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张玥解读
《南明史》| 张玥解读
关于作者
司徒琳是美国知名的汉学家，曾经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做过教授，现在已经退休。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司徒琳就对南明史的复杂性极感兴趣，并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状况异常关注，因此她后来写过《明清之争》《来自明清巨变的声音》等著作。为了梳理南明的历史，她曾花费多年时间遍及世界多个地方，搜集包括中文、日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内的历史资料，搜集之全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本书
明清易代之际，南明政权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存在。它承续大明王朝一脉，也一度拥有抵挡清军的力量，无论在政治能量还是军事力量方面，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不堪一击。但是由于朱元璋一手导致的明初制度设计上的两大缺陷，使得南明政权从存在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败亡的命运。
核心内容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有两个选择导致了明代制度出现了重大缺陷。第一是他降低了军人地位，使武官则越来越受轻视，而文官系统越来越强势，慢慢地导致了文武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第二是他取消了宰相制度，使得谁来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成为难题，各种政治力量对权力的追逐，形成了党争。这两点都严重消耗了国家的实力，南明政权也未能摆脱这两种制度缺陷，因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失败了。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南明史》。
说起南明，其实是一个统称，它包括五六个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如果按照本期这本《南明史》的标准，以君主世袭制度的结束作为标志的话，那么时间跨度只有18年，即从1644年明朝灭亡后弘光政权建立，到1662年南明的永历皇帝遇害为止。
南明史历来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兴趣，梁启超、孟森、胡适、钱穆这些名家，都写过一些相关的论著。后人总想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在军事力量并不差、文武官员也有不少佼佼者、群众基础也不弱的情况下，为什么南明那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我们举一个小例子。人们总以为南明军队实力不济。但比如郑成功的部队，尤其是水军，就让清军很头疼。有一次郑成功攻打南京，随随便便就调集了八万多人围城，而清军只能从这调几百人，从那再调几千人，拼凑起防守的部队。可即便如此，郑成功还是失败了。
这样的情况在南明史上数不胜数，很值得思索。本书作者认为，南明之所以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是因为从朱元璋建立明朝那一天起，就埋下了两个制度上的重大隐患。正是这两个隐患，在两百多年间不断引发内部矛盾，不但导致了明朝灭亡，更在南明时期加剧了。
这位作者就是司徒琳，她是一位美国知名的汉学家。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就被南明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吸引住了，并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非常关注。她最出名的作品就是这本《南明史》，1984年首度出版的时候，这本书就成为了首部英文版的、综合性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瞩目。尤其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很吃了一惊的。因为相关资料残缺不堪，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梳理很困难。1957年中国学者谢国桢的《南明史略》问世之后，国内一直没有类似的专著问世，更没有人能想到一个美国汉学家会写出这样一部书来。
