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列班与女巫》 王朝解读

《凯列班与女巫》| 王朝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凯列班与女巫》，这个书名听了，好像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其实这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讲的是欧洲近三百年的猎巫运动。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西方故事或者动画里的女巫是不是都是骑着扫帚的老太太？这些形象都可以追溯到那场五百年前开始的猎巫运动。而这个标题，则出自一个文学典故。

凯列班你可能没听说过，但是莎士比亚你肯定听说过。这个凯列班，就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暴风雨》好像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麦克白》等等其他莎翁作品那么有名，但是你肯定听过一句话，叫“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这句话就是出自《暴风雨》的。

《暴风雨》大约在1611年首演，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戏剧，可以看作是莎士比亚晚年思想的代表作，包含着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思考。在那时，正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同时也是欧洲各国争抢殖民新大陆、开辟新航线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社会矛盾也在不断激化，猎巫运动正越演越烈。

在《暴风雨》中，曾经身为米兰公爵的普洛斯彼罗因为沉迷研究魔法和学问，被自己的弟弟篡位推翻，和女儿一起流落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一个原住民，这个原住民半人半兽，可以说是丑绝人寰，还被普洛斯彼罗使唤。他的母亲西考拉克斯是一个来自北非的女巫，传说她法力高强，可以操控月亮之力，控制潮汐，也是岛屿曾经的主人。

这个丑陋的原住民，就是本书标题里的凯列班，而他的母亲，就是标题里的女巫。

你应该也能感觉到，凯列班指的是殖民地的原住民，而普洛斯彼罗则是殖民者，那为什么原住民的母亲会是女巫呢？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和莎士比亚的创作有关，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我们这就回到《凯列班与女巫》这本书。我们应该都听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知道欧洲通过剥削殖民地获得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这本书提出，猎巫运动也是原始积累的重要环节。

本书作者用《暴风雨》中这两个人物作为标题，提醒我们思考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欧洲的女巫和殖民地的原住民奴隶之间，有什么关联？这个问题，也会引出新的问题：为什么欧洲的猎巫运动的巅峰不在宗教势力最强大、最黑暗的中世纪，而是在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开始兴起、欧洲开始殖民征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为什么猎巫运动越来越强调女巫？通过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猎巫运动不仅是一种非理性的大规模迫害，还体现了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危机。通过大猎巫运动，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身体、性别、生育等等观念都在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些转变为更加适应工业时代的思想铺路，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

本书的作者西尔维娅·费代里奇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费代里奇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本书也是她的代表作。她曾亲自参与并且领导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提出“以工资反对家务劳动”，要求社会重视家庭妇女的家务劳动，并且让妇女有更多机会参与工作。她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尼日利亚任教，亲历非洲的女巫猎杀运动，启发她思考猎巫运动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

我把这本书分成几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猎巫运动，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主要的参与者等等。然后，我们来看看猎巫运动怎么改变了欧洲人的观念，比如性别分工、生育观念等等。最后，我们再探讨，猎巫运动为什么会在17世纪的新大陆，甚至在20世纪又出现。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猎巫运动本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听书之前解读过一本《猎巫：塞勒姆1692》，讲的是美国的一场猎巫运动，解读当中也提到，1692年的美国塞勒姆猎巫运动是欧洲猎巫运动在北美的一次延续。而欧洲的猎巫运动在1692年的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从15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

费代里奇指出，在中世纪晚期，也就是15世纪之前，欧洲人对“巫术”这个概念都不熟悉，更常见的是“魔法”。在漫长的中世纪里，虽然基督教教会势力非常强大，但民众普遍都相信某种不属于上帝的“魔法”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很少对魔法感到恐惧。在中世纪早期，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中东崛起，欧洲人都传说他们用魔法征服其他国家，很多欧洲底层的农奴、穷人寄希望于外来的魔法能够推翻地主、国王，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由于害怕阿拉伯人用魔法煽动民众起义，国王们开始把魔法犯罪写入法典，但此时只有造成实质损害的魔法行为才会受惩罚，而教会还会批评教育一下那些相信魔法存在的人。换句话说，在中世纪，连教会都不相信巫术之类的超自然力量。

