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为一家》 曲飞工作室解读
《合为一家》| 曲飞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历史学博士吴洪琳，致力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被称为”大分裂时代“，通常学界对这段历史主要关注的是”分裂“。但吴洪琳博士关注到了这段历史中常常被人忽视的另一个主题——融合。本书讲的就是匈奴、氐等族政权从心理上融入“中华”的历程。
关于本书
本书采用的是有别于传统汉族视角的“异族视角”，摒弃了传统史书上“变夷为夏”之类带有汉族优越感的观念，不但说到了少数民族对汉民族文化、政治制度的认同与模仿，也提出，他们还借用了佛教等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化加以影响和改造，并在其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合为一家”的原因：以十六国中头一个建立的匈奴族汉赵政权为例，看看为什么它的开国之君刘渊会主动选择汉化。
第二部分，“合为一家”的过程，后赵、前秦、胡夏，这些少数民族为实现汉化，采取了哪些主要手段。在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又是怎么保持自己的民族本位意识、怎么处理“华夷之辨”这类棘手问题的。
第三部分，“合为一家”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北方近三百年的统治，给中国文明和历史带来了什么？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合为一家：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
十六国到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段时间，可能都没有之一。
首先，这是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持续最久的一次分裂，从十六国中的第一个政权汉赵建立，到隋朝重新完成统一，前后历时将近三百年。另外，这个时代太“碎”，中国北方相继出现过十几个割据政权，所谓十六国只是习惯说法，其实数量还不止十六个，光是记清楚这些小政权的名字都是个挑战。所以，很多书上都把十六国到南北朝这段历史，称作“大分裂时代”。
但是关于这个时代，其实还有一个不容易被意识到的隐性的主题词，就是“融合”。
十六国当中有十四国，都是匈奴、羯族、鲜卑、氐族、羌族这五大少数民族建立的，所以旧史书上提到十六国，往往在前面加上“五胡”两个字。十六国之后的北魏，也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但是你注意过没有，这所谓五胡当中，只有羌族延续至今，其他的匈奴、羯族、氐族，在十六国和北魏时代之后，就都不复存在了，鲜卑族的名称也没有了。有人说，今天的锡伯族可能就是鲜卑族的后裔，不过，对此学界还没有定论。
那这些盛极一时的民族都哪去了呢？答案是：他们从血脉到文化，都逐渐融入了汉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融入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民族”这个更广泛的概念。
讲述十六国历史的书，往往突出这些少数民族政权跟汉人之间惨烈的彼此攻杀，但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时代主题：融合。而这也正是本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本书作者吴洪琳教授，是专门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历史学博士，十六国和北魏的历史是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本书关注的就是这个时代少数民族政权在心态和制度上，由“夷狄”向“华夏”的转化历程。
由于原书是一本论文集，各章节间有一些内容交叉，所以这里我们打破原书的结构，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讲，分别是：
第一部分，“合为一家”的原因：以十六国中头一个建立的匈奴族汉赵政权为例，看看为什么它的开国之君刘渊会主动选择汉化。
第二部分，“合为一家”的过程，后赵、前秦、胡夏，这些少数民族为实现汉化，采取了哪些主要手段。在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又是怎么保持自己的民族本位意识、怎么处理“华夷之辨”这类棘手问题的。
第三部分，“合为一家”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北方近三百年的统治，给中国文明和历史带来了什么？
下面，就从第一个问题说起。少数民族政权之所以选择汉化，在最开始，这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
比如十六国当中的头一国：汉赵。这个政权的国号起先叫汉，后又改叫“赵”，所以被称为汉赵，也称“前赵”。汉赵政权的创始人刘渊是个高度汉化的匈奴贵族，他本来是西晋一个藩王的手下，后来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一帮宗室王爷打成一团，天下大乱，刘渊趁机起兵。
这时候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起兵，以什么名义？这很重要，因为中国人做事历来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嘛，所以他必须有个足够有政治号召力的名分。