司徒琳这本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她征引的文献太多了，包括中文、日文、西文在内，光是引用书目，就足足开列了27页之多。第二个特点，就是她的叙述风格非常简练优雅，南明历史涉及的人和事非常多，而司徒琳用一种很凝练的叙事风格，把重点串联起来了。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司徒琳写历史，并不先给人物和事件定性。按照历史学家朱维铮的观点，这恰恰是许多南明史论著的问题所在。比如有的论著把满汉之间的冲突简化为爱国与否的斗争，还把南明政权的建立归结为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这就把历史简单化了。司徒琳的重点是梳理这些政权如何运作，由运作的过程去看人物如何行事，就此分析南明为什么会失败。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我们先来讲述南明失败的两大重要原因，一是文武官员之间存在纷争，二是没有宰相制度。不过，这两个问题不是在南明时期才出现的，而是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造成的制度隐患。最后，我们再谈谈本来郑成功曾摆脱了这两个隐患的困扰，但他依然未能审时度势加以利用，以致最终仍然失败了。
我们先来讲述南明失败的两大重要原因，一是文武官员之间存在纷争，尤其是文官轻视并打压武官，使武官地位低下，军队战斗力也受影响，导致国家实力因内耗而不断变弱；二是没有宰相制度，谁来辅佐皇帝，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想掌握朝廷大权，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党争，也消耗了国家的力量。
但这两个问题不是在南明时期才出现的，而是在明朝建立之初，由于朱元璋对军人身份的限制，对开国武将的杀戮和削夺兵权，和对宰相这一职位的轻易撤销，才造成了制度上的隐患。这不仅困扰了明朝两百余年，更在南明诸政权生死存亡的关头，变本加厉，使这些小朝廷迅速崩溃。最后，我们再谈谈本来郑成功曾摆脱了这两个隐患的困扰，但他依然未能审时度势加以利用，以致最终仍然失败了。
好，我们就先说说南明败亡的第一大原因，即文武官员之间的纷争。
南明史上出现过五六个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等，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陷入了文武之争，文官瞧不起武官，武官也不听文官指挥，这让南明始终无法有效调动军事力量，本该用来打仗的劲儿，一多半用来吵架甚至内斗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产生根源在哪。
我们先来说一个小故事。在隆武政权时期，有一次隆武皇帝大宴群臣，大臣黄道周和郑芝龙起了争执。黄道周是南明有名的文臣，是大学士，而郑芝龙，也就是郑成功的父亲，是个武官，官拜南安伯。两个人都是隆武政权倚重的大臣，之所以起争执，居然是为了谁在宴会上坐上座。争了半天，黄道周说，按照明代的祖训，就没有武官排在文官前面的先例，结果他坐了上座，弄得郑芝龙特别不高兴。
这两个人本来就有矛盾，从此以后就更不可调和。黄道周本来有心抵抗清军，但在郑芝龙掌管军事的情况下，他得不到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后勤保障，只能自己募兵，自己筹款，召集了区区几千人，兜里揣着几千两银子当军费就去打仗了，结局当然是兵败被杀，隆武政权也就损失了一位相当重要的大臣。其实黄道周也特别清楚自己没有军事才能，全靠理想主义办事，即便如此，他也还是瞧不起武官，认为他们没地位，没本事。在司徒琳的《南明史》里，这样的文武之争比比皆是。
不过黄道周说文官地位高是祖训，确实有一定的历史根源，问题出在朱元璋身上。明太祖朱元璋是靠武力赢得的天下，但是他当上皇帝以后，就不希望老百姓再崇尚武力了。于是他定了一个制度，就是军人的身份要世袭，从普通士兵到军事贵族，都是一代代传下去的，由这些人负责打仗的事儿就行，别人别参与进来。
世袭这件事，听着好像挺有保障，尤其是军事贵族，也许能一直保持着地位和待遇。不过那时候的中国，和贵族时代不一样了，世袭制已经不吃香了。在政治界看来，靠吃祖上的老本儿属于没本事，你得有才能，靠才能去换取地位，这是正途。
