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Pro版 東西堂主解读
《历史研究》Pro版 | 東西堂主解读
关于作者
阿诺德·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对历史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和洞察，美国《新闻周刊》称其是“与爱因斯坦、罗素并驾齐驱的通识型大师”。其一生著作颇多，以综合观点对人类历史进行了新的展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本书
本书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现代学者伟大的成就”。书中讲述了世界的发展，揭开了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进行探索。作者站在全球发展的视角，从全人类的高度对不同时代的共性问题进行跨时空、跨地域的对比研究，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恢宏的角度去审视文明的碰撞与渗透交融。
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对已知的文明，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归纳，详细介绍了文明中心论的形成，追溯文明发展的动力来源，探讨主动权的缺失与群体发展间的联系。
第二部分：从历史学角度出发，详细论述历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误解和共识，剖析技术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因果联系，解读文明停滞的原因，总结全球历史演变过程中存在的周期规律。
第三部分：结合丰富的历史案例，详细介绍了文明对峙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了文明复兴的呈现规律，从历史意义上对未来主义进行深度解读，揭示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联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历史研究》，这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套经典之作。全书的中文版总计90万字，我将分三部分给你解读书中精华：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发展当中，都有哪些贯穿始终的规律？
先说这本书的书名，如果单纯从“历史研究”这四个字来看，这是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表达，但如果再往深看，那可是相当不简单的。因为它和绝大多数的历史类书籍都不一样，既不是所谓的“编年体”，按照时间为线索，一个王朝、一个王朝的写；也不是“国别史”，按照地域为线索，逐个王国或者逐个帝国的写。而是以文明为单位，进行跨时空的研究。
什么叫以文明为单位呢？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秦汉、隋唐、魏晋这些，只是某一个朝代或者某一个时代，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一个大的视野下，那就是华夏文明。这个文明和其他文明有着非常不同的特质，就比如说儒家文化、官僚体系和科举制度等等，它们几乎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再比如说，中东地区感觉很乱吧？但如果你把它进行归类，大致就可以划分为“伊斯兰文明”和之前的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文明。它再往前推就是更早的“两河文明”，也就是围绕着今天伊拉克、叙利亚地区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建立的一系列定居的农耕文明。它们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又可以归结在一个大类，这就是“以文明为单位”。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这些不同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比如说，中国2000年前的“汉武帝改革”和几百年前欧洲的“文艺复兴”，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点？其实，它们同属于一个叫做“文明复兴”的大范畴里；再比如中国人常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实际上在西方的历史观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叫做：分散，统一；然后再分散，再统一，并且直到如今，整个欧洲文明的演变，都在印证这样的规律。
就这样，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人类文明史，被这本《历史研究》里讲的一个个规律串了起来。可以说，这是一部跨越时空考察人类社会演变脉络的鸿篇巨著。它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把人类发展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在书里，作者就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种文明，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归纳。对包括中国在内不同文明的史料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这种洞察的深度和广度，都是非常惊人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历史学大师：汤因比。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中国人的名字？实际上，他是一位英国人。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三十几岁就英年早逝的伯父：阿诺德﹒汤因比，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汤因比的母亲在内，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可以说，汤因比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的“世家”里。这种从小到大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对历史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和洞察。曾有人评价说，他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甚至连美国新闻周刊也说：他是可以和爱因斯坦、罗素并驾齐驱的通识型大师。
那么，汤因比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能够超越文明的局限，跳出所在的环境来审视人类的发展。汤因比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整个西方社会正处在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状态下。一方面，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他们有着“深入到骨子里”的优越感。那就是：我们西方文明是最牛的，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短短几十年内，就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这让人们又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汤因比的这部《历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写成的。对于当时存在的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他既不是像很多人那样随波逐流，也不是像另外一些人那样进行彻底的批判。而是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把它看作一种“世界性的误解”。除此以外，他并不局限于20世纪的一时一代，而是像摄影的“长焦镜头”一样，把视野拉伸到更远的古代，从全人类的高度对不同时代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这种跨时空、跨地域的对比研究，确实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大师的功力。
由于这部著作的体量很大，我将分部分给你解读。在第一部分，我将从这部《历史研究》成书时候流行的“文明中心论”入手，给你讲一讲文明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第二部分，我将从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多样性和社会更替的节律性，给你讲一讲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些误解和共识；第三部分，我将以时间和空间为线索，来跟你谈一谈军事边界对文明的影响以及“文明复兴”和“未来主义”这两个社会发展中常见的现象。
今天是第一部分。这部分音频，我就从文明中心论、文明的静态动态之间的转换和“替代能力”的发展，来谈一谈历史发展的一些普遍性规律。下面我们就一个个说。
先给你讲讲文明中心论，是世界范围内的误解。在汤因比写作这部《历史研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西方中心论发展的高峰时期。整个世界刚刚结束了一轮又一轮的殖民活动。从非洲、亚洲到拉丁美洲，全球范围内能够被抢占的殖民地，基本上都被西方列强瓜分完了。包括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古国，也被敲开了大门。这个时候距离“两次鸦片战争”不过几十年。
对于正处在巅峰期的“西方社会”，这种“骄傲自大”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所谓的文明中心论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甚至它也不是仅仅到了20世纪才出现的。比如说早在2000多年前，犹太人在他们的《希伯来圣经》里，就曾经说过：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并且是唯一选民。什么叫选民呢？就是：被上帝选出来的民族。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我们犹太民族是最优秀的，是被神保佑和眷顾的。
