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人力车夫》 邓一丁解读

《北京的人力车夫》| 邓一丁解读

关于作者

史谦德，美国著名汉学家，涉足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197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狄金森学院政治学教授。著有《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未竟的共和：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等。

关于本书

本书以人力车行业作为切入点，考察了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政治。书中不仅详细调查了民国时代人力车夫的生存境遇，更放眼更广大的北京社会，介绍了警察、知识分子、商会领袖、军阀、政治家等人群，描绘了一幅民国北京的全景图。

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从人力车行业兴起的时代背景、人力车夫群体的成分、人力车夫的生存境遇这几个角度，介绍人力车夫行业。

第二部分，从车厂主人、乘客、警察这三类人，介绍人力车夫身边的小社会。

第三部分，通过1929年的北京电车风潮，分析民国北京城市社会的政治格局。

你好，我是邓一丁，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北京的人力车夫》。

说起人力车，也就是黄包车、洋车，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一部影视作品，但凡讲的是民国的事，里面肯定少不了这样一组镜头：人力车夫穿着短褂，打着绑腿，拉着车在大街小巷里飞奔，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会用搭在肩头的毛巾擦一把汗；车上坐的人，要么是穿长衫、戴礼帽的先生，要么是穿旗袍的小姐太太。在民国时代的大都市里，人力车夫是一个很常见的职业。

老舍先生有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叫《骆驼祥子》，讲的就是人力车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主人公祥子是个年轻人，只身一人从乡下来到北平，做起了人力车夫。他身强力壮，又聪明肯干，梦想着攒够钱买一辆自己的洋车。只可惜，那个年代社会动荡，还有兵乱。祥子几次摸到了梦想的边儿，又几次横遭厄运，跌回一穷二白的起点。最后，他彻底丧失了理想，堕落成一个浑浑噩噩的人。

老舍先生为什么要写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观察当时的社会，人力车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人力车夫成天奔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就好像移动的摄像机一样，记录着街头巷尾的见闻。他们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城市的任何地方，从皇宫外、衙门口，到集市、茶馆、胡同和四合院。他们接触的人也五花八门，从达官显贵到贩夫走卒，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构思《骆驼祥子》的时候，老舍先生最初只是从朋友那儿听了两个关于人力车夫的小故事。但他从这两个小故事想开去，就越想越兴奋。他从祥子这么个模糊的形象，想到祥子身边的车夫、车主、乘客，又想到祥子的处境、意愿、欲望和家庭，一张囊括了世间炎凉百态的图景就渐渐浮现出来。用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

我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北京的人力车夫》，就好比一本学术版的《骆驼祥子》。这本书的思路和老舍先生的想法差不多，也是想透过人力车夫这个群体，看到一幅更广大的社会图景。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这个话题就比“人力车夫”要大得多，书的内容也扩展到了警察、商人、官僚、知识分子这些群体。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通过人力车夫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幅1920年代北京社会的全景图。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一位有名的汉学家，中文名叫史谦德。他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和政治文化。这本《北京的人力车夫》1989年出版，1991年就获得了美国的列文森图书奖。这个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设立的，专门奖励那些英语世界里最优秀的研究中国的著作，通常一年只会评出两部获奖作品。《北京的人力车夫》能得列文森奖，又被咱们国家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引进国内，可见这本书在东西方学界都获得了相当的关注和认可。

接下来，我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在第一部分，我先为你介绍一下人力车夫这个行当。在第二部分，我们从人力车夫稍稍向外延伸，看看车夫们平时都和哪些社会群体打交道，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在第三部分，我们再来说说这本书里重点讨论的一个历史事件：1929年10月22日的北京电车风潮。这是人力车夫发起的一场破坏有轨电车的暴动。借着这件往事，我们来看看民国北京风起云涌的政治格局。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讲讲人力车夫这个行当。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1920年代的北京，给我们即将展开的故事搭好舞台背景。