这时，他叔叔建议他说：咱们都是匈奴人，不如就打出“复兴匈奴”的旗号，宣称继承“呼韩邪单于的事业”。呼韩邪是西汉后期的匈奴首领，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出塞和亲，就是嫁给了他，虽然已经隔了300多年了，但对匈奴乃至更多的草原民族来说，呼韩邪这个名字还有点分量。然而刘渊却很不以为然，他说，我要继承就继承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这样的人物，呼韩邪哪里值得继承呢？
这不光是因为刘渊心高气傲，更是因为他非常有洞察力地看到：汉朝的政治号召力要比呼韩邪大得多，特别是他的政权是要建立在中原地区的，所以为了让中原人接受、淡化异族色彩，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跟汉朝的历史扯上关系。
而正好，匈奴有过跟汉朝皇室和亲的历史，也就有了汉室血统，所以作为匈奴贵族的刘渊就以这个为理由，宣称自己以“外甥”的身份继承汉朝法统。他自立为汉王，还做足了表面文章，为汉朝的历代皇帝建了宗庙，从刘邦直到蜀汉后主刘禅，也就是阿斗，全都供奉起来，其中刘禅的谥号“孝怀皇帝”，就是刘渊给上的。刘渊这也就相当于向世人宣布，我不是要建立匈奴政权，而是要复兴汉朝。因为这些政治表态，刘渊的政权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匈奴汉”。
果然，这种宣传对于刘渊推进他的事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政权迅速壮大，并且攻占洛阳，终结了西晋。
好，上面我们以刘渊为例，解释了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采取汉化的动机。可以说一开始，他只是想借重汉朝残余的政治号召力，这还属于简单的“借壳”。
作为十六国的中头一个，刘渊算是开了个头，但是从“异族”到“华夏一分子”这个转变过程，更多还是在他的后继者们手里实现的，他们主要手段有两种，分别是：借用中原传统的政治理论，为自己的政权正名，还有，重写本民族起源史，把它嫁接到华夏民族的历史当中去。下面还是结合着具体事例来说。
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在刘渊死后，经历了一连串的政变，刘渊的直系子孙都死得差不多了，他的侄子刘曜成了汉政权的第三任皇帝，刘曜此前的封地在河北一带，春秋战国时期属于赵国，所以他改了国名为“赵”。
刘曜重新设立了宗庙，不再祭祀刘邦这些汉朝皇帝了，而是改为祭祀从冒顿单于开始的历代匈奴领袖，看起来像是更强调本民族属性了，然而他的另一个举动却同时说明，他在文化属性上已经更接近汉文化圈。
汉文化里有个重要概念叫“五德始终”，认为每个政权都对应着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当中的一种德行，每个政权的兴替，也按照五行生克的规律相互轮转。这本来是战国阴阳家的说法，但后来儒家文化也渐渐接受了这个理论，可以说“五德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政权的合法性。
根据这种理论，汉朝宣称自己代表的是“火德”，经过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我们在《三国演义》之类的书里经常看见，用火来指代汉朝，还有“炎汉”这样的说法。后来曹丕要代汉自立，也需要借用“五德始终”说来论证合法性，所以曹魏政权宣称代表“土德”，因为“火生土”嘛。以此类推，土生金，所以晋朝宣称代表“金德”。而刘曜改国号为赵的同时，也宣称自己代表“水德”，承接晋朝的“金德”。
可能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听着很玄，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这个意义就在于，刘曜用“五德始终”说来为自己正名，这也就相当于，把自己上载到这个已经有规律运转了几百上千年的系统当中，成为它的一部分。等于向世人宣示，虽然我这个政权是匈奴人建立的，但我们也是符合华夏一贯的正统认证标准的，我们不是入侵者，而是华夏法统的继承者。
后来十六国中的其他政权，也有很多效仿刘曜的，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彼此不承认，都宣称自己的政权代表水德，是晋朝的正统继承者，比如跟刘曜对立的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
而比起套用五德始终理论，十六国政权干得更多的一件事，是根据汉人的历史观，重塑本民族的起源史。
前面说过，刘渊把他的法统追溯到“汉朝女婿”这个身份，刘曜撇开汉朝，追崇匈奴领袖冒顿单于，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些都还不够悠久，不够有说服力。比如同属匈奴的另一支，铁弗部落。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提到匈奴，说他们是“夏后氏之苗裔”，也就是传说中的夏朝的后裔。匈奴中的铁弗部落就非常敏锐地抓住这条记载做文章，后来他们的首领赫连勃勃宣称匈奴就是夏朝的后裔，在官方文献中把夏朝的始祖大禹称为“我皇祖”，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有充足的理由被视为华夏的一部分，并且享有对中原江山的继承权，赫连勃勃更是干脆把他的政权命名为“夏”，史书上称之为“胡夏”。
在汉朝时期，儒学被奉为正统学术，而儒家的特点就是崇古，爱神化古代，在他们口中上古三代夏商周，就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因此赫连勃勃跟夏朝攀亲戚，显然能抬高身份。
十六国中最强大的、曾经一统北方的前秦，也是走得同样的路子。建立前秦的是氐族人，他们原本生活在中国西部，一般认为血统上跟羌族更近，不过氐族编纂的民族史，称自己是“有扈氏”的后人，有扈氏也是传说中大禹分封的一个部落，同样属于老资格的“华夏世界”一员。
还有，前前后后建立过好几个“燕国”的鲜卑慕容氏，宣称自己是有熊氏的后裔，这个就更厉害了，有熊氏，是黄帝的部落，算是最根正苗红的华夏正统了，论资排辈的话，还要压过大禹一头呢。