同样，这种心态其实在古代中国也是很常见的。最典型的就比如“中国”这两个字。这个称呼并不是近现代才有的，它早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并且，随着一代代王朝的更替，慢慢定型下来。为什么叫中国呢？因为那时候的人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国土是在天下的中间，所以叫中国。这里边已经蕴含了一种“文明中心”的思想在里面。举个例子，1793年英国曾经派出使团，用了九个月的时间来到中国洽谈通商事宜。这次来访也带来了一些礼物。当时执政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他看了礼物之后，让使臣转交给当时英国的国王乔治三世一封信。信里的大概意思是说：我们是天朝，富有四海，什么东西都有。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并不新鲜，所谓“通商”就没必要了。
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再来看看当年英国送来的“礼物”都有什么呢？它们有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热气球、豪华的四轮马车、座钟、怀表等等，还包括了8门当时最先进的野战炮和世界最大战舰“君主号”的模型。甚至还有一套纯银制作的“太阳系运动仪”。只可惜当时包括乾隆皇帝在内的很多人，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至于“太阳系”当然也没有听说过。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文明中心论的表现。
那么这种文明中心论是怎么形成的呢？首要一点就是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往往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关系。往往这个地方的、这个群体的文化发展越完善，越能够“自成体系”，它所体现出来的“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就越强烈。因为这时候，它已经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墙”，把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挡在了外边。这方面，就比如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他被称作“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经用毕生的时间，写了一部鸿篇巨著叫做《历史》。按照希罗多德的本意，他想写的是当时整个人类“已知世界”的文明史，但最终由于希腊文化太强大，加上当时的科技和交通都不发达，他能够了解的也只限于希腊和周边地区。最终，这部《历史》的主体内容，还是希腊和当时波斯帝国的战争史。
再比如，中世纪以来，有很多书都是以《世界地理》命名的，但如果翻开这些书，里边写的却几乎全部都是地中海地区的事。因为至少在中世纪前期，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确实在地中海。所以，用“地中海”来代表当时欧洲人观念里的“世界”，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第一个观点：文明中心论，是世界范围内的误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中心论发展的高峰，这和当时西方的殖民有着很大关系。所谓文明中心论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也并不是近现代才有的。在古代的犹太社会、中国社会也存在。文明中心论和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关。一个文明发展的越完善，越容易形成“自我为中心”的思想。
下面我们来看看：文明的发展，是静态和动态交替循环的过程。文明发展的“动力”是困扰历史学家很久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呢？它是指推动整个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简单说就是：一个文明为什么会取代另外一个文明？在历史的研究领域，曾经有过很多说法。比如说技术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它却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一段时间里东西方同样都有火药、炼铁、造船这些技术，但却沿着不同的走向，发展出不同的文明形态。
还有人说，制度是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这个观点也是存在一定疑问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制度，即便是原始社会。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产生文字，这些制度没法被记录下来而已。你可能会说：制度也有好坏呀。是不是好的制度推动社会进步，坏的制度阻碍社会进步呢？可问题是，怎么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呢？
比如说，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3700多年以前，在中东地区有个叫做“古巴比伦”的王国。它就曾经颁布过一部法典，叫做“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是刻在石碑上的，它里边就有那句著名的话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的眼睛弄瞎了，作为惩罚，也要把他的眼睛弄瞎；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牙齿打掉了，也要把他的牙齿打掉。表面上看，这个制度好像有点野蛮，算不上什么好制度。假如要是一个人伤害另外一个人是出于意外呢，为什么也要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制度却非常适应在3700多年前那种“原始暴力”横行的年代。对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也证明：古巴比伦王国在这部法典颁布以后，又存在了将近1000年。
所以，文明发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汤因比认为：它应该是制度、文化、经济、技术的综合作用。这种综合作用，又受着“静态和动态交替循环”这个规律的支配。什么是静态呢？它是指一个文明形态，从产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慢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既包括制度层面，也包括文化经济层面，还包括军事层面。它们的作用就是，保证生产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
那么，什么是静态和动态的交替循环呢？就是说，当一个文明稳定下来，尽管它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也可能创造出很多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但由于它太固定，也就失去了活力，会被其他动态文明取代。而这个动态文明一旦安定下来，也会变成另一个静态文明，最终还是会被新的动态文明所取代。就这样往复交替，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静态文明最好的例子，就是早期的城市定居文明。人们在一个地方安定居住下来，发展生产。这当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天然倾向。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也会给人本身造成一种空间上的束缚。相比起来，同时期的游牧文明，就没有这种束缚，它就是一种动态文明。首先它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固定生活，形式上就是动态的。再有，它也没有形成像定居文明那样的官僚体系和社会文化。所以在精神方面，也是时刻保持着“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文明的发展，是一种动力。比如早期的罗马人，曾经是非常尚武的。他们靠着强大的罗马军团，打下了环绕地中海的庞大帝国，这就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但在帝国建立以后，为了发展，他们建立了罗马法的体系和奴隶制的庄园经济，并在一座座城市里定居了下来，这时候动态就变成静态了。
到了公元二世纪左右，还处在“半游牧”状态的北方日耳曼人来了。他们完全不受罗马这套体系的约束，经常骚扰帝国边境，形成了一股新的动态力量。这种动态力量和罗马慢慢僵化的静态文明长期对峙。罗马人虽然也有军队，但作为定居以后的农耕文明，它们总要分出一部分人去维持生产、一部分人去经商，还有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负责祭祀等等。
日耳曼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处在长期游牧、狩猎的状态，从老人到小孩几乎是全民皆兵。最终，经过了这些游牧民族几百年“积少成多”的打击，罗马帝国崩溃了。而那些日耳曼人在取代罗马人以后，也搬进了城市，开始了定居生活，慢慢的也从动态变成了静态。最后，还是被新的动态文明所取代。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观点：文明的发展，是静态与动态交替循环的过程。文明发展的动力，是推动整个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历史研究领域，曾经有过很多说法，比如技术、制度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汤因比认为：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是综合性的，并且遵循“从静态到动态”的规律。其中，静态就比如定居的城市文明，动态就比如游牧社会。最终，当游牧民族定居以后，还会被新的动态文明所取代。