1920年代的北京什么样呢？从政治上说，那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个时代，就是“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了众多地方派系。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争夺着北洋政府的控制权。直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军阀混战的局面才告一段落。总的来说，在整个1920年代，北京政局动荡，掌权者走马灯似的轮换，权力的更迭又总是伴随着暴力。

高层的政治斗争搞得这么热闹，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应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吧？其实，从这本书里的观察来看，这种影响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军阀混战的时候，从民间抓几个壮丁，这种事情当然时有发生。但是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北京的民间秩序还算是井井有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有一个稳定的精英阶层。这些精英有的是退休的官员，有的是商界的领袖。他们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政府要是出台了什么不合适的政策，或者税收得太重了，威胁到了民生，精英阶层会代表民众，出面和政府谈判，遇上谈判解决不了的问题，还会组织罢工。而另一方面，要是民众对政府的积怨太深，搞起了暴动，精英阶层又会出面安抚民众的情绪，恢复社会秩序。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中间阶层，北京的政府高层虽然风云变幻，民间的秩序却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1920年代的北京社会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接下来，要讲人力车夫，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个关键的话题，这就是北京的街道。在1920年代，北京的街道是个什么状况呢？用当时老百姓的话说，叫做：“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北京的一些主干道，在当时已经仿照欧洲的马路铺设了平整的路面。但是主干道的两侧，以及小街小巷和胡同里，都还是黄土路和碎石路。每年春天，北京还会刮起沙尘暴，这就让路面上的尘土变得更加厚重。一场雨下来，道路泥泞不堪。行人一脚踏进泥浆里，常常连鞋都拔不出来。

一般劳工阶层的老百姓，倒也不太在意，裤腿脏就脏了。但是北京也有许多讲究体面的人，比如，那些在政府、银行和大学里上班的人，还有记者和商人。这些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出门穿长衫，或者西服套装，每天出入的都是比较整洁的场所，要是长衫的下摆，或是西服的裤脚上溅上了泥水，可就有些不方便了。但他们又不算是非常有钱，坐不起昂贵的马车和汽车。这样一来，人力车就成了他们出行的最佳选择。

人力车是怎么出现的呢？人力车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860年代末，日本人发明了人力车，最初可能只是用来帮助残疾人，后来渐渐演变成了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力车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骡子和马才拉车，人怎么能拉车呢？这不是拿人当牲口使吗？所以在1886年，第一批人力车刚刚被引进北京的时候，就惹恼了一帮赶骡车的车夫。他们愤怒地把人力车翻进了臭水沟。

当然，这些骡车夫也可能是隐约意识到了，人力车会抢走他们的生意。事实也确实如此。和人力车比起来，马车和骡车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笨重。在北京泥泞的街道上，马车和骡车会留下深深的车辙，车辙一旦积水，整条路就没法走了。相比之下，人力车要轻便得多，对路面的破坏也要小得多。到了1910年代，人力车经过了一番改良，不仅轻巧舒适，价钱也比骡马车便宜，这就让人力车在市场竞争中占尽了优势。到了1915年，北京的人力车夫大约有2万人，已经超过了赶骡马的车夫。到了1920年代中期，北京的人力车夫超过了6万人。这可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要知道，当时北京全城的人口也不过一百万多一点。根据社会学家李景汉的统计，北京从16岁到50岁的男人，每六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人力车夫。人力车夫和他们的家属加在一起，占了北京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人力车夫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都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北京城里出来拉车的，竟然有相当一部分是旗人，足足占到了车夫总数的四分之一。旗人是清朝的军事集团，更威风的叫法是“八旗子弟”。在我们通常的印象里，旗人的身份是高人一等的。他们怎么会做起了人力车夫这个又苦又累的行当呢？

