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 可佳解读
《何以中国》| 可佳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的作者许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遗址工作站的站长。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城市考古的研究，近些年来所撰写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著作都是围绕着早期中国这个主题进行的，很受公众欢迎。
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介绍考古学家如何通过考古发现来重建早期中国历史的书。早期历史文献的记载总是扑朔迷离，需要考古学来重建，考古学家正在逐渐逼近历史的真相。作者在书中就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外影响力进行了详细解说，为你展示了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并没有出现王朝迹象，只有到了二里头阶段，早期中国这一政治意义上的实体真正成立，“何以中国”的发问基本得到了解决。
核心内容
第一，早期中国研究的缘起，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考古发掘来研究早期中国。
第二，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讲述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概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前期，陶寺由盛转衰，嵩山周围出现区域整合迹象，新砦集团横空出世，并为二里头王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三，早期中国的诞生。讲述夏王朝晚期定都于二里头，王朝气象正式形成和它的表现。
第四，早期中国的对外影响力。展现了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所具有的对外影响力，是真正的早期中国的雏形。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音频要讲的这本书叫做《何以中国》，副标题叫做“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这本书由三联出版社发行，不到200页，字数不多，但图文并茂，内容十分丰富，书中的线索很多，我会用大概32分钟的时间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了解早期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在解读这本书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几个书中的名词，有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等。这些名词在考古学上都是鼎鼎大名的，但公众可能并不熟悉，它们都是著名的考古遗址，有几个考古学文化也是以它们来命名的。在考古学家对这些遗址进行发掘之前，没有人知道它们，它们只是一个村子或更小的地理单元的名字。就好像著名的仰韶文化，在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并且命名它之前，它只是河南渑池县一个叫仰韶村的存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人类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需要考古学家通过发掘，来重新建构这段历史。对二里头、陶寺、新砦等等这些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复原出文献记载很模糊的早期中国形成前后的模样，甚至有关的历史文献记载是否正确，都可以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材料进行验证。本书所说的早期中国，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相当于文献记载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
这本书讲述的主要内容是最早的中国是如何诞生的。全书围绕着公元前2000年这一时间节点展开叙述，此节点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因为它大体上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建立的时间。全书叙述了这一时期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所面临的衰落和暴力迹象，以及嵩山周边邦国林立的历史场景，考古发现不支持文献的记载，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出现统一的王朝气象。在一百多年后的新砦期，新砦遗址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整合因素，并开始崭露头角，最后终于迎来了最早的中国，即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登场。
本书的作者是许宏，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站的站长。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城市考古的研究，近些年来所撰写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著作都是围绕着早期中国这个主题进行的。早期中国是知识界和社会近些年所关注的话题，因此他逐渐树立了超越考古学领域的声望，再加上他开设微博，发表了很多博文，与青年学生和公众互动频繁，所以很受公众欢迎。
《何以中国》这本书，最初是他每隔几天发表于微博的文字，后来进行了汇总，就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本书。许宏的文章以文笔轻松著称，同时又不失学者所具有的严谨性，有时一句不经意的话，背后可能有众多学者和他自已大量的研究在做支撑。因此有些主题，语言读起来看似轻松，但线索很多，很多问题还有不少争论，非考古专业背景出身的公众完整理解起来并不容易。
好了，介绍完了这本书的一些背景情况和作者简介，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详细解读这本书。这本书主要有四部分重点内容，第一， 早期中国研究的缘起，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考古发掘来研究早期中国。第二， 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讲述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概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前期，陶寺由盛转衰，嵩山周围出现区域整合迹象，新砦集团横空出世，并为二里头王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第三， 早期中国的诞生。讲述夏王朝晚期定都于二里头，王朝气象正式形成和它的表现。第四， 早期中国的对外影响力。作者展现了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所具有的对外影响力，是真正的早期中国的雏形。
