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首歌》 朱步冲解读
《只是一首歌》|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宇文所安的《只是一首歌》，副标题是“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
宋词，与唐诗并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它的经典作品和词句，浓缩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积淀，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与心灵。1940年，著名诗人、文史专家唐圭璋编辑出版了《全宋词》，累计收录宋词作品两万多首，其中有姓名可考，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宋词作者，超过千人。
那么，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宇文所安独辟蹊径，从探索早期宋词作品的采集、编辑与版本的演化入手，逐渐还原了宋词在诞生之初，从词曲合一的形式，再到词曲分离，成为独立文学创作体裁的过程。宇文所安在书中强调，这是个生动而渐变的过程，宋代士大夫的文学交流活动，以及民间歌女的改编传唱，共同起到了推动作用，二者缺一不可。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宇文所安除了广泛搜集各时代不同版本的宋词作品集，也广泛阅读了各类词话与私人笔记。毕竟，要考察宋词这种原本用来抒发作者私密情感的作品，很难在正史记载中搜寻到足够的资料与脉络，所以研究者必须依靠出色的综合分析与情景再现能力，才能让今天的我们走进那些北宋文坛名家内心的隐秘世界，去和他们共情，体察他们的悲欢哀乐。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讲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词这种文学创作形式的特点与形成发展的大致历史，进而走进宋代士大夫日常的社交游宴活动，了解宋词诞生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它的主题与传播的特色。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来谈谈柳永和苏轼——两位早期宋词大家的生平与作品，进而了解宋词在诞生后的变革与成长。
词，作为一种古典文学创作形式，诞生于隋朝，最终在两宋成熟并达到高峰。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诗和词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词，说白了，是一种配合乐谱的可以演唱的歌诗，如同我们今天的歌曲所配的歌词。
总体上看，宋词分成两大类，小令和慢词，或者长调。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小令的总体篇幅较短，字多的也只有五十几个字，而慢词篇幅最长的，能到240字。另外，小令大多沿用当时人们耳熟能详，已经固定下来的“调”，也就是语言格式和声调韵律，而长调则包含了许多创新。作者宇文所安说，如果放到演唱这个具体场景中来比较，那么小令强调的是歌唱者本身的表演，而更为复杂的长调，则强调歌词本身给观众的感受。
读过唐诗的人可能都知道，律诗或者绝句，它们的格律严谨统一，每句字数固定。而词的格律却不是这样。为了配合乐曲曲调的高低转折，词的格律表现为句子长短间隔。比如说，宋词中著名的曲牌“江城子”，它的固定字数是70个字，分上下两个部分，叫两阕；每阕35字，分8句，这8句的字数分别是7、3、3、4、5、7、3、3。即使不配乐曲，我们今天念起来，也有一种抑扬顿挫，意境生动的感觉。举个例子，宋词里最著名的一首《江城子》，就是出自著名文学家苏轼的手笔，我们来听听它的上阕：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短短35个字，就把苏轼那种率领亲随郊野狩猎，前呼后拥，雄健豪迈，自比三国时代英杰孙权的气魄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传统观念里，作为精英阶层的士大夫，写诗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正经的文学创作，所谓“以诗咏志”，就是说，写格律诗，才是符合士大夫身份的。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际，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士大夫逐渐开始写词了呢？作者宇文所安通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首先，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饮宴聚会活动越来越频繁，时间越来越长。按照法国著名汉学家华蕾立的说法，这种文人以酒宴娱乐来进行文学交流的风气，直接来自魏晋时期，在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背景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反映了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学创作社交化两大趋势。
酒宴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娱乐来助兴。在宋代，酒宴上的主打节目，就是歌伎的演唱。由于歌伎会演唱的曲目总是有限的，翻来覆去听那几首口水流行歌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文人们就想出一个绝妙的点子，让歌伎尝试把一些文学大家的诗歌，配合现成的曲调唱出来，比如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词句清新婉转又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就成为当时文人宴会上点歌率比较高的一首。