但问题是，鲜卑族起源于东北，今天的大兴安岭一带，这点在当时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而有熊氏是在中原黄河流域的，这两个地方在上古时代基本是相互隔绝的，鲜卑人怎么就成了“有熊氏后裔”呢？关于这点，后来鲜卑族的另一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延用并且完善了慕容氏的说法，北魏史书上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有个小儿子叫昌意，被分封到北方，鲜卑人就是昌意的后代。
其实从胡夏、前秦，到慕容、拓跋，他们构建的本民族历史起源，有多大可信性，都挺值得怀疑。但他们通过这种自我定位，把自己的历史嫁接到的华夏民族固有的历史谱系当中，这样，彼此的历史观就融合在一起，大家变成了有共同祖先、共同历史传承的远房亲戚。少数民族政权的这些努力，让他们与中原的“合为一家”，成为可能。
不过，不论是借用“五德始终”说，还是重构本民族起源史，多少还都带有一点对外宣传的目的，而在他们自己内心深处，他们是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的呢？
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观念里，有个重要原则叫“华夷之辨”，华的意思是文化先进，中原民族自然视自己为“华”了，相应的，周边民族就是“夷”，这个夷字多少带一点贬义。根据华夷之辨的观念，华的地位要高过夷。
所以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之后，华夷之辨就成了他们面临的棘手问题。怎么解决这个理论困境？
有的少数民族政权就是出于本能地不接受、不认可。比如羯族建立的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就明确立法，赋予羯族“国人”的地位，简单理解，就是国家主体民族，后来他又把更广泛的各族胡人，都提升到国人地位。他的后继者、著名大暴君石虎，更是发动过针对汉人的大屠杀。
常见的历史读物中讲到这段，往往都站在汉人立场来解读，认为这体现了石虎的血腥残暴。从史实层面上来说这固然没错，然而，如果从华夷观念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在华夷秩序中长期被视为低等的胡人的一种必然反弹。虽然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古人，但不得不说，华夷观念是带有一定歧视性的，胡人长期被汉人锁定在歧视链的下端。而且这种歧视不光是心理上的，更是体现在生活当中，比如西晋政府就经常抓捕各族胡人，把他们贩卖为奴，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就曾经被卖为奴隶，他也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起点最低的皇帝了。
由此可见，从观念到政策，胡人都处在被歧视的地位，所以石虎等暴君的行为，也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当然，这里并不是为石虎开脱洗白，不管什么时代，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都是显而易见的罪行。
针对华夷问题，除了这种简单粗暴的“石虎模式”，还有更高明的玩法，比如前秦的皇帝苻坚。苻坚被认为是十六国君主中最宽宏开明的，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苻坚一方面承认自己所属的氐族属于胡人，但另一方面又把“夷、狄、戎”这些汉人对周边民族的不太客气的称呼，加诸匈奴、鲜卑、羌等族身上，他的实录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他也经常用这些字眼来骂人。
这说明，苻坚没有像石虎那样，简单地想要推翻或者倒转华夷之辨的观念，而是想利用这个现成的理论资源，把氐人提升到和汉人同样的地位，并列在“华”的位置上。也就是说，苻坚认为，氐人虽然在民族属性上属于胡人，但是文明开化的程度已经跟汉人在同一水平线上，那氐人就不再是“夷”，而有资格晋级成“华”了，比五胡中其他几个族群要高级得多。
如果做个类比，这就有点像明治维新之后喊出“脱亚入欧”口号的日本，虽然从民族、地理等方面来说，还是个亚洲国家，但是从文明程度上说，却要向欧洲看齐，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同样，苻坚的作为也可以理解为，他打算在保留氐族民族意识的同时，带领他们“脱夷入华”，只是因为淝水之战失败后，前秦帝国迅速瓦解，苻坚没有来得及把重新定义“华夷”这件事推进下去。
好，上面说的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借用中原的政治、历史资源，甚至是华夷观念，来对自己加以改造：
比如，汉人对前朝政权有感情，那我们就自称前朝继承者；汉人有一套政权更替的合法性理论，我们就套用这个理论；汉人尊崇黄帝、大禹这些伟大祖先，我们干脆也把他们奉为自己的祖先……可以看出，这时的胡人虽然掌握权力，统治着汉人，但他们仍然在尝试把自己纳入汉人的世界观当中。
不过，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他们单方面地想把自己改造成“汉人”，就像传统史书上定义的那样“变夷为夏”，那种说法，太自我感觉良好了，事实上，这个融合过程中，胡人也为华夏注入了新的文化资源，从而拓宽了华夏这个概念的广度。下面我们来说说十六国北魏时期民族融合带来的影响。
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流行上。佛教最晚在东汉初年，已经传入中国，但在当时以儒家为主的正统思想界，还是比较受排斥佛教的，比如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曾经打算在皇家图书馆“兰台石室”里，放置佛家《四十二章经》的碑刻，就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经过汉末乱世，儒家思想的号召力有所动摇，佛教思想逐渐流行，但是直到西晋，汉、魏、晋历朝政府在多数时间里，都不允许汉人剃度出家，当职业僧侣，汉人只能私度，也就是私下剃度。