最后我们来看看：“主动权缺失”，会带来“替代能力”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拿生物体来打比方，一个生物失去了某种器官或者机能，它相对于同类生物来讲就是“残疾”。如果它要继续活下去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让自己的另外一种机能“更发达”，以此来弥补缺陷。比如说，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的触觉和听觉就比正常人发达很多；而聋哑人用肢体表达的能力，又比一般人更敏捷。
对个体的生物是这样，对某个群体来讲，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某个群体丧失了主动权之后，会发展出其他方面的能力优势，来弥补主动权的缺失。刚才说了，罗马人在早期非常尚武，他们通过武力征服了一个个殖民地。那些被征服的地区，在没法用武力对抗罗马人的时候，就通过其他方式来“影响”他们。比如说，罗马人几乎全盘接受了希腊人的宗教。人们常说的“爱神丘比特、美神维纳斯”这些，实际上都是希腊的神在罗马的叫法。丘比特，原来在希腊神话的名字里叫做“厄洛斯”；维纳斯，在希腊神话里叫做“阿弗罗狄特”。除此以外，罗马人征服了中东地区，但这里的占星术和基督教，却深刻的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宗教信仰。
在这个例子里，被征服民族，在国土陷落以后丧失了“主动权”，但它就像一个生物，失去了某种机能，并不必然导致死亡，而是带来了其他能力的发展。同样，当上面这些地区被罗马征服以后，他们的文化变得更强大。强大到足以影响罗马人，这就是所谓的替代能力。也就是一种文明在受到打击或者压抑丧失主动权，而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的能力。替代能力有的时候是主动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是被动发展起来的。它就像生物在遭到伤害时候的一种自发的“适应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就是，维持着这种文明的整体平衡和延续。
“主动权丧失，替代能力得到发展”体现在社会层面，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犹太社会。犹太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他们也是目前为止被认为“最聪明”的民族之一。比如说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这些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是犹太人。除了这些名人，犹太人在历史上作为一个群体，也是以“精明，善于经商”著称的。这其中很大的一个根源，就在于他们长期处于主动权丧失的状态。
我们看，公元前15世纪，犹太人沦为埃及的奴隶，在他们的领袖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出埃及记》的故事；公元前7世纪，他们又被当时的“新巴比伦王国”征服，整个民族被掠走，成为囚徒，这个事件被称作“巴比伦之囚”；好不容易到了“新巴比伦王国”灭亡，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但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又下令拆毁他们的圣殿，把他们彻底逐出家园。这就造成了犹太人2000年的流亡。
在这个流亡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欢迎他们。并且，禁止他们拥有土地。所以他们只能从事经商、贸易这些行业。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他们的商业能力就变得异常强大，几乎垄断了早期欧洲的所有主要金融市场。以至于在当时欧洲的中世纪，又有几次大规模的“驱逐犹太人”运动。但这种驱逐并非是因为犹太人做错了什么，而往往是因为当时，包括国王在内的很多欧洲贵族都向犹太人借高利贷，但又还不起钱，或者干脆不想还。所以就用暴力把他们驱逐。越是这样，犹太人的商业能力和文化凝聚力反而就越强。
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在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就会发现：他们这里的人几乎是什么长相都有。有像俄罗斯人一样的白色皮肤，他们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还有像西亚北非人一样的棕色皮肤，他们来自中东周边地区；还有很多亚裔长相的人，他们也都是在流亡期间散落到世界各地的。但最终当以色列建国以后，他们都凭借着2000年流亡期间发展起来的强大文化传统和“精神凝聚力”，奔赴这个新建立的国家。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观点：“主动权缺失”，会带来“替代能力”的发展。生物在丧失某种机能的时候，会发展出其他的能力。同样，对于一个群体，如果主动权丧失，也会让其他能力强大起来，这被称作替代能力。之前的各个殖民地国土失陷，主动权丧失，但却在文化、宗教方面影响了罗马；犹太人经过长期被驱逐和流亡，贸易能力和精神凝聚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本书就讲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这部分音频的内容：第一，文明中心论，是世界范围内的误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中心论发展的高峰，这和当时西方的殖民有着很大关系。所谓文明中心论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也并不是近现代才有的。在古代的犹太社会、中国社会也存在。文明中心论和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关。一个文明发展得越完善，越容易形成自我为中心的思想。
第二，文明的发展，是静态与动态交替循环的过程。文明发展的动力，是推动整个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历史研究领域，曾经有过很多说法。比如技术、制度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汤因比认为：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是综合性的，并且遵循“从静态到动态”的规律。其中，静态就比如定居的城市文明，动态就比如游牧社会。最终，当游牧民族定居以后，还会被新的“动态”文明所取代。
第三，主动权缺失，会带来替代能力的发展。生物在丧失某种机能的时候，会发展出其他的能力。同样，对于一个群体，如果主动权丧失，也会让其他能力强大起来。这被称作替代能力。罗马在征服殖民地以后，之前的各个殖民地国土失陷，主动权丧失，但却在文化、宗教方面影响了罗马；犹太人经过长期的驱逐和流亡，贸易能力和精神凝聚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上半部分的内容，下面，我会从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多样性和社会更替的节律性，继续给你讲讲人类历史上还有哪些常见的误解和共识。
你好，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二部分的解读。上半部分我们讲到：文明中心论，是世界范围内的误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中心论发展的高峰，这和当时西方的殖民有着很大关系。所谓文明中心论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也并不是近现代才有的。在古代的犹太社会、中国社会也存在；历史研究领域，曾经有过很多关于“文明发展动力”的说法。比如技术、制度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汤因比认为：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是综合性的，并且遵循“从静态到动态”的规律；像生物体一样，一个文明在主动权缺失的状态下，会带来替代能力的发展。就比如罗马在征服殖民地以后，之前的各个殖民地国土失陷，却在文化、宗教方面影响了罗马；犹太人经过长期的驱逐和流亡，贸易能力和精神凝聚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接着上部分，今天我们继续讲讲：历史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它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生物和社会都要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决定文明能否建立起来的是某一代人，但决定它能不能持续发展的是几代人。对年轻群体“多样性”的压抑会导致文明发展停滞；和中国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类似，西方也有同样的历史观。作者把这种历史观概括为：溃败-重整-再溃败-再重整；或者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欧洲两千多年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个规律。
这部分音频，我就从历史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文明停滞的原因和周期规律三个方面，给你讲讲历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误解和共识。下面我们就一个个说。
下面我们来看看：技术进步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在一般人眼里，“技术进步带来社会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在历史学家眼里，却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至少在汤因比看来，技术进步不是文明发展的“原因”，而恰恰是文明发展的“结果”。怎么讲呢？先说什么叫技术进步，它首先是个“群体性的、应用层面”上的事。也就是说，并不是某个发明家坐在家里搞出一个技术创新，就叫技术进步了。历史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还要包括它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应用。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接受“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还有人用瓦特“看到水壶的壶盖被顶起来”，来描述他怎么产生发明蒸汽机这个“灵感”的。但实际上，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下，瓦特和爱迪生恰恰不是这些技术的原创者，而是“改良者”。