我们都知道，明代的科举制度很健全，当时整个社会都认为，你得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能通过科举考试，才拥有领导社会的资格，而这个系统里出来的人都是文官，所以随着明代的官僚体系越来越完备，文官的地位和权力就越来越大，并控制了军事要务，相应的，武官的地位和威信越来越低，要被文官管着，比如派谁去担任什么军职，武官们自己说了不算，得由兵部通过考试来挑人选，而兵部是文官系统管理的。
文官系统瞧不起军人，对他们的事儿也漫不经心，时间一长，军人的待遇就越来越差，服役的条件也越来越恶劣。军人身份因此成了一种耻辱的象征。在太平年代，这种对身份的否定还不是大问题，而当内忧外患出现，需要依靠军事力量的时候，这种否定就酿成了巨大的危机。在南明时期，这种危机就是内乱出现。
政权更迭，首要的事情是打仗，军人的势力自然会增强。在崇祯自杀后，出现的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就是由一群武官为主拥立的，有了功，他们就开始要求以前没有过的待遇，比如参与高级大臣人选的推荐，甚至希望由武官担任大学士，总之一句话，他们想得到地位。
在和平时期，文官有权，如果武官们不听话，就不让他们做事、做官。但在南明，形势变了，谁的拳头硬，谁说话就有分量，文官能依靠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祖训，二是道德说教，这两样东西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根本没用。武官们变得越来越政治化，甚至开始挑战文官的权威，一旦他们觉得文官在妨碍自己，就开始对朝廷抗命。
有的文官很清楚这一点，比如著名的史可法，他试图用调和的手段来和武官合作。他让一些将领组成了几支军队，由朝廷发给钱粮，并提出如果哪支军队收复了失地，就可以管辖那块地方，用当地的税收当军费。史可法的初衷，是想快速控制明朝灭亡后的混乱局面，在掌握军队的同时，能保护领土和老百姓。但这实际上是把管理军队的权力下放给了将领们，不论编制还是物资，都由将领们自己控制，这就使他们有了拥兵自重、对抗文官的资本，朝廷以后再想安插人手是难上加难，文官靠边站了，逐渐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在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形反过来又会刺激文官系统，加大对武官的制约，造成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
文官的压制，总使武官感到南明政权对待自己不公，出不了头，所以在南明历史的很多紧要关头，武官总是在内部破坏国家政权，而文官们也是自食其果，为他们的轻蔑付出了不少代价。
南明时期另一个重要武将孙可望就是个例子。孙可望本来是张献忠的部下，张献忠死了之后，孙可望带着部队盘踞在西南。1649年，孙可望派使者表示要归顺南明永历政权，希望能够被封王。但是朝廷里的一派文官认为，明朝的祖训是，不姓朱不能封王，而且只要大家团结一致，肯定能拥有和清军对抗的力量，孙可望只是一个流寇，他能成什么气候呢，还想封王？别做梦了。这是南明时期典型的文官思路，相信的是精神力量，很少考虑现实问题。自然地，朝廷没有答应孙可望的封王要求，这一下就把他得罪了。
一年后，永历政权流落到了广西，后来又到了云南，这都是孙可望的地盘。拥兵自重的孙可望开始要挟永历皇帝，还杀了几位官员，因为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当初反对他封王的。永历皇帝被吓住了，不得不给孙可望封了王爵，这就巩固了孙可望的势力，但他反过来就虐待皇帝，逼得永历只能向另一位抗清名将李定国求助。
李定国帮助皇帝从孙可望手里逃了出来，但也导致了和孙可望的内讧。本来李定国曾几度击败清军，逼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还击杀了清朝的敬谨亲王尼堪，声威大震，也使西南地区的抗清形势有所好转，然而内讧使他和孙可望不断地内战，双方损失了数万南明军队，再也无力和清军对抗。文武之争的结果，就是南明的实力被自己人消解了。
好了，简单概括南明败亡的第一大原因，那就是由于文官对武官的轻视，让武官离心离德，导致了朝廷在最需要军队保护的时候，总是指望不上。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武官的身份认同问题始终没解决，结局就是分崩离析。
别看文官高人一等，其实在文官系统内部，也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难题，这就是明朝没有宰相制度，这使得朝廷始终无法确定，谁应该是辅佐皇帝的人，又该怎么辅佐？这个身份的模糊，使得各派政治力量都觉得，自己有资格站在皇帝身边，掌握管理朝廷的大权，于是内斗不休，党争不断，这不但是明朝灭亡的另一个主因，也是南明败亡的第二大原因。