到了后来，更恶劣的指控开始出现，这就是“巫术”。欧洲大众对巫术的恐惧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一个由上层不断煽动的过程，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很多知识精英和贵族一开始还是抱着对超自然力量的怀疑态度，他们更担心的是商人和金钱对宗教和道德的腐蚀。炒作巫术犯罪的主推手，反而是原先对怪力乱神的魔法嗤之以鼻的天主教会。第一批巫术审判出现在15世纪中期的西欧，包括法国、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等等。当时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巫魔会”，专指巫师和魔鬼的秘密聚会，后来成为巫术犯罪的主要指控之一。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484年，当时的教宗英诺森八世发布了一道诏书，叫《最高希望》，表明教会认可巫术的威胁，正式合法化对巫术的迫害行动。

在1435年至1487年间，欧洲关于巫术的论著就有28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女巫之锤》。这本书堪称当时的畅销书，不仅从神学及哲学的角度讨论了巫术的本质，还是一套猎巫实用指南，提供了识别女巫、审讯女巫、定罪处罚的整套流程。这本书的作者是英诺森八世任命的宗教审判官，他为了自己工作方便就写了这本手册，并且经过教宗批准后，于1486年公开发布，奠定了猎巫运动的标准流程。巫术被宣布为一种异端，是对上帝、自然和国家犯下的最高罪行，主要由宗教裁判所进行认定和处刑。

此后，到了宗教改革的时代，对巫术的迫害不减反增，而且重心从教会的宗教裁判所转移到了世俗法庭，也越来越强调女巫。在这一时期，巫术本身，无论有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就是犯罪，而且是死罪。在1532年，欧洲大陆当时最有权力的天主教信徒，也就是同时兼任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帝国君主的查理五世，正式宣布巫术犯罪适用于死刑。

不过，在新教那边，巫术也被认为是异端，甚至迫害更严重。当时经历了宗教改革的英格兰、尼德兰、瑞士、德意志地区等等，都先后立法判定巫术为死罪，并且要求民众主动告发嫌疑人物。当地政府会派出“巡查员”到乡下教人们怎么辩认女巫，还要求村民主动告发女巫，不然就要连坐。还有些地方会在教堂里放一个专门告发女巫的箱子，方便匿名举报。只要有人怀疑哪名女性，就可以发起公开质询，负责调查的牧师还会要求信徒主动指证。

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和天主教相互攻击对方是恶魔的代言人。在猎巫运动的早期阶段，男性在被告中的比例高达40%，他们大多是流浪者、乞丐、流动工人以及吉卜赛人和下层牧师，后来继续被起诉的男性变少。但是在猎巫运动迫害的高峰期，也就是1550年至1650年期间，就变成了女性为主。

费代里奇总结说，女巫们被指控“将身体和灵魂出卖给魔鬼，并通过魔法手段谋杀了几十个孩子，吸他们的血，用他们的肉制作药水，造成邻居死亡，破坏牛和庄稼，引发风暴”等等。她又提醒我们，要知道新教和天主教当时堪称水火不容，双方对猎巫的态度却惊人地统一，为什么？为什么猎巫的暴力程度越来越强？为什么主要目标逐渐转向了妇女？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看猎巫运动的时代背景。前面我们提过，长达三个世纪的猎巫运动覆盖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这正是欧洲向资本主义逐渐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标志不是市场繁荣，而是接踵而至的重大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主要有三部分，人口危机、政治危机、信仰危机。