就拿蒸汽机来说，早在瓦特之前将近一百年，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就通过对高压锅的观察制造出第一台蒸汽机的模型。1698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斯·塞维利，又根据巴本的模型，制造出一台给矿井抽水的蒸汽机。而1807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也已经成功的制造出一艘用蒸汽动力驱动的轮船，并在哈得逊河上做了历史性的航行。这时候，瓦特还没有出生。
但为什么瓦特会被后世认为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呢？这说起来既是个误会，也不是误会。如果按照历史研究的标准，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瓦特所做的，是把这项技术改良到工业生产领域能够使用的程度。也就是说在瓦特之后，人们才开始用蒸汽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只有这个时候，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
表面上看，这是瓦特本人的聪明才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甚至带来了工业革命。但问题是：他怎么那么巧就知道，一定要“改良”成工业化的生产标准呢？所以，看待这个问题更为妥当的角度是：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恰恰在“呼唤”这种“改良”的出现。或者说，是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技术进步。
因为17、18世纪，英国刚刚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议会和王权”的斗争，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地位，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疆土扩大并且政局趋于稳定。在这个基础上，城市进一步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对日用品的需求出现了明显的缺口。国内的采矿业特别是采煤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单靠人力、畜力已经难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开采，而现场又有丰富廉价的煤作为燃料。所有这些现实，促使人们想到对“火力”资源的开发。而蒸汽机，就是当时最好的利用“火力资源”的工具。换句话说：英国的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个份儿上了，即便没有瓦特，也会有另外一个人出现，把蒸汽机改良成工业化生产的标准。
同样，对于电灯的出现也是一样的道理。在爱迪生以前，英国人汉弗莱·戴维、德国钟表匠亨利·戈贝尔等人，都曾经制作出成型的电灯。爱迪生只是买了之前这些人的发明专利，对灯丝进行了改良，延长了电灯点亮的时间。在这之前，工业革命早已经在欧洲和美国“遍地开花”。不仅电能已经有条件作为一种“普及型能源”，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迫切需要一种能够长时间照明的设备。所以“爱迪生版”的电灯应运而生。
更重要的是，爱迪生本人并不完全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仅仅坐在实验室里的“发明家”，他还是一个非常富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正是靠着他，才把工业革命后期成千上万个发明之一的“电灯”推广普及开。但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换句话说：这种技术进步，同样是文明发展的结果。
按照这种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汤因比还说：技术落后并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而是文明衰落的先兆，或者说技术落后同样也是文明发展的一种结果。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它说的是：对于一件事儿可以有很多种解决方案，都能达到最终的目的。但实际上在更早以前，这句话可不仅是一句比喻，而是实实在在的“条条大道”。
在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曾经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体系。它们都通向帝国的“心脏”罗马城。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路网体系，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这里边可有着非常高的“技术含量”。比如说，它使用了大量的石灰石和硬石，所有石块都被整齐地切割成多边形，用混凝土连接。用于军事用途的大道可以达到4至6 米宽。在道路和城门的接口处，为了防止交通堵塞，道路甚至有 15 米宽。
这项技术的产生，在于罗马帝国不断扩张的疆域。鼎盛的时候，罗马大道向北可以通向今天的德国法国，南部可以直达西班牙的海岸，东部一直连接到现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交界。可就是这样发达的路网体系，在罗马帝国衰落以后也基本上被废弃了。从最简单的理解，当然不是罗马官道的废弃，引发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而恰恰是罗马社会的解体，最终四分五裂，让那些新建立的小国之间设立了关卡。之前贯通四方的罗马大道，也自然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是文明的衰落导致技术的停滞。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观点：技术进步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历史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是“群体性、应用层面”上的。它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作者用蒸汽机和电灯的例子说明，这些技术的雏形早期已经有了，但社会发展的需要让它们得到改良，符合了工业化的生产标准和人们的生活需要。“罗马大道”的例子也说明了，某种技术的衰退，同样也是文明衰落的结果。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年轻群体”多样性的压抑，会导致文明的停滞。任何一个生物都要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也就是老的机体组织不断衰亡，新的细胞持续分裂，再形成新的机体组织。这样才能带来整个生物体的发展。同样，对于某种文明形态也是这样。决定这个文明能否建立起来的，可能是某一代人，但决定它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往往是下一代或者下几代人。所以，一个文明对待年轻群体的态度，非常重要。
年轻群体是社会当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社会体系中创造性最强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源就在于它的“多样性”。你常常能见到身边一些年长的人，他们随着经历的丰富，往往积累了很多经验。但相比于年轻人，他们的思维也相对固化。而年轻人，由于还没有受到太多思想的束缚，往往会产生更多新奇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会五花八门，它们的本质特征就是多样性。
之所以说对年轻群体“多样性”的压抑，会导致文明的停滞，就是因为：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是某一代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它必须由几代人前后承接，不断地“新陈代谢”才能向前发展。扼杀了年轻人的多样性，就相当于扼杀了这种发展的动力。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要算古希腊时代“斯巴达文明”的停滞。
“斯巴达”这个名字你可能并不陌生，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都曾经出现过。它是古希腊时代的一个城邦。所谓的“古希腊”，它其实并不是现在的“希腊共和国”这个概念，而是由一个一个的小城邦组成的“城邦集群”。这里的“城邦”就相当于某一个城市加上周围的一些土地。每一个城邦都有相对完整的行政、司法、经济、外交体系。在“古希腊”时代城邦很多，其中斯巴达就是当时众多城邦之一，它以“尚武”著称。
斯巴达这种尚武可并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它是有非常具体的措施的。尤其它注重“从娃娃抓起”。每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只要被认为是“体质虚弱”，等不到长大，就会被抛到荒郊野外被狼吃掉。其余的孩子，从七岁开始就要被强迫灌输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这种军事教育中，体能和格斗训练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包括女孩也不例外，她们也要和男孩一起接受体能训练，甚至要在男性观众面前进行裸体竞争。
绝大多数斯巴达人要长期在军营里生活，甚至最长的要服役53年。即便是结婚了以后，他们也要在军营里吃住，不允许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就这样，靠着这种“超常规”的军事化管理，斯巴达把自己培养成了强大的“战争机器”。在对其他城邦的征服中，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军事优势。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军事优势的“代价”却是非常大的。因为斯巴达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军事化培养，恰恰扼杀了年轻群体的“多样化”。那些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只知道格斗、竞技，不再有创造力。这也导致了整个斯巴达文明的停滞，最终走向灭亡。今天人们提起“古希腊文明”，总会和那些灿烂辉煌的艺术、哲学联系起来。斯巴达虽然也属于古希腊体系，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异类”。如果你有机会走进雅典的博物馆，可以看到很多古希腊时代的艺术珍品，但斯巴达的博物馆里却没留下什么。
