洲政治体系中，维持一个相对重要的地位。然而，在风云诡谲的历史舞台上，这种政治操作的背后，是许多历史当事人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悲剧，他们的故事，在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叹息。比如，西安曾经出土过一方墓志，纪念的是一位在公元723年香消玉殒的突厥公主，贤力毗伽公主。 这位公主，在父亲默啜可汗 死后，为了逃避内乱，和兄长丈夫一起投奔唐朝，后来因为丈夫犯罪被牵连，罚入长安皇宫充当奴隶 。

此时在位的唐玄宗，正试图趁突厥内乱之机，联合回鹘、同罗等部落，出兵征讨，铲除这个心腹大患；但联军由于联络不畅，反而被突厥打败。突厥新可汗，趁机向唐朝要求和亲，于是唐玄宗耍了个自以为高明的政治手腕：此时，贤力毗伽公主由于年轻貌美，在皇宫中已经从奴隶变成了妃嫔。玄宗就想将她变成这桩政治联姻的主角 。这样，公主既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也会感恩于自己的收容和恩宠，能够在突厥可汗身边，为双方的政治联盟尽心尽力。

然而，在贤力毗伽公主看来，突厥新可汗是自己的堂兄，这桩婚姻有悖人伦；而且，这位堂兄更是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 。根据日本汉学家羽田亨的推测，公主在出嫁前猝然离世，很可能是拒绝充当政治博弈中的棋子，愤而自杀，时年仅有25岁。正因为于此，悲痛的公主兄长，才会让人在她的墓志铭中写下“朝露在阳光下突然散去，疾风吹过松门而发出悲鸣”，这样哀怨伤感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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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本书作者王贞平通过多年研究，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观念：那就是，哪怕在唐帝国实力和影响力最为鼎盛的时期，它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更类似今天的世界，呈现出多极化和动态性的特征；而唐王朝的外交政策，也和之后的宋明王朝不同，体现出一种更为现代、务实灵活的价值取向。

2. 唐朝从建立开始，就一直保持了一种高度灵活和现实的外交政策，通过复杂多变的政治同盟关系和软实力输出，来维持自己在东亚和中亚的地位，并且基于周边国家实力消长的变化，不断变更着边疆军事防御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