宇文所安说，在这些饮宴场所从事演唱的歌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伤风败俗、出卖肉体的娼妓，而更像是今天娱乐场所的驻场歌手艺人。当然，对于这个职业，歌唱技巧和容貌缺一不可，歌伎也可以和出手阔绰的富豪或者士大夫官僚发生长期或者短暂的感情。一些出身贫苦家庭的女性，往往自幼就被训练成为歌伎，然后被看中她们的达官贵人赎身，成为主人的奴仆，在私人宴会上演唱助兴。
不过，唱着唱着，问题就来了。很多格律严整的诗歌，唱起来和配乐的节拍韵律不是很搭配，于是一些文人，甚至可能还包括有点文化修养的歌伎，就开始对这些诗歌名篇，进行大胆的改编，保证宴席上的观众既能辨认出歌词的原版出处，又让歌词完美贴合曲调，增强音乐审美上的享受。比如王维诗歌中的后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宋词曲牌“阳关引”里，就被扩写成了这样：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这首《阳关引》的作者，据说是北宋初期的名臣寇准，也就是大家在评书和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那个“寇老西儿”。宇文所安说，通过分析《阳关引》，他推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初期，就开始模仿歌伎，按照民间音乐的固定曲调和节拍，来进行这种新形式的文学创作。
不仅如此，宋词的“新”，不仅在于体裁和创作方法，更在于它流传和扩散的方式。 打个比方，随着宋词的诞生，宴会上歌伎和文人士大夫的关系，有点像现在一些知名歌手和方文山这样的著名词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互相合作引流的共生关系，听起来甚至有点像今天网络歌曲的传播。作者就举例说，比如有几位著名的文学家，举办了一次饮宴，每一位都当场即兴创作了自己的词作品，交给现场的歌伎演唱。随后，这些作品中比较优秀的，就被歌伎记下来，在风月场所中流传，然后被欣赏的文人结集成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词的具体语句被传唱者修改，一些出类拔萃，但作者没什么名气的作品，则被编辑者归到一些文坛大家的名下，比如柳永、欧阳修或者张先。
同时，许多宋词名作中的段落，由于秀美隽永，又通俗易懂，于是迅速破圈，成为普通老百姓传唱称颂的金句，比如苏轼在徐州做地方官的时候，写过一首《永遇乐》，里面有一句“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就被打更的巡夜更夫偷偷记下来，进而传遍了徐州城，男女老幼都把它挂在嘴边上。
随着词被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结集成册，开始刊印流传，宋代文人们逐渐就开始关注于词本身的语言之美；而原本的配乐，因为无法在纸面上直观地重现，所以就变得不太重要。于是宋词就逐渐脱离了娱乐场所的演唱这个原始应用场景，开始变成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文字艺术。
然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宋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并不高。在宋代文人的笔记中，在谈到某位著名的词人文学家时，评论往往带着一种惋惜的口气，某某是位造诣很高的诗人，但他自己，或者读者，却只看重他写的词，实在是太可惜了！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宋词创作和唱诵的场合，往往是士大夫官僚私下里的饮宴聚会，这些聚会往往被安排在勾栏瓦肆这样的风月场所，用词更是大胆混杂了典雅的文言和市井俗语。 另外，许多宋词的主题是作者细微的个人情感，以及倾慕的女性。在很多正统儒家士大夫看来，宋词的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它难登大雅之堂，这种倾向在儒家理学兴盛的南宋，尤其明显。在朱熹这样的道学家看来，不要说宋词了，任何文学创作，都会妨碍儒家士大夫进行内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不仅如此，作者宇文所安说，在宋词的世界里，文学家们往往更关心的是失落的爱情，每一刻的悲欢，一杯酒，一盏茶，那些宏大严肃的东西，比如国家、功名甚至家庭都消失了，词句中只剩下纤细的个人体验和情感，用作者的话说，词体现了宋代文人一种精神上的逃避主义。 你看，这个东西不够正能量，肯定也就上不了台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刚才说过，宋代儒学兴盛，士大夫官僚都极为强调道德操守，但这种风气的副作用，就是把一切问题和分歧都上升到道德层面，非常容易引发官僚队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会出现一种极端的局面：双方都认为，君子、小人势不两立，所以绝无妥协的可能。更糟糕的是，双方都感觉，用尽一切手段来打击所谓“小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原本相对清明、平和的北宋士大夫政治，在宋代中期之后，由于一系列军事、外交上的挫折而矛盾激化，出现了非常残酷的一面。
在这种严酷的道德管制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出现的情况下，文人士大夫的意识中往往出现了一种倾向：逃避残酷的现实，力图通过文学和社交饮宴，给自己构建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精神田地。