和“斯巴达文明”的停滞非常像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得到“每天听本书”栏目曾经讲过一套三期的《拜占庭帝国》。在这套书里，曾经提到过“奥斯曼”。他们本来是中国北方游牧的突厥民族。后来沿着中亚草原，一直迁徙到了今天土耳其所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最终，奥斯曼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毁灭了西方文明的“桥头堡”拜占庭帝国。
在这之后，他们建立起了地跨亚非欧的“奥斯曼帝国”。可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势不可当”的奥斯曼帝国，在后来却沦为了所谓的“西亚病夫”。不仅社会的发展停滞，而且从19世纪开始，连帝国本身也被肢解，丢失了80%的领土。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它内部的体制僵化，扼杀了多样性的发展。
奥斯曼帝国和之前的斯巴达文明很像，也是军事立国。不过，它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体制，也就是从被征服地区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中强行征召未成年人，然后分到奥斯曼军事封建主的家庭里生活。他们必须要学习突厥语和风俗习惯，还要皈依伊斯兰教。要知道，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奥斯曼和之前这些信仰基督教的人群本来是对立的。它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从年轻人开始，进行思想上的“同化”。
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年轻人，稍稍长大一点就被送到专门的学校，接受军事训练和宗教灌输，培植对奥斯曼苏丹的效忠精神。不过这种“效忠精神”是建立起来了，但在“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却也扼杀了整整几代年轻人的多样性。到了最后，奥斯曼的体制越走越僵化，完全失去了创造力，出现了发展停滞。而同时期的西欧却慢慢崛起，最终通过一次次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把奥斯曼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观点：对“年轻群体”多样性的压抑，会导致文明的停滞。生物和社会都要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决定文明能否建立起来的是某一代人，但决定它能不能持续发展的是几代人。对待年轻群体的态度非常重要。斯巴达和奥斯曼都是以“军事立国”，但都是过分强调对年轻群体的军事化训练和思想灌输，最终导致多样性被扼杀，失去了创造性，文明出现停滞，最终走向毁灭。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历史的演变，具有“节律性”。什么叫做节律性呢？如果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节奏和律动。这样说可能有些抽象，如果我们把它换到中文的语境里，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句“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能让你有些意外的是：这句话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在西方的历史观也存在这样的看法。再或者说：这是全球范围内共有的规律。在这里，汤因比把它总结成了一个公式，那就是：溃败-重整-再溃败-再重整，或者说，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虽然和中国的表达方式不大一样，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西方版”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如果把时间的视野放宽，纵观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史，确实是遵循这样的规律。我们从常说的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说起。刚才讲了，所谓古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是由几十上百个大大小小城邦组成的“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可“希腊人”这个概念，但各个城邦之间彼此是独立的。都有自己各自的一套行政体系、司法体系和军队建制。
这种相互独立，在生产力都不发达的时候，基本上是相安无事的。因为每一个城邦管辖的范围都很小，很难有交集。基本上就是“各占山头”的状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每一个城邦的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大。渐渐的，城邦之间开始出现了交集和摩擦，战争开始了。最终在公元前1世纪，来自北部的城邦马其顿，从北向南统一了整个希腊，并通过武力征服，一直把希腊文明传到了印度河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由于带领这次统一和征服的领袖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所以这个帝国也被称作“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是古希腊文明最后的辉煌，在这之后希腊被罗马取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延续了“统一的惯性”，但这种惯性就像一支射出去的箭，它最终总要落地。在罗马帝国兴盛了几百年后，他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毁灭。之后，欧洲陷入了一片分裂。
直到400年后，曾经的游牧民族中的一支“法兰克人”再度崛起。部分恢复了昔日罗马帝国的“统一状态”，建立了“法兰克王国”。这个王国几乎囊括了现在西欧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这些国家，也包含了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大部分疆域，但在王国的创建者查理大帝死了之后，它再次分裂。
这次分裂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一直延续到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其中的法国和西班牙才慢慢统一。而同时期的德国和意大利，却仍然处在分裂状态。仅仅现在的德国地区，在当时就存在着大大小小的300多个小王国。它们直到近代才又形成统一的国家。不过，欧洲再次统一的进程仍然没有完成，甚至在不断的竞争和角逐当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欧洲的“统一问题”才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他们先是通过煤炭、钢铁等等生产资料的联合，建立了所谓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在这之后，又有“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的基础上，1993年欧洲组建了现在的“欧盟”。纵观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确实是像汤因比描述的那样：从分散，走向统一，然后再分散，再统一。至于，现在的西方文明未来还会不会再次走向解体？按照汤因比的理论应该是“会的”。只不过，由于现在的统一进程还没有完成。欧洲更深度的合作，仍然存在很多壁垒。所以，即便再次分散，也是几百年以后的事儿了。
那么说到这，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历史演变的节律性呢？作者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那就是“能量的守恒”。比如当一个文明处于分散状态的时候，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能量”，但当不同个体之间的能量不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互相争斗。直到在争斗中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统一的能量。不过，虽然形式上融为一体了，每个文明之前的“离心力”依然存在。这种统一的能量，又要和这些“离心力”相抗衡。最终，当统一体的能量消耗殆尽的时候，就又会出现“再分散”的局面。就这样，节律性又一次发挥作用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克服这种节律性呢？在汤因比看来，这是无解的。不过他也提出了另外一种变通方案，那就是建立相对和谐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不一定表现为统一的国家，它也可以是某些国际组织或者全球性的共识。这些共识并不能够阻止节律性的出现，它能够做的是把在分散、统一过程中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就比如联合国，或者禁止虐待战俘、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内瓦公约》等等。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观点：历史的演变，具有节律性。节律性是指文明发展的节奏和律动。和中国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类似的，西方也有类似的历史观。作者把这种历史观概括为：溃败-重整-再溃败-再重整；或者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分析，作者用“能量守恒”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节律性，并提出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来降低分散、统一过程中的破坏性。