首先说人口危机，它主要是由14世纪的黑死病大瘟疫造成的，大约造成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可想而知，这场史无前例的人口暴跌颠覆了社会道德，很多人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再关心怎么遵守美德，反正好人和坏人一样都会突然病死。但人口危机更深层的冲击在于，这场危机导致原本欧洲人多地少的供求关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反转，欧洲底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突然有机会翻身做主人了。以往土地稀缺的时候，领主们嫌养的人多，会直接驱逐农民，结果黑死病之后，耕地一下都空了，农民根本不怕驱逐，反正到处都缺人耕地。于是，很多人开始拒付租金和拒服劳役，也不再承认庄园法庭的禁令，当时有个作家总结说，“农民太有钱了……而且不知道什么叫服从，他们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们希望贵族消失……他们想决定我们的土地应该收多少租。”

于是，为了对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地租制度的崩溃，欧洲上层开始想办法加强控制，但进一步引发了政治危机。比如英格兰和法国先后在14世纪中期颁布了谴责高工资和游手好闲的法令，规定不工作的人必须找工作，不然就要被惩罚。法国当时的法律规定，三次被发现游手好闲，不去工作，犯人就要在额头上烙印，表示为罪犯。西班牙有地方还规定私人可以抓流浪汉，并且“无偿雇佣”一个月，等于就是给人当一个月奴隶。佛罗伦萨就更直接了，干脆宣布开始进口奴隶。

这些控制手段并不能解决最根源的矛盾，反而激化了农民和手工匠人的愤怒，在14世纪末，欧洲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起义。比如1381年发生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为了反对限制最高工资的劳工法和缴纳人头税法案，农民们直接打进了伦敦，要求废除贵族特权。在法国、意大利等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了联盟，在城市、城堡和庄园围攻领主和教会，要求降低地租和增加自己的代表权。到15世纪的时候，几乎全欧洲都卷入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政治危机中，中世纪的农奴制几乎被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农民，他们只接受更高的报酬。例如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农民，务农每天的工资相当于一头猪或一只羊的价格。在这种优渥的环境中，农业庄园一度实现了自给自足。

随之相伴的还有信仰危机。当然，欧洲在中世纪就存在各种异端运动。比如在12世纪和13世纪，有一个“千禧年运动”，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到处煽动穷人攻击教会和领主。还比如清洁派，他们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反对杀生，而且还支持宽容其他宗教，拒绝婚姻和生育，给宗教当局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异端运动，这些运动宣扬，当时的教会充斥着贪婪、腐败和丑恶的行径，不应该通过他们来了解上帝。也正是为了清除这些异端，天主教会才建立起宗教裁判所。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时候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起义并非是以谋反、叛乱罪名被判刑，而是被宗教裁判所认定为异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异端不仅仅在教义上反对教会权威，还号召推翻腐败的欧洲贵族和教会，对世俗政府和教会都形成了威胁。异端教徒大多都是来自底层，也是前面所提到的各种起义的主要参与者，异端也是他们反抗行动的一部分。

在这三大危机的冲击下，所有人都能感觉到风暴的气息：欧洲的封建社会制度逐渐在走向瓦解，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诞生出来。宗教改革家闵采尔在1524年写道：“世上所有人都将受到巨大的冲击。一场比赛将会来临，不虔诚的人将被抛下宝座，受压迫的人将会起来。”社会的进步并不总是和平和美好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还需要完成一步，也就是老生常谈的“原始积累”，劳动力和财富开始越来越集中。欧洲从15世纪开始，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价格革命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农民失去土地，物价上涨让人们陷入贫困，再次将刚刚获得喘息之机的农民和手工匠人变为无地、没钱的劳动力预备队，而这时猎巫运动也开始了。

好，那么我们就要正式回答前面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欧洲的宗教改革反而加重了猎巫？为什么猎巫越来越强调女巫？费代里奇的答案是，因为猎巫运动是原始积累的重要环节。她把猎巫运动和社会整体的危机与变革联系起来，指出猎巫运动看起来是一场宗教运动，实际上还为前面讲的三大危机提供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帮助欧洲在资本主义过渡期实现了原始积累，包括改变欧洲社会与生育相关的道德观念、创造出新的性别和家庭分工等等。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强调女性，第二点是强调生育。