比如，在1028年，著名词作家晏殊，因政治斗争，被贬官到地方。有一次，他设宴招待一位回京路过自己辖区的同僚。在酒席上，晏殊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浣溪沙》，让助兴的歌女演唱，其中有两句：“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宇文所安说，这两句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宋代士大夫官僚的心声：在尽忠职守，勤于政事的同时，生活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包括一种放达自由，纵情于诗酒的快乐。
好了，在刚刚结束的上一部分，我们为大家讲述了宋词的起源、发展与特点，如何从文人士大夫酒宴社交时的消遣，变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形式。接下来，我们再顺着作者宇文所安的叙述，来了解一下几位宋代著名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对宋词有个更加深入而具体的了解。
首先出场的，是柳永。宇文所安说，这位活跃在11世纪上半叶的词作家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一方面，他那些咏叹爱情和文人风流韵事的词作，在文学史上闪闪发光，关于他个人的传闻逸事，也是车载斗量。但是，在正史中，我们却很难找到关于柳永的事迹记载，他生平中唯一可靠的时间节点，是1034年，当时大约50岁的柳永，终于考中了进士，有了功名。
柳永在民间叙事和文学史上的形象，是流连于风月场所的多情浪子，这个人设强到什么地步？作者说，甚至宋代有许多描写风月场所情感，由无名作者创作的词，最后都被说成是柳永的作品，假托到他的名下。
在关于柳永的各种传闻掌故里，最著名的大约就是“奉旨填词”了。据说，25岁的柳永已经是海内知名的才子，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居然落第，自觉怀才不遇的他，赌气写了一首《鹤冲天》，其中一句就是大家熟悉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这首词被刚登基不久的宋仁宗看到了，仁宗正打算励精图治，延揽天下人才，看到这种论调，当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下了批示，柳永既然看不上科举功名，那就让他得偿所愿，专心在风月场所填词吧！于是柳永索性彻底放浪形骸，夜夜笙歌，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作者宇文所安说，柳永长期混迹于汴梁的风月场所，所以对其中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游戏了如指掌，会毫不犹豫地为博取女性的欢心而创作。他的作品，往往囊括了风月场景下，才子佳人故事的一切幻想与要素。比如，他写过一首《长寿乐》，后来成为宋代风月场所中的热门流行曲，最后几句是：“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著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翻译成白话就是，有一位在风月场所遇到了佳人，对其一见倾心的年轻士子，他出于爱情，发出了豪言壮志：未来一定会科举高中，得到官职，届时就回来替心上人赎身，风风光光地娶她为妻。
当然，柳永的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传统文学创作里，女性很难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选择，而柳永却突破了这一点。他有一首著名的词《锦堂春》，开头几句是：“坠髻慵梳，愁蛾懒画，心绪是事阑珊。”你看，寥寥几笔之间，柳永就将自己代入女性自身的视角，把一位女子因情郎远离，导致灰心慵懒，疏于修饰打扮的状态，描绘得活灵活现。
有一些资料证明，柳永在50岁考取功名后，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于是，他离开了汴梁，开始跋涉于赴任与离任的旅途中。在这种游历中，柳永创作的，更多的是体量大的慢词。这是因为，旅行，带来一个更为开阔复杂，同时陌生的世界。所以柳永的晚期作品，不仅用恢弘写意的手法描绘了沿途的自然景致，也与作者思念汴梁和往日生活的愁绪巧妙结合在一起。《全宋词》里，收录了一首柳永晚年的《夜半乐》，整首词描绘的景象，如同大写意的开阔山水画：暮色中，一大片浓密的冻云挥之不去，烘托出忧郁而寂静的气氛。在江流中，一叶小舟顺流而下，渐渐驶入了有人烟存在的码头；夜空中酒铺的酒旗飘荡，村民和旅人在走动，美丽而质朴的江南浣纱女子，因为羞涩，微笑着躲避远方的来客。
作为知名词人，柳永在自己的文学生涯晚期，完成了自己的蜕变，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曾经在汴梁风月场所填词的浪子，而是成为慢词这种全新体裁的创作先行者。宇文所安在书里说，从苏轼，到整个11世纪中期崭露头角的宋代精英词人，或多或少都继承了柳永开辟的传统，书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浪子之歌，或者旅行之歌。
在柳永之后，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苏轼。苏轼，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在文学创作上，却是一个勇于突破旧俗的革新派。
对苏轼的词作有些了解的人可能知道，他既是著名的宋词文学大家，还和辛弃疾一起开创了所谓的宋词“豪放派”。不仅如此，苏轼身边还聚集起了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文人士大夫，他们尊苏轼为领袖，以文学为交流媒介，互相提携，其中以黄庭坚为首的“苏门四学士”最为知名。
苏轼的词，立意高远，以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为出发比照，黄庭坚盛赞这位文学上的导师，说他的诗词中，仿佛带有海上铺天盖地的大风与波涛一般的气势。很多文学史研究家认为，正是因为苏轼，宋词的地位，才被提高到与诗、散文相提并论的地步。