这本书就讲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部分音频的内容：第一，技术进步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历史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是“群体性、应用层面”上的。它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作者用蒸汽机和电灯的例子说明，这些技术的雏形早期已经有了，但社会发展的需要让它们得到改良，符合了工业化的生产标准和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样，作者还用“罗马大道”的例子说明了，某种技术的衰退，同样也是文明衰落的结果。
第二，对“年轻群体”多样性的压抑，会导致文明的停滞。生物和社会都要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决定文明能否建立起来的是某一代人，但决定它能不能持续发展的是几代人。对待年轻群体的态度非常重要。斯巴达和奥斯曼都是以“军事立国”，但都是过分强调对年轻群体的军事化训练和思想灌输，最终导致多样性被扼杀，失去了创造性，文明出现停滞，最终走向毁灭。
第三，历史的演变，具有节律性。节律性是指文明发展的节奏和律动。和中国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类似的，西方也有类似的历史观。作者把这种历史观概括为：溃败-重整-再溃败-再重整，或者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分析，作者用“能量守恒”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节律性，并提出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来降低分散、统一过程中的破坏性。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全部内容。在最后一部分，我将以时间和空间为线索，来跟你谈一谈军事边界对文明的影响以及“文明复兴”和“未来主义”这两个社会发展中常见的现象。
你好，欢迎回来。上一部分我们讲到：历史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它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生物和社会都要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决定文明能否建立起来的是某一代人，但决定它能不能持续发展的是几代人。对待年轻群体“多样性”的压抑会导致文明发展停滞；和中国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类似，西方也有同样的历史观。作者把这种历史观概括为：溃败-重整-再溃败-再重整；或者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欧洲两千多年发展，也印证了这个规律。
接着上部分的内容，今天我们讲讲：在战争与和平之外，人类社会的“第三种状态”，也就是“文明的对峙”。和单纯的战争，或者单纯的和平相比，这是文明最为惯常的存在方式。长期对峙的两个文明之间，彼此有了互相学习的机会，会吸收有利因素为自己所用，最终会带来社会的改变；同时我们还会讲到，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两个现象，分别是“文明的复兴”和历史的“未来主义”。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比人们熟知的“文艺复兴”更大的概念，在中国古代也曾经出现过典型的文明复兴，比如：儒家文化在汉朝以后的复兴；至于未来主义，它虽然起源于艺术领域，但在历史意义上的未来主义起源更早，往往带有很强的激进色彩。
这部分音频，我就从军事边界、文明复兴和未来主义三个方面来给你讲一讲文明在时间、空间上的一些共同的规律。下面我们就一个个说。
先来看看：文明的对峙，会促进社会的转变。从古到今，人类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这也给了人们一种错觉，那就是：整个历史的发展，只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二分法”。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观察，在这个“二分法”之外还有一个“第三种状态”，那就是：文明的对峙。所谓文明的对峙是指不同文明的对立和竞争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以军事边界的长期树立为标志。纵观历史，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
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的民间故事“杨家将”，它取材于中国北宋年间宋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其中，所谓的“辽国”是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政权。在很多人印象里，北宋和辽国是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好像一直在打仗，但实际上在1005年，这两个政权曾经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北宋每年给辽国一定金钱和物品，然后两国停止战争。
这份协议的签署地在今天的河南濮阳县，古代称作“檀渊郡”。所以这个约定也叫做“檀渊之盟”。在檀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维持了一百多年的“非战争状态”。虽然偶尔也有小规模的骚扰，但大规模的正面冲突是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说算是战争，还是和平？其实都不是。它是一种相互的对峙状态。这种状态要远远长于他们之前的战争时间。并且，围绕着两个政权设立的军事边界，两种文明在民间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交流。比如今天，考古人员就发现，古代辽国的文化里就有大量汉文化的痕迹。同样在汉文化里，也有当年契丹带来的影响。可以说，这两个社会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转变。它们都从对方身上吸取了很多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融入到了自己的社会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因为“对峙”是文明存在的一种常态。它持续的时间，远比单纯的战争与和平更长。这就给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由于军事边界的树立，也让对峙的文明之间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大家围绕着“如何守住边界，如何突破边界，如何在边界存在的情况下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都发生了微妙的心态变化。这种心态变化会促使社会的转变。
在这部《历史研究》当中，汤因比也提出过一个“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精髓是说：一种文明，在遭遇到外部挑战的时候，会通过主动改变自身来适应挑战。这种挑战与应战，包括文明与环境、文明与文明等方面。其中，文明与环境的最好例子，就是欧洲人当年对澳洲的开发。在18世纪以前，澳洲大陆原本只有一些处在原始氏族状态下的原住民，他们聚居在狭小的村落里，以游牧、打猎为生。除此以外，更多的地方是荒原和丘陵。
在很长时间里，澳洲只是英国人零星流放囚犯的地方。但随着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航海技术的大发展，人类已经能够造出装载更多人、更大体量的运输船。大规模移民成为可能。于是，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大量欧洲移民开始涌向澳洲，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来到这里的欧洲人重新开垦土地、兴建城市，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本质上说，它既不同于澳洲的原住民文化，也和欧洲本土的文化有着很大区别。甚至澳大利亚虽然也属于“英联邦”，但它的英语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音。换句话说：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它最初的发展动力，就是来自于这种人和环境之间的挑战与应战。
除此以外，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这个理论体现在“文明和文明”之间，就是刚才说的“文明的对峙”。
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的话，分隔两个“对峙文明”的军事边界就好比一道水坝。它表面上会阻挡水的流向，但实际上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说“地下水系统”，水还是会继续流动的。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水坝两边的植被和生态。就比如说，在东西方古代都有长城。其中，中国的万里长城大家都知道。它是为了阻挡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但这些游牧民族，真的仅仅因为一道长城就被挡住了吗？当然没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今天汉民族的血统当中，就有很多当年北方游牧民族，比如契丹、柔然、鲜卑人的血统。
西方的罗马帝国时代同样有过长城，它是罗马与北方蛮族对峙的边界。最著名的一段就是英国的“哈德良长城”。哈德良是罗马帝国的一位皇帝。他当年曾经征服过英格兰，不过当征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战争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因为罗马国内开始发生经济危机，哈德良不得不停止征服的脚步。所以他在今天英国南、北的地理分界线附近，修建了一道墙来抵御北方蛮族的入侵，也就是著名的哈德良长城。
这个哈德良长城虽然有名，到今天也只剩下一些低矮的墙基，在外观和气势上完全没法和中国的万里长城相比。不过，它对英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你可能知道，英国是个狭长的岛国，它有点像一个锻炼用的哑铃。南边稍微大一点的是英格兰，北边稍微小点的是苏格兰。哈德良长城的位置，大约就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哑铃的手柄中间的这个位置。这正好是英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