我们结合案例，慢慢解释。

最基本的问题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欧洲逐渐取得统治权后，要如何应对劳动力危机？就在这个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人口数量直接与劳动力供应相关，很多思想家提出公民数量将决定国家的财富。这种思想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法国国王就说过，“国王的力量和财富在于其公民的数量和财富”，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妇女可以生育，这是“可以抵消所有弱点的美德”。在猎巫运动的同时，欧洲国家开始进行包括出生、死亡和婚姻的人口记录、人口普查。

总之，让女性多生育就成为一件具有全国意义的头等大事。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等国家立法要求，妇女怀孕时就必须登记，如果秘密生下婴儿，而且婴儿在受洗前死去，母亲无论是否被证实有任何不法行为，都会以杀婴罪被处死。根据这条法律，只要女性怀孕之后没有生下孩子，又或者是生下的孩子死了，就会变成嫌疑犯。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被处决的妇女有两大罪行，杀婴，还有一项就是巫术。

这和猎巫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如果仔细看当时女巫的指控记录，会发现女巫们的罪行中流行最多的说法之一就是品行不端，主要说的是和性有关的品行。所谓品行不端，实际上有一个列表，包括妓女、同性恋、老年人与年轻人发生性关系、裸体、跳舞等等。费代里奇总结说，这些行为概括起来就是，不具生殖性的性行为，浪费了能够带来生育的性欲。很多女巫被审判时都要求回忆自己的性经验，以便审判者判断是不是不合理的性行为。不仅如此，中世纪很流行的流产和避孕方法，比如一些改变月经周期的草药配方，都被列为了巫术。

对猎巫者来说，因为女性有子宫可以生育，所以女性也是性欲的化身。他们强调，巫术会让性欲吞没男人的灵魂和身体。《女巫之锤》的作者们说，“女人看起来很可爱，摸起来却很脏；她们吸引男人，只是为了损害他们。”他们认为女人的恶习“害男人失去了灵魂——也许还有他们的性器官。”因此，在猎巫者看来，消灭巫术就是消灭不可控制的欲望。

《女巫之锤》还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介绍女性产婆，认为她们更容易变成女巫，并指控她们比其他女人都要糟糕，因为这些女人帮助母亲摧毁了子宫的果实。猎巫者建议不要让妇女从事这一职业，除非此人首先证明自己是一名“好的天主教徒”。于是女性开始逐渐被排除出产科，一些地区要求女产婆上报每一次助产，并且监视是否是非婚生子女，否则就禁止从业。而男性助产士逐渐在欧洲取代了女性产婆。在猎巫运动之后，也就是17世纪左右，生育从家庭事务变为了公共事务，成为解决劳动力危机和财富增长的可控环节。

顺理成章地，因为需要女性专心生育，欧洲当时的猎巫运动也催生了新的性别分工，开始逼迫女性减少劳动甚至完全排除在劳动之外。费代里奇指出，不仅中世纪农村的妇女要和男人一样在田里劳动，也要纺纱、做饭、照料牲畜，而且在城镇中，妇女还可以打铁、屠宰、做面包、当医生和做零售等等。而到了猎巫盛行的时代，女性反而不允许继续在外劳动。

16世纪以后，欧洲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大量失去土地，流浪的农民有男有女，但这一时期的流浪女性却容易被指控为女巫或妓女，或者二者同时都是，反正不被视为预备劳动力。当时的欧洲法律对大规模流动的妇女越来越严苛，指控她们为女巫和妓女的流程过于简单，惩罚却很高，比如西班牙禁止女性流浪者在街上睡觉，否则就要剃光头并禁止入境，而法国把强奸妓女都合法化了，更不用提女巫会被直接烧死。当时有一句谚语，叫“年轻做妓女，年老变巫婆”。《女巫之锤》的作者们解释说女人更容易实施巫术，因为她们“贪得无厌”，也出于类似的理由，女性被认为不能多参加工作。对于女性出外劳动的限制，就这么和猎巫运动结合到了一起。