这个局面到了十六国时期，在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推动下，被扭转了。前面提到过的后赵皇帝石虎开放了禁令，不再禁止汉人剃度为僧，甚至鼓励佛教的传播。说到这你可能有一点疑惑，石虎是个杀人如麻的大暴君，跟佛教的气质实在不搭，为什么他会大力推行佛教呢？
石虎跟一位大臣的对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之前汉人知识界反对佛教，主要理由就是：“佛是外国的神”，石虎推广佛教时，也有大臣以同样的理由向他劝谏，石虎回答说，佛是外国神，没错，但我也是来自边疆地区啊，现在我君临华夏，在信仰问题上理应兼容并举，佛和我一样都是外来的，正是应该推广的。
这句话，就是他的真实用意了，石虎是想通过发展佛教，引入一个新的思想资源，来巩固他的政权统治。因为在儒家思想体系里，由于有华夷观念的存在，作为“夷”的一方，先天身份决定了他的族人始终处在不利位置，就算再怎么汉化，毕竟进圈晚，在资质上就有点欠缺，在这套思想系统里，肯定是吃亏的。而如果引入一个新的思想资源，形成一套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有可能稀释掉儒家思想带来的不利，拉齐这个差距。
打个比方，假如你是一位数学学霸，我是一个数学学渣，咱们一起参加考试，如果只考数学一科，那我肯定考不过你，但是如果再加考一门我更擅长的课程，比如外语，那样我就有希望在总成绩上，跟你争一下。
石虎推广佛教，就是类似的用意。
其他的十六国统治者，比如前秦的苻坚、后秦皇帝羌族人姚兴、北凉王匈奴人沮渠蒙逊，都曾经非常高规格地礼敬当世的高僧，扶持佛教发展。虽然他们没有像石虎那样明说，但动机也都大致相同，希望通过和自己一样带有外来属性的佛教思想，来改造中国的精神世界。
得益于他们的推动，十六国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迎来大发展，佛教思想也渗透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思维，并且和儒家道家相互影响，后来发展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共同构成了近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
后来由于佛教发展过速，形成了跟世俗政权抢夺社会资源的局面，由此引来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但这些都没能改变佛教流行的大趋势。“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这些出自佛教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说，佛教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改造，是十六国北魏时期最主要的遗产。
说到这，不免让人想起，陈寅恪先生评价唐朝的那个著名论断：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其实这个过程并不是完成于李唐一朝，所谓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也可以理解成外来的异质文化，从十六国到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对当时的人来说固然是“陆沉鱼烂、天下崩离”，但这近三百年的历史，也都可以看作是汲取“野蛮精悍之血”的过程，新的血脉与文化拓宽了“华夏”这个概念的广度，这是隋唐盛世崛起漫长而必要的铺垫。
好，这本《合为一家》，到这基本就讲完了，再来一起回顾总结一下。
本书篇幅不长，但是涉及的内容比较独到。特别是采用了有别于传统汉人视角的“异族视角”，不但说到了“五胡”对汉民族、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的认同与模仿，也提出，他们采用同为异质文化的佛教，对中国文化加以影响和改造，他们也以这种方式融入其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也就是书名“合为一家”的含义。
我们的解读具体讲了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是“合为一家”的原因，少数民族政权选择汉化，首要目的是利用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资源，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和号召力。比如匈奴首领刘渊建立的汉政权，自称继承了汉朝法统。
第二部分是“合为一家”的过程，少数民族政权实现汉化，主要通过借用中原地区的政治理念和法统序列，比如五德始终说，还有根据汉人的历史观，重塑本民族的起源史，寻找共同的祖先源流。这些都说明他们从心态上，试图把本民族融入中国文化的系统内。
第三部分是“合为一家”的影响，所谓合为一家，不是少数民族单方面地融入汉族，他们也通过引入佛教之类的新思想资源，为中国文明和历史带来了新的内容，并且影响持续至今。
文稿：曲飞工作室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徐惟杰
划重点
1.少数民族政权选择汉化，首要目的是利用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资源，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和号召力。
2.少数民族政权实现汉化，主要通过借用中原地区的政治理念和法统序列，重塑本民族的起源史，寻找共同的祖先源流。
3.所谓合为一家，不是少数民族单方面地融入汉族，他们也通过引入佛教之类的新思想资源，为中国文明和历史带来了新的内容，并且影响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