不过，长城修建的本身，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它显然向蛮族表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罗马人打不动了。果然在哈德良以后，长城再次被突破。帝国的富庶吸引着大批移民的涌入。最终罗马还是被蛮族摧毁了。今天回头来看，罗马长城更重要的意义，是把文明对峙的“前线”推到了英伦三岛。比如说今天英国的很多建筑，就非常的“罗马化”。而英国无论是现在使用的法律还是信仰的宗教，都和之前的古代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文明对峙的边界不一定是有形的，它还可能是无形的。因为既然是“对峙”就不一定在某一个地方，而是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也就是以哥伦布为代表的，对美洲进行一系列探索之前，美洲大陆是很少见到“马”这种动物的，但当地理大发现以后，一批又一批的殖民者来到了美洲，也把马带到了美洲。
殖民者开始和当地的原住民，处于文明对峙的状态。这种对峙不仅让印第安人学会了骑马，有了流动作战的骑兵部队。并且，还学会了欧洲人使用的滑膛枪。他们骑着马，用枪和殖民者开展伏击战。这种无形的边界存在于高原、平原和原始森林里。它让原本处在游牧状态下的印第安社会被迫转变。虽然这种文明最终还是灭亡了，但曾经的这种转变，就是文明对峙带来的巨大影响。
好，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观点：文明的对峙，会促进社会的转变。人们经常用战争与和平作为历史的划分，但实际上在这种“二分法”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状态。那就是：文明的对峙。文明的对峙以军事边界的长期树立为标志。它像水坝一样，虽然表面上阻挡了水的流向，但在暗地里仍然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文明的发展。会给对峙的文明带来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比如古代东方西方都修建过长城，但最终长城没有阻挡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是带来了社会的改变。
下面再来看看：“文明的复兴”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提到“复兴”这两个字，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文艺复兴”这个词。它是指：在十四到十七世纪欧洲兴起的一场“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社会运动。这种复兴的影响不仅遍及了整个西方社会，还深刻改变了当今世界的面貌。比如人们熟知的画作《蒙娜丽莎》就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科学方面，血液循环、自由落体、大气压力等等自然规律，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现的。
不过从整个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文艺复兴其实只是文明复兴的体现之一。除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人类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文明复兴形式。什么叫做文明复兴呢？它是指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会以某种形式来重复之前的“社会发展成果”。当然这里的“某种形式重复”肯定不是原封不动的呈现，而是以一种“变通的方式”体现出来。
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的复兴”。所谓“儒家”是指春秋时期孔子、孟子创立的一种学术流派。它的基本主张就比如强调礼仪、强调信义、强调社会秩序，强调以“仁德治理国家”。儒家本来是春秋时期众多思想流派当中的一个。在当时，像儒家这样的思想流派很多，他们统称为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之所以这里提到“先秦时代”，就是因为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仅仅维持到了秦朝以前。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又推行了“以法家治理天下”的策略。所谓“法家”就是主张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强调法律的“公开性和稳定性”。它和儒家以德治国的主张是相反的。在这种主张之下，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都受到了打压。一直到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儒家都没有再成为“主流思想”。
不过到了汉武帝以后，采纳了一个叫做董仲舒的人的建议，重新启用了儒家作为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种“重新启用”和春秋时代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是非常相似的。比如他们都提出了“以德治国”的理念，都强调社会的秩序。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一次复兴。不过，就像刚才说的文明的复兴，并不是之前社会发展成果原封不动的呈现，而是进行了变通。
比如在董仲舒主张复兴的儒家中，融入了很多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君权神授”的理论。它强调：天是有意志的。帝王和上天有着与生俱来的某种感应，他是“上天派在人间”治理国家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君主的权力是神授予的，所以叫做君权神授。和先秦时代孔子、孟子的儒家相比，董仲舒的儒家建立的一切等级秩序和实施的一切“以德治国”的策略，都是以帝王为核心的。它对稳固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体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儒家的复兴在汉朝以后继续推进，一直到宋朝、明朝，又融入了道家、佛家的观点，并成为此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同样，西方社会像这种“复兴”也是非常常见的，这其中就比如“罗马法”的复兴。所谓罗马法是指古罗马时期制定的法律，也包括一些习惯法和皇帝的命令。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通行于帝国的法律执行机构没有了,罗马法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但由于罗马法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在人们心中已经形成了共同的认同观念。很快，第一波复兴就在拜占庭帝国开始了。
所谓拜占庭帝国，简单说可以理解成：昔日罗马帝国延续下来的一个分支。它躲过了蛮族入侵的浪潮，在地中海东部巩固下的阵地。在6世纪初，担任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是查士丁尼，他主持把之前散落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那些法条制度，都进行了汇编整理，形成了《查士丁尼法典》。这部《法典》被用于拜占庭帝国的管理，一直延续到了1453年它的灭亡。
“罗马法”第二次复兴的高峰是在19世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曾经横扫欧洲，他年轻时候的偶像是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的凯撒大帝。他曾经梦想重建一个像之前罗马帝国那样“一统欧洲”的大帝国。在征服的过程中，他一边发动军事上的战争，一边着手制定法律，也就是后来的《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的范本就是当年的罗马法。其中，很多条款都是由拿破仑本人亲自参与讨论，并最终颁布的。比如说法典里的“遗产继承，遗嘱至上”“商业贸易过程中，以合同契约为准”这些基本原则，都是直接取材于罗马法。而罗马法当中的“平等原则”，虽然在之前只是指“罗马公民”之间的人格平等，但这种平等精神却深刻的影响了《拿破仑法典》。也为欧洲法律的近代化和公民权利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拿破仑的征服，在欧洲各国的联合反攻下失败了。在一次名叫“滑铁卢战役”的转折点之后，他曾经建立“一统欧洲”大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最终，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永远不能返回欧洲大陆。在流放的时候，他曾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那四十多次胜仗。滑铁卢一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全部记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就是这部《拿破仑法典》。
事实证明，他说的是对的。这部法典的精神，包括当中的很多条文，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它体现的正是当年古代罗马法的灵魂。而后世还有一些国家参照《拿破仑法典》建立了本国的法律体系，这更是一种文明的再次复兴。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观点：文明的复兴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14-17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中文明复兴的表现之一。文明复兴是指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会以某种形式来重复之前的社会发展成果。这种“重复”不是原封不动的呈现，而是以一种变通的方式体现出来。在中国汉朝复兴了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当中的儒家思想，欧洲复兴了罗马时代罗马法的精神。
最后来看看：“未来主义”的激进倾向，会导致历史的“反弹”。如果单纯看未来主义这个词，它是指在20世纪早期，流行在艺术创作领域的一个流派。它反对过去陈旧保守的生活方式，反对在艺术创作上大量参照以往的经典样式，而是把眼光投向未来。那么未来是指什么呢？它在当时是指汽车、飞机、摩天大楼、工业化城镇等等。这些其实现在看来都不算什么，但20世纪早期，当整个欧洲的画家还在坚持描绘宫廷生活和古代经典的时候，这可就是当时的“未来”了。