这个问题仍然是朱元璋造成的。其实明朝本来是有丞相的，这些丞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宰相，但是朱元璋猜疑心非常强，以各种罪名把丞相们都除掉了，同时废掉了宰相制度。从那以后，在六部尚书之上，就只有皇帝一个人处理各种庞杂的事务。好在朱元璋是个政治超人，能挑起这个重担，但是明代后来的皇帝，大多数不像朱元璋这样，于是，谁来辅佐皇帝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后来逐渐冒出来一个角色来帮皇帝分担工作，这就是大学士。
一开始大学士们只是负责草拟诏书，逐渐发展成为替皇帝预先做决定，然后等着皇帝批准，于是大学士们变为了内阁，专门出产大学士的翰林院也成了重要部门。而伴随内阁权力的攫取，党争就出现了。
明代的官员喜欢结成各种派别，经常被称为某某党，有时是老师和门生结成一派，有时是价值观一致的人结成一派，有时是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结成一派，比如从湖广来的就结成楚党，从浙江来的就结成浙党。他们之间的纷争就是党争。党争的核心，是获取大学士尤其是首辅的位置，以求能影响皇帝，间接获得执政和立法的权力。
不过大学士组成的内阁毕竟是一个衍生出来的东西，它干着宰相的活儿，却终究不是宰相，身份和职权都模糊不清。中国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尽管他们权力很大，可在别的官员看来，他们总是干着越权的事儿。于是大学士成了官员们的眼中钉，没事就被言官弹劾，总说他们要篡权。不论哪一派的人坐上了首辅这个位子，都如同被穿在了烧烤架上，经常会受到别的派系攻击，往往是正事儿还没干多少就被轰下台了，这不但导致党争成了恶性循环，还使国家的发展被严重阻碍了。
司徒琳认为，南明的朋党之争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比如说，永历政权里有两党之争，一个是吴党，一个是楚党。楚党说，他们要依照祖训拨乱反正，整顿朝廷的秩序，让得民心的人出来做官。他们宣称自己不是为了党派利益，而是大公无私地做事。晚明的很多党派也像这样，把自己塑造成这种君子形象，但他们所谓的驱除奸佞，其实就是赶走那些他们讨厌的人，安插自己这一派的人。
比如楚党一直攻击掌握首辅大权的马吉祥，说他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这些事儿，楚党也干，手脚也不干净，但他们还是要装出义正词严的样子，因为马吉祥是吴党，打击马吉祥这一派，就能把自己人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去。
有道德问题的人却喜欢抓住道德问题不放，整天念叨着祖训，强调所谓的精神力量，不考虑现实情况，不懂什么是变通之计，这种人经常是党争里的主角。刚才我们说到孙可望渴望封王的事儿，就是被他们抵制的，表面原因是说不符合祖训，其实主要是怀疑孙可望和吴党有勾结，封了王会对楚党不利。他们的这种狭隘，直接导致了孙可望与朝廷反目，给永历政权的崩塌埋下了一个大地雷。司徒琳讽刺地说，这些自诩为清流的人，为了整肃纲纪，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宰相制度的缺乏所导致的争斗，其实还体现了明代文人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现实主义者认为，皇帝如果管不了事儿，那就给他找一个能管事的人，尽管这样的人凤毛麟角。这是大学士制度存在的逻辑基础。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万历皇帝时期。
张居正这个大学士本事大得离谱，权力也大得离谱，经常僭越皇权。而理想主义者却认为，皇帝必须得管事儿，并且大臣有责任确保皇帝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很多官员经常会情绪激动地反对张居正这样的掌权者，因为他们越俎代庖，干了皇帝该干的事儿。但是，南明的皇帝们是理想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能管事儿吗？
司徒琳认为，南明时期的绝大多数皇帝能力都不行，无论对一般的朝政，还是对党争的局势，都无力去控制。比如弘光皇帝，最早只是个藩王，而明代是严禁藩王参政议政的，所以他除了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别的什么都不会，国家元首应该具有的那些能力，比如性格坚强、做事果断、通晓国政，他全不具备。他忙活的事儿主要是选宫女、筹备大婚典礼，清兵都已经迫近都城了，他还只顾着在后宫享乐。弘光帝对治理国家一无所知，连他自己都觉得痛苦，干脆躲进深宫不闻不问，把朝政甩给大臣。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让政权民心尽失，以至于他后来被俘时，一路上都被百姓唾骂。