书里给出的解释很有意思。当时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一样，是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在北京，这些外地来的人组织起了各种行会，拉拢老乡一起做生意。久而久之，各行各业都被来自某个特定地方的人垄断了。比如说，在当时的北京，说起挑粪工人，都是山东人；说起裁缝，都是宁波人；说起做糖糕的，都是南京人。就在各行各业的行会纷纷发展成熟的时候，北京的旗人却还在靠国家发放的粮饷过日子，没什么人出来认真地做一门营生。等到1924年，旗人的粮饷突然断了，旗人们再到社会上放眼一看，各行各业都被全国各地的人占领了，根本进不去。这时候，只有人力车夫这个行当还缺人，而且因为整个行业太庞大了，也没被什么地方势力垄断。旗人再骄傲，也得吃饭。这样一来，他们就纷纷做起了人力车夫。

除了旗人，北京的人力车夫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周边农村里来的农民。除此之外，还有丢了差事的巡警、做生意破产的小贩、入不敷出的工匠，等等。总的来说，这是一群比较落魄的人，连养家糊口都有困难，这才到车厂里租一辆车，干起了这个辛苦的行当。

成天风里来雨里去地跑，人力车夫能挣到多少钱呢？大概是每个月10到12元。这个收入不算高，大概和警察、学徒工、佣人和商店里的店员差不多。要是车夫家里的负担不重，这点收入还够应付日常的开销。车夫群体里最能挣钱的是那些年纪轻、身体好，还肯卖力气的人，他们每个月能挣15到20元。这个数字就比较可观了。

1930年代的一份报纸上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个乡下的地主为了躲土匪，逃进了北京城里，在一座四合院里临时租了间房。地主家的邻居就是个人力车夫。地主的老婆很惊讶，她说：“咱街刘财主家有十几顷地，才终年吃白的，他们没一亩、没一陇的，倒一年一年吃白的，哼！”这里说的“白的”指的是白面馒头。报纸上说，除了白面馒头，这个人力车夫家里还能吃到油炒的青菜，一个月还能开两三次荤，孩子们每天还能拿到几个铜板的零花钱去买糖吃。这个人力车夫就算是整个行业里做得比较出色，收入比较高的了。当然，能过上这种舒服日子的人力车夫并不多。绝大多数的车夫勤勤恳恳地拉车，收入也只够勉强维持温饱。

到这里，我们已经对北京的人力车夫这个群体有了基本的认识。接下来，我们从人力车夫这个群体向外延伸，看看他们平时都会接触到哪些人。书里主要讲了三类人：车厂的主人、乘客和警察。要想进人力车夫这一行，先得跟车厂的主人打交道，我们就先从车夫和厂主的关系说起。

车夫和厂主的关系当然是雇佣关系。但这种雇佣关系和我们今天一家公司里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不太一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车夫和厂主需要互相防备。从车夫这边说，拉车很可能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他们担心的是车厂主人出尔反尔，动不动就辞退他们。毕竟，会干拉车这一行的家里通常都没什么积蓄，今天丢了工作，明天吃饭可能就没着落了。而从厂主这边说，一辆人力车价值将近一百元，拉车的又都是穷苦的人。厂主得防着车夫把厂里的车偷出去卖掉，卷钱跑路。一家车厂里通常也就二十几辆车，丢一辆车就是很大的损失了，厂主也承受不起。

车夫和厂主，各自都有担心的事，这就需要在他们之间建立信任。在1920年代的北京，车夫要想租车厂的车，得靠熟人担保，或者商店开具的担保书。车夫要是偷车跑路了，为车夫担保的人或者商店，得把车钱赔给厂主。而另一方面，厂主也希望获得车夫的信任，不然，自己厂里的车夫信不过自己，干几天就跑去别家车厂了。这样既耽误做生意，又得物色新的车夫，比较麻烦。为了获得车夫的信任，厂主对车夫通常也比较照顾。车夫家里有什么难事，厂主会出钱出力地帮忙。这样一来，厂主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他们和车夫之间，公事私事分得没那么清。虽然也有些厂主对车夫很凶恶，但总的来说，车夫和厂主之间有着超出一般雇佣关系的情谊。