当时倡导狩猎女巫的法国思想家说，“我们必须惩罚许多人，从而在人群中散布恐怖。”事实上，正是通过大规模的猎巫活动，全欧洲陷入了一场对女性的微观内战。作者认为，新生的劳动力队伍中的男女也就被分化开来，无法形成中世纪末期挑战贵族的合力，这就解决了欧洲先前的政治危机。同样，在人人参与的猎巫之中，信仰危机也被抛诸脑后。而三百年间猎巫运动散布的恐怖，推动了新的性别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诞生，将女性排除出劳动的生产领域，并将女性固定在家庭和生育的功能上，负责为全社会照顾劳动力的再生产，奠定了后来欧洲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

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女巫讲了，那凯列班呢？凯列班这个名字，恰好是“食人者”的英文谐音，而英文的食人者，就来自西班牙人对美洲原住民的称呼，西班牙人认为他们吃人，所以就用他们的部落名称代指“食人者”。

之前我们提到过，凯列班的母亲女巫西考拉克斯被放逐到岛上，但女巫死去之后，岛上只留下了没有魔力的凯列班。后来，外来的欧洲人普洛斯彼罗教凯列班说人话，学习知识，凯列班则告诉他们岛上的物产都有哪些，帮他们活下来。然而，后来凯列班却想要强奸米兰达，普洛斯彼罗囚禁了凯列班，斥责他是魔鬼的儿子，天性邪恶，无法改变，于是用魔法逼他当了奴隶，称他为“我们的坏东西”。

后来，当普洛斯彼罗在岛上住了十二年之后，篡位的弟弟和那不勒斯国王因为暴风雨，阴差阳错地搁浅在这个岛上。凯列班被船上的小丑和水手带来的美酒所迷惑，以为他们是上天派来的英雄，就想扶持他们为新的国王，取代普罗斯彼罗。

当然，结局是普洛斯彼罗挫败了他们的阴谋，而且他的女儿还被许配给了那不勒斯的王子。最后普洛斯彼罗以理性和人文主义为原则，宽恕了所有人，和他们一同回到大陆上，留下了凯列班。

整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得出莎士比亚的确意识到了当时社会面临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所以只能靠抽象的宽恕来实现解决矛盾。从他设计的女巫生下凯列班、凯列班与欧洲的底层结盟这两个情节，不难看出莎士比亚认为当时被殖民的原住民、被猎巫的女性和欧洲的底层劳动力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欧洲，猎巫运动被用来使新生的劳动力大军就范，而在美洲，猎巫发挥了完全一样的作用，而且美洲的猎巫运动受害者也是以妇女为主。个中原因，部分是因为很多美洲文化中女性地位不算低，宗教中有重要的女神，女性也要担任祭司或者治疗师，是社区的重要成员。但在西班牙人统治下，女性除了要被迫做矿工或纺织工，还可能被殖民者强占。为了避免受到非人待遇，甚至有妇女带领全家自杀。在美洲的大规模猎巫，让旧世界的猎巫者更加相信魔鬼存在，两场猎巫有关联的其中一个例证是，在目睹美洲原住民的食人习俗后，欧洲猎巫者对女巫的宣传也开始从女巫会杀婴，变成了女巫吃小孩。那些试图反抗殖民统治的原住民，就是“凯列班”，而他们的巫术，其实只是试图回归他们自己原本的信仰，这正是他们反抗的手段。

前面说过，1532年统治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宣布巫术要被判处死刑，而1532年也正是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南美印加帝国的年份。在美洲，殖民者宣称美洲的土地是魔鬼的土地，美洲原住民的宗教仪式都是“巫魔会”，是他们模仿欧洲人侍奉上帝的方式发展出的侍奉魔鬼的方式。所以欧洲殖民者一边逼迫原住民改信基督教，消灭他们的文化，一边要求他们给种植园、矿井当奴隶工人。