南明时期的鲁王政权，统治者也是无能的。鲁王是一个好人，但最多只能管管上朝礼仪这类简单的事情，大事的谋划都交给群臣去做。尽管鲁王手下有二十多万军队，本来可以抵挡清军南下，可是他从来没建立过完善的组织结构，尤其是军事组织的问题始终没能解决，管理极度混乱，部队物资匮乏，官兵甚至靠劫掠和勒索为生。
即便是有点能力的皇帝，在制度缺陷面前也力不从心。隆武皇帝是南明诸多皇帝中少有的比较精明的人，处事果决，文笔也不错，所以写诏书这种事儿基本都自己干了。他虽然先后任命了三十多个大学士，但大多数无所事事，这有点像朱元璋时期的样子。可南明是一个纷乱的时期，就算是脑子特别好的人，在复杂局面下也容易迷茫，再说隆武毕竟不是明太祖，所以他的诏书经常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在战略问题上更是反复无常。可是谁能帮他呢？没人。管事的大臣陷到党争里不能自拔，皇帝能力又不足，国家的管理问题也就始终解决不了，发展不好。
好，这就是本期的第二个重点，即从朱元璋时期就造成的缺少宰相制度这一隐患，让明朝以及南明的国家管理成了大问题。谁是合适的管理者？这个身份定位始终不清晰，可以说整个国家对此都是茫然的，只能在无休止的内斗中耗尽精力。
其实在南明时期，历史也不是没给过他们机会，去解决刚才所说的两大难题。在南明时期，郑成功无意中做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利用好这个契机。郑成功可谓是南明时期的一个特殊存在，尽管先后向隆武皇帝和永历皇帝称臣，却是一股独立的军事力量。他屡屡让清军吃败仗，虽然最终败退到台湾，可一直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他之所以能和清军掰掰手腕，和他地处福建、清军的兵力一时鞭长莫及，且清军不习水战有很大关系，不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几乎没有被文武之争和党派之争消耗实力。
和许多南明武将不同的是，郑成功是个忠于皇帝的人，在礼节上始终尽着臣子的职责。不过他地处东南，永历朝廷则在西南，隔得特别远，在客观上，朝廷其实管不了他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说了算。郑成功非常强硬，不喜欢受制于人，要把权力掌控在自己手里，早在1651年，他就将一位作战不力的叔叔斩首，还迫使另一位叔叔交出了兵权，就此把军队变成了自己的私人组织。所以他麾下的组织机构，是彻底的军事性质的，一切以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为基础，军人的地位是别人比不了的。
很多时候，部队里那些本来该由文官担任的职务，都由军人来出任，比如说监军，是郑成功自己派去的，本来就是军人，不是由御史台这个文官机构派遣，不听命于文官系统，和部队里的所有人一样，统一听郑成功的号令，不大可能产生矛盾。再比如在郑成功的地盘上，负责收税的税吏，也不是文官，而是军需官，是军人出身，收税也是为了军队服务，因此在一切都军事化的体系里，文人想待下去，是不可能和武官发生争执的，因此文武之争也就不存在了。
至于党争问题，更没有产生的基础。党争的核心问题是谁去辅佐皇帝，而郑成功离皇帝太远，他主要考虑的就是怎么保住地盘，不会考虑“辅佐”皇帝这件事。而且在他的领地上，他就相当于一个割据者，谁会和他去争权力呢？党争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了。
没有了这两个问题牵扯精力，郑成功可以专心对付清兵。由于清军不善水战，因此到了郑成功统治的沿海地带打仗就很头疼。所以清政府一直想和郑成功谈判。而谈判的使节从北京到福建往来一次，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多来回几次，一年时间就没了。郑成功充分利用了这个间歇期，一边和清政府讨价还价，一边抢地盘，积蓄力量。清政府在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后，发现不但没能谈成，还让郑成功实力大增，内心也是郁闷无比。
困扰了明代两百多年的两大难题，在郑成功的军事体制中无意间消失了。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没有被历史难题困扰的郑成功，为什么也失败了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郑成功只建立了军事制度，而没有配备完善的政治体系，他的政治眼光并不像他的军事眼光那样出色，只有武没有文，这和只有文没有武一样，都成功不了。