说完了车夫和厂主的关系，我们再来说说车夫和乘客的关系。车夫和乘客的关系可不只是和和气气的服务关系。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紧张的博弈。和我们今天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不一样，人力车可没有自动计价系统。拉一趟车，该收多少钱，车夫和乘客要在出发前就商量好。车夫要是身强力壮，拉的车也比较新，比较干净，价钱就可以要得高一些。要是碰到车多乘客少的情况，车夫们就只好扯着嗓子压价，争取把乘客抢到自己的车上。

事儿还没完呢，好不容易讲好了价钱，把乘客拉到了地方，客人下了车，还有可能翻脸不认账。遇到这种情况，车夫可就被动了。因为这时候，乘客已经到了自己的地盘上，随便就可以叫来几个帮手，把车夫打一顿。1928年冬天，报纸上就登了这么一件事：有个车夫被一家商店雇来拉盐。他把盐拉进了店里，却因为谈不拢价钱，和店里的伙计发生了争执。伙计叫来两个帮手，把车夫打了个半死，还把他的车弄坏了。在人力车夫的工作中，这类冲突并不罕见。为了防身，很多车夫在出车的时候会随身带上一件武器，比如一支短棍。

当然，在和乘客博弈的时候，人力车夫并不总是落在下风。有些狡猾的车夫仗着自己熟悉城市的街道，会时不时地讹上乘客一笔，比如，把乘客拉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突然撂下车，要求加价；再比如，拉车拉到半道儿上，发现乘客并不熟悉北京，就骗乘客说已经到地方了，拿了钱就跑掉。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人力车夫这群人的名声就被败坏了。人们都说，车夫很狡猾，不讲信用，在街头吵吵嚷嚷的，还喜欢打架斗殴。这些说法，部分地符合事实。但车夫们吵吵嚷嚷是为了讲价钱讨生活，打架很多时候是为了自保，这些情况却不太有人体谅。

说完了车夫和乘客的博弈，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车夫和警察的关系。车夫和警察，当然是被监管者和监管者的关系了？你要是这么想，可就把事情想简单了。老舍先生说，巡警和洋车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这个比喻是很形象的。警察和人力车夫就像彼此平行的两条火车道一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和人力车夫一样，北京的警察队伍主要是由旗人组成的，超过了四分之三。旗人多少还保留了一些尚武精神，但这不是他们当警察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旗人从小在北京城里长大，熟悉街坊邻里，方便做调解工作。警察和人力车夫还有第二点相似之处，这就是他们的收入都很低。1920年，普通的巡警一个月只能挣7到9元钱，比最穷的人力车夫挣得还少；巡警往上升一级，是警佐，一个月挣11到15元，也和一般的人力车夫差不多；再升一级，当上了警官，一个月也不过挣22元，不比人力车夫多多少。这已经是绝大多数基层警察能升到的最高级别了。

都是旗人，都挣得少，警察管起人力车夫来，并没有多少底气。他们能仰仗的，只有身上的一套带铜纽扣的体面的制服。1922年，有位记者记录了两个人力车夫的一段对话。这两个车夫，其中一个是兼职的。他白天当警察，晚上拉车。这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一家老小都靠他养活，当警察的工资又被拖欠了。在路上，他被一个全职的车夫认出来了，全职的这位就调侃兼职的这位：“想不到你们专打拉车的人也拉车了。你们打车夫的威风，到什么地方去啦？”这位白天当警察的车夫只好无可奈何地回答他：“二哥别取笑啦，这不是时势所迫么？……别瞧我此时没有管车夫的权利，我要换上那件衣服，照旧打你。”你看，在这个故事里，警察和车夫的关系哪里是监管和被监管这么简单呢？穿上警服，警察还可以在车夫面前耀武扬威，脱掉警服，大家都只是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

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人力车夫和他们身边的小社会。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件和人力车夫有关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在1929年10月22日的北京电车风潮。这是北京的人力车夫在历史舞台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亮相。透过这件往事，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北京风起云涌的政治格局。

电车风潮的经过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说完：1929年10月22日晚上，2万多名北京的人力车夫涌上街头，砸毁了60辆有轨电车。