从这里你应该也能听出未来主义代表的含义，它指向的未来是相对的。也就是相对于过去，相对于当下。实际上尽管艺术领域的未来主义仅仅不过一百多年，但历史领域的未来主义可就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再或者说，它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一种普遍性思潮。这其中就有刚才说过的：秦始皇统一中国，用“法家”治理天下。这个为什么叫做未来主义呢？因为按照刚才说的，所谓未来主义是对过去采取一种抛弃，甚至绝对禁止的态度。
比如秦始皇为了统一全天下的思想，采取了焚书坑儒的举措。所谓“焚书”就是把秦朝以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典籍，全部用火烧掉。“坑儒”就是把那些和法家思想不一致的儒生，全都活埋杀掉。虽然在后世的史学中也有人考证说：秦始皇坑杀的并不是儒生，是一些炼丹的术士，但焚书这件事儿应该是属实的。也正是靠着这种非常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做法，秦朝强制地推行了思想统一。
客观上看，在刚刚结束春秋战国的分裂乱世以后，推行思想统一是有必要的。但秦始皇这种强行和过去切断联系的未来主义的做法，显然是有点激进。或者换句话说，在历史研究领域谈到未来主义通常是激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任何社会都是从过去经过现在，一步步走向未来。正常情况下“面向未来”是没问题的，可一旦上升到“主义”层面，就意味着仅仅以未来为导向，而和过去割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很有可能引发历史的反弹。
果然，秦朝在焚书坑儒以后慢慢就走向了衰落，仅仅传了两代就灭亡了。如果盘点起来，历史上像这种未来主义的做法还有很多。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强制地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但带来的结果往往都不是那么好。比如刚才说的，复兴罗马法的那个“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左右就曾经推行过一场“破坏圣像运动”。
什么是破坏圣像运动呢？顾名思义就是：破坏圣人的画像。或者，再进一步说是破坏基督教圣人的画像。为什么要破坏基督教圣人的画像呢？这里需要交代一点背景。应该说这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整个西方历史的重大事件。可能有人知道，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按照犹太教的教义是禁止偶像崇拜的。这里的偶像包括一切有形的东西，也包括这些圣人的画像。但是早期基督教，由于刚刚从犹太教分离出来，它其中又融合了很多古希腊、古罗马的元素。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是非常讲究雕塑艺术和形象美的，所以这两种理念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早期基督教的样式。也就是：不再崇拜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雕像了，但是允许崇拜基督教圣人的画像。就比如耶稣、圣母玛利亚、圣彼得这些。
这个做法延续了几百年都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是到了7世纪左右，伊斯兰教兴起了。伊斯兰教同样和犹太教、基督教都有很深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一样，都坚持严格的“禁止偶像崇拜”。因为拜占庭和伊斯兰教所在的阿拉伯地区接壤，这种原则慢慢就影响到了拜占庭地区。于是，拜占庭的一位皇帝，叫做利奥三世开始推行破坏圣像运动。
这次破坏圣像运动规模之大，范围几乎波及了整个欧洲。它不仅涉及基督教会，也影响到了普通民众。因为基督教在欧洲，几乎已经是一种全体性的宗教。所以这种彻底和过去断绝的做法，很快就激起了反弹。这种反弹当中最强硬的就是“罗马教廷”。所谓罗马教廷是指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之前的罗马城存续下来的基督教会组织。因为罗马城是昔日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罗马教会或者说罗马教廷，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
不过这种宗教上的地位，长久以来是没法和拜占庭帝国的皇权相抗衡的。毕竟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法统”的继承者，皇帝也是有着相当权威的。但破坏圣像运动一开展，拜占庭帝国就相当于在“道义”方面处在了下风。再怎么说，你破坏的也是基督教历代圣人的画像。你把耶稣、圣母玛利亚这些画像砸烂，民众在心理上是没法接受的。罗马教皇，作为罗马教廷的最高精神领袖，正是借着民众的这股情绪，向拜占庭发出了声讨。他甚至宣布把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开除“教籍”。
更进一步，罗马教皇还和当时崛起的“法兰克帝国”开始了结盟。关于法兰克帝国，我们曾经在上一期讲过。它是在罗马之后，统一欧洲的第二个大帝国。它之所以能够称得上帝国这个“帝”字，就是因为罗马教皇给法兰克国王进行了“加冕”，称他为“皇帝”。这相当于是一种追认“正统性”的仪式。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拜占庭帝国开展的破坏圣像运动”给罗马教皇找到了一个理由。让他得以找到另外的“靠山”，和拜占庭抗衡。在法兰克帝国和教皇结盟以后，拜占庭帝国就被孤立了。这种孤立一直持续到1453年它的灭亡。
如果说，之前罗马教廷和西欧各国，还屈从于拜占庭皇帝的权威，但现在两边都是“正统”，互相没有隶属关系。在拜占庭帝国最后阶段有危难的时候，救援和不救援也不再是义务。果然，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教皇为首的西欧各国因为之前的矛盾和不信任，选择了袖手旁观。从某种程度上说，拜占庭推行的富有未来主义色彩的破坏圣像运动，也给他自己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观点：“未来主义”的激进倾向，会导致历史的反弹。未来主义产生在20世纪初的艺术创作领域，但历史意义上的未来主义却存在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始终。它是指：人为的和过去的传统切断联系，具有激进的特点。未来主义通常会带来历史的反弹。就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拜占庭帝国的“破坏圣像运动”。它们最终都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讲到这里，我们对于《历史研究》这本书的解读就讲完了。为了便于你更好的学习和理解，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所有的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讲到：文明中心论，是世界范围内的误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中心论发展的高峰，这和当时西方的殖民有着很大关系。所谓文明中心论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也并不是近现代才有的。在古代的犹太社会、中国社会也存在；历史研究领域，曾经有过很多关于“文明发展动力”的说法。比如技术、制度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汤因比认为：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是综合性的，并且遵循“从静态到动态”的规律；像生物体一样，一个文明在主动权缺失的状态下，会带来替代能力的发展。就比如罗马在征服殖民地以后，之前的各个殖民地国土失陷，却在文化、宗教方面影响了罗马；犹太人经过长期的驱逐和流亡，贸易能力和精神凝聚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部分我们讲到：历史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生物和社会都要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决定文明能否建立起来的是某一代人，但决定它能不能持续发展的是几代人。对待年轻群体“多样性”的压抑会导致文明发展停滞；和中国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类似，西方也有同样的历史观。作者把这种历史观概括为：溃败-重整-再溃败-再重整；或者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欧洲两千多年发展，也印证了这个规律。
第三部分我们讲到：文明的对峙，会促进社会的转变。人们经常用战争与和平作为历史的划分。但实际上在这种“二分法”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状态。那就是：文明的对峙。“文明的对峙”以军事边界的长期树立为标志。它像水坝一样，虽然表面上阻挡了水的流向，但在暗地里仍然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文明的发展；文明的复兴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它是指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会以某种形式来重复之前的“社会发展成果”。这种“重复”不是原封不动的呈现，而是以一种“变通的方式”体现出来；历史意义上的未来主义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始终。它是指：人为的和过去的传统切断联系，具有激进性的特点。未来主义通常会带来历史的反弹。
听完这三部分的内容，回过头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大师汤因比。他的研究视角，超越了文明的局限，跳出了所在的环境来审视人类的发展。汤因比生活在20世纪早期，但他并不局限于20世纪的一时一代，而是像摄影的“长焦镜头”一样，把视野拉伸到更远的古代，从全人类的高度对不同时代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这种跨时空、跨地域的对比研究，确实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大师的功力。相信你听完讲述，也能够切身的感受到。
撰稿：東西堂主 脑图：摩西 转述：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