郑成功的一切逻辑，都以军队为出发点，比如在夺取土地之后，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为军队筹集粮饷。他在这方面很有办法，一边打击那些在地方上拥兵称霸的小股势力，解决后顾之忧，一边向地方上有点能力的士绅赠送礼物，又打又拉，就把粮饷搞定了。钱粮问题经常困扰各个南明政权，但在郑成功面前，这不成问题。只是，郑成功的兴趣仅限于粮饷，他很少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立任何政府机构。在他长期盘踞的福建，基础好，这样做还看不出什么弊端，但当他开始北伐，向江南进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郑成功北伐时带了一个副手，是一位叫张煌言的书生。张煌言建议郑成功，要和江南士绅同心同德，通过一些政治性的安排来团结抗清的力量。可这与郑成功的军事专制思路形成了矛盾，郑成功认为要改变历史，主要靠军事手段，靠打赢战争，政治手段没什么用，就根本不听张煌言的意见。
所以尽管当时的江南人已经把郑成功神化了，可他对这个高涨的抗清形势并没有加以利用，并不想法去管理老百姓，只顾着拼命搜集钱和粮食，把占领地看作是物资来源地，慢慢地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因此在攻打南京不利的时候，郑成功终于发现，他在当地没有任何组织力量可以依赖，只能匆匆收兵。
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分歧，是他统治期间难得一见的文武矛盾，而且也是南明最后一次主要的文武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成功北伐失利，此后节节败退，终于退向了台湾。
其实并不是文武之争导致了郑成功的失败，即便张煌言这个角色不存在，郑成功在政治思路上的缺陷，也会导致他走向失败。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政治家和将军们能协调一致，明朝很可能不会衰亡，政治家深谙教化之道，知道该用什么手段笼络人心，积聚政治力量，而将军们则提供了军事力量去保障这些手段的实施。与此同时，无论在文官还是武官系统的内部，都不能出现党争，由此产生的内耗是整个国家都承受不起的。明代始终没解决好这些问题，在南明时期的混乱局面下，各种利益的争斗就加了一个“更”字，因此使南明的君主世袭体系只存在了18年的时间，根本无力回天。
好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的重点内容。
首先，南明败亡的一大原因，是文武官员之间龃龉不断，致使军事力量遭受了很多无形的损失，难以抵挡内忧外患的冲击，而这一问题的根源，来自明代一贯重文轻武的风气，武人得不到身份认同，很难有效发挥力量。
其次，南明败亡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宰相制度的缺乏，导致了在谁辅佐皇帝这个问题上，大臣们一直思路不清晰，并因此引发了一次次党争，造成了严重的内耗。
最后，虽然郑成功的军事体制曾避免了这两个难题，但他在政治思路上的严重缺陷，仍然没有使自己的有生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相结合，发挥出更大的优势，因此仍然难以避免失败，南明也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当然，明朝的败亡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比如明朝宦官数度为害朝政，从早期的王振、刘瑾到后期的魏忠贤，对国家的破坏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又比如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祸害，在历史上也属奇特；再比如晚明时期罕见的连年灾荒对农民生活和朝廷财政的冲击非常严重，导致雪上加霜。
而南明的失败也有其他因素，如输入到江南的粮食通道因战乱被破坏造成供给不足，江南、福建等南明政权所在地的税收征集困难，无法支撑军费开支，此外还有皇帝的挥霍无度、买官卖官盛行等现象，导致了民心尽失等等。只不过在司徒琳的《南明史》中，她将此前讲述的两大缺陷作为了最重要的原因加以分析，如果对明朝灭亡原因感兴趣，还可以收听《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解读。
撰稿：张玥 脑图：摩西 转述：顾一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