车夫们为什么砸电车呢？我们立刻就能想到一个理由：因为电车抢走了车夫的生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人力车毕竟是比较落后的交通工具，有了电车，谁还坐人力车呢？车夫们砸电车，一定是因为生意受到了影响。这种解释听上去很有道理，但你仔细考察一下历史的经过，就会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

要知道，电车风潮发生在1929年，而北京的有轨电车早在1924年就开始运营了。要是电车对人力车行业的冲击很大，中间这五年，怎么就没发生大规模的人力车夫砸电车的事件呢？其实，从数据上看，电车对人力车行业的影响并没有多严重。别说是在1920年代，就是到了1935年，全北京的电车，在客流量和收入上，都还远远比不过人力车。

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票价。电车的票价比人力车便宜，但还不够便宜。劳工阶层的老百姓还是坐不起车。这样一来，电车和人力车的乘客其实是同一群人，也就是北京城里中高收入的居民和外地来的游客。在这群人里，电车可不见得比人力车受欢迎。因为电车上很拥挤，时不时地还有小偷和粗鲁的兵痞。坐得起电车的都是讲究体面的人，他们可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尤其是女士们，和男人们挤在一起，很不方便。对这群人来说，哪怕人力车慢一点，贵一点，他们也愿意坐。另外，人力车的服务是点对点的，出了家门就能上车，下车就到目的地了。而电车只能坐到站，下车还得走一段路。北京的街道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坐得起车的人，都不想走路。这样看来，人力车和电车相比，还是有不少优势的。

既然电车对人力车行业的冲击不大，1929年的电车风潮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要说到北京当时的政治环境了。

电车风潮发生的前一年，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下了北京城。这支军队的成分很复杂，大致有三股势力，首领分别是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阎锡山和冯玉祥都是北洋军阀出身。他们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明面上合作，背地里互相牵制。尤其是阎锡山的势力，一进城就把北京市政府攥在了手里。蒋介石虽说是整支军队的总司令，他手下的国民党却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北京让阎锡山说了算，蒋介石当然不乐意。国民党这边于是换了个思路，开始组织民间的力量来为自己积累政治筹码。从1928年6月开始，国民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成立了几十个工会，会员人数超过了16000人。这些会员代表北京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组织了大量请愿活动，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工会的领导者都是国民党的干部，这样一来，北京的国民党就达到了和阎锡山分庭抗礼的目的。

不过，事情也没有完全按照国民党的计划发展。就在国民党在北京发展工会的这短短几个月里，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工会也随之分裂成了对立的两派。到了1929年，这两个派系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眼看着就要发生激烈的冲突了。

这就是那段时期北京政局的大致情况。国民党的这一系列操作，至少给1929年的电车风潮埋下了三根导火索。

首先，国民党发起的工会政治让北京社会陷入了动荡。那段时间里，就连和尚和道士也上街游行，还在公园里召开新闻发布会。人力车夫们每天在街头看到各种各样的请愿活动，心里也跃跃欲试。第二，这段时间里，车夫们有了自己的工会。在以前，一个车夫的社会网络并不大，通常只认识自己车厂里的车夫。车夫之间还可能为了抢生意大打出手。现在，全城的车夫都加入了统一的工会组织，这就让这个群体更加团结，能够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活动。第三，在工会里，人力车夫有了明确的斗争对象。以前他们只是觉得，电车对他们的生意，多少有些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大，大多数车夫也没什么概念。可是到了1929年，国民党组织的工会发生了分裂，电车工人的工会和人力车夫的工会分属于两个对立的派系，这样一来，国民党党内的矛盾，就传导到了人力车夫和电车工人这两个原本和政治不相干的群体上。

集齐了这三个条件，人力车夫们平日里积攒的怨气就找到了宣泄的途径。从1929年春天开始，车夫们发动了一系列抗议活动，抗议政府收取过路费、公交车抢生意、乘客坐车不给钱、警察执法态度蛮横。这些请愿活动经常伴随着暴力冲突，而且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8月31日，车夫和警方发生了一起冲突，参与的车夫有三四十人。到了10月19日，一个车夫和乘客发生了口角，随即就有两三百个车夫冲上来帮忙。北京城里，人心惶惶，大家都注意到，人力车夫拧成了一股团结的力量，大规模的暴力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终于，在10月22日晚上，人力车夫的集体行动迎来了高潮。