我们也可以趁机解释一下，为什么欧洲巫婆的常见形象就是个老妇女？实际上，中世纪时期的老妇人基本上是由乡村的公田供养的，特别是那些失去丈夫的老寡妇。而在土地私有化的浪潮中，老妇人就丧失了维生方式，不得不去乞讨，甚至偷东西。当时的人们声称有一种巫术，叫做“邪恶之眼”，就是乞丐的请求被拒绝后施加的诅咒，往往就是一个恶毒的眼神或者动作。比如1585年，一个英格兰的65岁老寡妇被指控为女巫，指控她是女巫的证据就都是邪恶之眼类型的。当时指控她的人说，她偷偷摘了豌豆被人发现，她就把豌豆都扔了，结果地里就不长东西了，或者他跟富人借发酵用的酵母，富人拒绝以后，家里的酿酒台就坏了。实际上，很多类似案件无非是富人发现家里少了点东西，或者东西损坏了，就以巫术的名义把问题神秘化，提出女巫指控。这些自称的农田减产或工具损坏，很有可能是自己的责任，被告的女性只是替罪羊。诸如此类的女巫案件非常多，许多因巫术而被指控和受审的妇女都是又老又穷，背后的原因就是，她们就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典型受害者。

费代里奇说，猎巫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个环境中，“过得好一些的人”一直生活在对“下等人”的恐惧中。其实那些被指控为有巫术的人，就是违背新的社会秩序的人，往往也是这个社会当中受苦最深的人，这就是凯列班与女巫的关系，他们就是全世界受苦的人。

最后，我补充一个案例，可能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女巫罪受害者，那就是法国的圣女贞德。我们都听说过英法两国历史上有一场百年战争，在1429年时，法国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当时圣女贞德自称得到上帝启示，站了出来，对英军连战连捷，挽救了法国。但是后来，她被英军俘虏，并被英国的宗教法庭指控为女巫，说她所谓“听见上帝指示”，听见的是魔鬼的声音，而且还有她是女巫的其他佐证——比如贞德平时穿男装、绑腿、戴男人的帽子等等。她的案例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女巫狩猎的实质就是一种政治操纵，这时代的欧洲，就算是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也可以因为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被冠上女巫罪。

总结一下本书观点，正是通过十五到十七世纪的大规模猎巫运动，欧洲社会从上到下人们形成了一种对女性、对欲望的价值共识：他们认为只为了满足欲望的浪费是一种罪，不为生育的性更是一种罪。在当时，一些宗教改革家也把欲望和生育绑定在一起，他们认为不能促进人口和财富增长的欲望都是浪费，是有罪的、不道德的，而且还认为女性作为行走的子宫当然要为这些犯罪负责，罪名就是巫术。

通过这本书，我们能非常具体地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带来的社会变革，是如何体现在社会具体细节之处的。三百年间，欧洲有数十万“女巫”被处死，主要是农妇和奴隶，也有产婆、医生等等。从客观的角度看，巫术当然是一种宗教迷信，更是一种自上而下作为给抵抗掠夺的行为定罪的手段，也是自下而上作为占据日益减少的资源的手段。也就是说，这时代的欧洲巫术是为响应社会过渡期的危机，才诞生的狂热，玄学的外衣下是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方式。

同样，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出色的历史学者，不仅能从遥远的历史之中抽丝剥茧地整理出历史的真实面貌，还能捕捉到与现代共鸣的深层原理，警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随着人口、政治等方面的危机逐渐解决，还有科学的不断发展，欧洲的猎巫运动偃旗息鼓，但是比如家务就是女人该做的、生育是女性的责任等等观念至今仍在流行。我们常说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何判断是不是糟粕呢？本书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可以先追溯某个观念诞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和现在相比较，如果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就应该考虑是不是不适应现代社会了。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看似遥远的历史，就是这样为我们当代的普通人贡献着进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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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猎巫运动也是原始积累的重要环节。

2. 猎巫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个环境中，“过得好一些的人”一直生活在对“下等人”的恐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