在苏轼的诸多名作中，我们可能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根据作者宇文所安的考据，它的灵感，来源于柳永创作的一篇同主题作品《双声子》。虽然柳永的作品里，也有“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这样精彩的句子，但柳永在驾驭这类主题时，胸怀和格局不足，使得后人一提到赤壁时，始终第一想到的是苏轼的这首《念奴娇》。
这首词，是苏轼政坛失意，被贬官到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时所写。当时的苏轼，甚至被剥夺了俸禄，被迫务农以维持生计。然而今天的我们，从这首词中，丝毫看不到消极失望或者惆怅的情绪。
苏轼被贬官的导火线，是一起政治上的迫害案，叫“乌台诗案”。我们在之前解读历史学家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时介绍过。北宋元丰二年，也就是1079年，属于王安石改革派的官僚李定等人，借口苏轼在湖州当地方官的时候，写的诗文中有诽谤神宗皇帝、讥讽新政的内容，把他逮捕，下了御史台所属的监狱。这些所谓有大逆不道内容的诗歌作品，就包括一首《祭常山回小猎》。这首诗和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首《江城子》，主题和内容都差不多，都描写的是苏轼在密州当地方官时郊野狩猎的豪情，不过，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苏轼自比前凉名将谢艾，或者其他历史上知兵善战的文臣，认为自己如果被皇帝所重用，就能替北宋镇守好边疆，威慑与北宋接壤的西夏。当然，这种情绪被苏轼的政敌抓到手里，就变成讽刺神宗皇帝知人不明，在对外军事政策上过分软弱的铁证。
作者宇文所安说，自从苏轼遭遇了乌台诗案冤狱，被贬官黄州之后，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诗的数量明显变少了，而词的产量却在增加。这也从侧面证明，宋词，正因为被看作文人官僚抒发个人情绪的出口，因而比较安全，不会招来太多的非议。此后，苏轼逐渐放弃了早年间那些壮志豪情，而开始表达出一种略带伤感的闲散与放达。比如《临江仙》里，苏轼就描绘了自己深夜买醉归来，略显尴尬的一幕：由于夜色已深，家中的童仆也已经熟睡，没有听到自己的敲门声。然而苏轼并没有恼羞成怒，试图发出更大的响动惊醒童仆或者家人，而是默默地来到了江边，倚靠着自己的手杖，倾听江水浪涛的声音。此刻，与天地自然的融合，是诗人唯一能够指望的抚慰。
好了，这本《只是一首歌》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在本书中，作者宇文所安用娓娓道来的笔法，旁征博引，为我们描绘了宋词，这座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与唐诗并立的创造高峰与宝库，在11到12世纪，是如何诞生与发展的。
作者总结说，宋词的诞生，是宋代经济繁荣和城市娱乐生活逐渐发达，以及士大夫官僚集团发展与壮大的结果。通过文人官僚的聚会与文学交流，词，从宴会和风月场所里表演的带词歌曲，逐渐转变为脱离配乐，独立存在的文学创作体裁。
到了宋代中后期，随着北宋朝廷政治斗争的激化和儒学道德桎梏的加重，文人士大夫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摆脱的出口，建立一片属于自己，自由宁静的精神小天地。而宋词，就恰逢其时，承担了这个功能。同时，因为宋词大胆杂糅了民间俗语和文人士大夫的书面语言，更让它通过阶层下沉，实现了在民间的大规模传播。
然而，正因为对民间俚语的运用，以及宋词诞生之初的主题，多是作者伤怀咏叹的个人思绪，以及与风月场所女性的爱恨离愁，使得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风评，都远不如诗与散文，甚至被一些极端道德保守的文人官僚看作是伤风败俗的产物。
不过，自诞生开始，从柳永、苏轼，到秦观、周邦彦、李清照，一代代北宋文学家，对宋词的主题和格律进行了持续的改良与创新。尤其是苏轼与辛弃疾，为宋词注入了大气豪迈、心怀家国、俯瞰河山的格局与内容，最终把它提升到了与诗和散文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随着印刷术的进步与词作者群体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作品得以被积累出版，从而激发了更多的文人墨客，投身于词的创作。最终，宇文所安说，到了南宋，宋词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忽略时间而长存的文学类别，不仅仅只是一首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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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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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诞生，是宋代经济繁荣和城市娱乐生活逐渐发达，以及士大夫官僚集团发展与壮大的结果。通过文人官僚的聚会与文学交流，词，从宴会和风月场所里表演的带词歌曲，逐渐转变为脱离配乐，独立存在的文学创作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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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宋词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忽略时间而长存的文学类别，不仅仅只是一首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