那天，北京工会里分裂的两派在总部对峙，大量人力车夫来到现场。对峙持续到晚上7点，人群陆续散去。就在这时候，一辆满载乘客的电车刚好开过会场附近。人力车夫们听工会领袖辩论了一整天，憋了一肚子的火气正没处发泄，这时候迎面撞上了他们的宿敌，局面一下子就失控了。车夫们捣毁了第一辆电车，就沿着电车轨道一路前进，见一辆，砸一辆。一路上，其他的人力车夫见到游行队伍，也纷纷加入进来。最后，参与电车风潮的人力车夫多达两万五千人。一晚上，全北京90辆有轨电车，60辆被毁。

这么一场激烈的风潮，收尾却很潦草。警方抓捕了一千多名人力车夫，把他们押送到北海附近的一座道观里审问。道观门口架起了三挺机关枪，有四排军人站岗，看起来既威武又有些荒唐。审问进行得很草率，毕竟，绝大多数车夫都只是拿电车出口恶气，至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审判的结果是：4个国民党的工会领袖被枪决，35个人力车夫被判入狱，剩下的九百多人全都放了。北京电车风潮自此落幕。从这以后，北京的人力车和电车两套系统继续正常地运转，两个行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再也没有发生过1929年这样大规模的冲突。人力车在1950年代逐渐消失，旧式的有轨电车到了1960年代也被无轨电车取代，这对冤家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斗，彻底成为历史。

到这里，《北京的人力车夫》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就为你介绍完了。简单地做个总结：首先，我为你介绍了北京的人力车夫这个行业。从清末到1920年代，北京的道路泥泞，又有大量乘客需要体面地出行，人力车行业应运而生。北京的人力车夫主要是旗人、农民和其他行业的穷人。拉车挣的钱并不多，只够维持温饱。说完了这些基本的情况，我们从人力车夫群体稍微往外延伸，讲到了和人力车夫打交道的三类人：车厂的主人、乘客和警察。到这里，我们的视野已经扩展到了人力车夫附近的小社会。最后，我们进一步延伸到一个更大的话题，通过1929年的电车风潮，透视了民国时期北京社会的政治风云。

这本书里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比如，作者讲述了1920年代北京商会领袖的斗争，还提到了1929年电车风潮前，北京的老百姓怎么组织工会，发起集会活动。这些内容可以帮助你了解电车风潮发生的历史背景。在书的结尾，作者史谦德还套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对中国的城市政治进行了分析。这部分的内容比较学术化，作者的分析是否得当，这也见仁见智。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来原书，自己读一读。

在音频的最后，我们抛开复杂的学理，简单地说一说，今天的人能从这段历史中得到什么启发。

“得到”的贾行家老师在他的课程《贾行家说老舍》里也分析过北京的人力车夫。他有个结论，我认为是很准确的。他说，北京的人力车夫，陷入了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他们察觉不到，有轨电车的出现是不可逆的时代趋势，也不明白自己的行业终将被更现代的交通工具取代。他们对政治时局的认识就更加有限了。由于信息闭塞，在1929年，他们走上街头，捣毁电车，自认为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殊不知，他们卷入的，其实是一场和自己无关的政党内斗。

贾老师总结说，越是渺小的个体，越需要关注时代的风向。的确，这是当年人力车夫们的教训，也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引以为戒。

以上就是《北京的人力车夫》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在得到电子书，你还可以找到这本书的全文电子版。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北京的人力车夫群体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旗人，这是因为旗人断饷时，北京的其他行业多被地方势力垄断。

2. 人力车夫日常工作中发生的摩擦，来自有轨电车的竞争，以及1920年代末北京活跃的政治氛围，共同导致了1929年的电车风潮。

3. 个体越是渺小，越要关心时代的风潮，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卷入无关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