先说第一个重点内容，早期中国研究的缘起。这里需要我先稍微扯远一些，交代一些学术背景，也是《何以中国》这本书的背景，便于大家理解这个早期中国诞生的故事。
中国是如何诞生的？如果你身处100多年前，肯定比今天还清楚，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从小开始学的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盘古开天辟地，炎黄大战，三皇五帝，古人几千年来记载得很清楚，没有什么疑问。可是，事情在上个世纪的“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一个出生于苏州的年轻人密切相关，他的名字叫顾颉刚。
顾颉刚在20岁的时候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平时学习之余喜欢听听戏，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很牛很雅的业余爱好，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喜欢追剧，喜欢看电影，大家都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顾颉刚这个年轻人却在看戏的过程中逐渐悟出来一些东西，他发现这些戏剧中的人和事往往会不断变化，剧本不断被后代改编。如同今天的电影剧本会因为投资方的需要，或者因为广告商的要求改写，甚至会因为某个明星的需要不断改写，最后拍出来的电影和最初依据的小说相去甚远。古人对戏剧的改编同样受到了当时人们喜好的影响，或为了迎合不同时期政治的需要，保持政治正确，弘扬正能量，不断地被修改。
牛人之所以为牛人，就是因为爱琢磨。同时代的年轻人看戏，热闹热闹就过去了，而顾颉刚这个未来的史学天才却在脑子中形成了一些疑问。他后来进入北大哲学系，并留校任助教，参与征集民间歌谣，关注的都是民俗学的内容，在这些活动中也发现了民间传说、民谣等都有这一规律。随后他在与胡适、钱玄同等学者对古史、古书看法的书信来往论辩中，早期的想法逐渐清晰，并最终形成新的认识。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也就是说，时代越是靠后，对早期历史的加工越多，传说中的古史期越长，人物越放大。
按照这个规律，他和一批年轻学者发起了对古史进行辨伪的热潮，编辑了7大本的《古史辨》，这就是著名的古史辨派。经过这一折腾，其学术破坏力是巨大的，早期传承下来的中国古史全面崩盘，三皇五帝全部不存在，甚至战国以前的很多历史都不可信了。
平心而论，古史辨派的方法是科学的，对古书的检讨也是有道理的，但据此全面否定中国早期历史就有些过了，所以鲁迅批评其“有破坏而无建设”，是比较中肯的。清代学者龚自珍曾在《定庵续集》里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关键问题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内忧外患的时期，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的早期历史没有了，这可怎么办？整个中国学术界都很着急。
讲到这里，再简单插播一位天才学者，他的名字叫王国维，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所谓甲骨四堂，是对近代在甲骨文研究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四位学者的统称，因为他们的名号里都有一个堂字，分别是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王国维在1917年的时候撰写了两篇论文，奠定了其在中国史学界的伟大地位。这两篇文章都是考证新发现甲骨上的铭文的，他发现其中有商王的先王和先公的名号，这些名号多是商人进行祭祀的时候列出来的，其顺序和名称居然能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世系一一对应起来。这一发现，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证明了至少商代的历史记载是真的，《史记》对它的记载是可信的，而且他依据的材料就是商代的甲骨，这是后代不断修改的古书所不能比的。
一方面是古史辨派对中国早期古史的全面否定，一方面是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又证明中国早期历史可能是真实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答案就是考古学。这是一门通过发掘地下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的学问，夏代、商代的文物不可能被后代修改，是真实的历史，因此，在这个阶段，考古学这样一门已经在国外存在了很长时间的学科被引入中国，也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考古学在关键时刻担当起了重建中国古史的重任，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就与本书讲述的内容直接相关了。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李济，来到山西南部寻找夏人的踪迹。傅斯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下设考古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让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去甲骨出土地点安阳小屯村，进行考古试掘，寻找商人的故地，这里就是后来著名的殷墟遗址。还有苏秉琦到陕西寻找周人先祖的遗迹，以及后来徐旭生1959年来到河南西部寻找夏墟，意外在洛阳偃师发现了本书的重点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天生具有古史的倾向，所有这些考古活动，都是与重建古史有关。希望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来重建中国的古史。著名学者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经过近百年考古学者的努力，正在接近这一目标。本书所呈现的就是这一结果，展示了用考古学重建的早期国家形成史，和文献记载有何不同。
好了，关于早期中国研究缘起的内容就说到这里，简要回顾一下。上个世纪初，古史辨派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早期的历史是层累地成的，经过历代加工，基本不可信，而考古学承担起重建中国古史的重任，尤其是文字记载很少的早期中国的历史，更是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个内容，是本书的重点部分，作者以陶寺遗址的兴衰、嵩山周围的新变化为例，来探讨了早期中国是如何形成的。按照文献的记载，公元前2000年左右，夏王朝已经建立，但这一阶段还处于考古学家定义的“龙山时代”。这里说的龙山时代最早由严文明先生提出，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800年这个阶段，它是青铜时代之前的一个阶段。
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以及王城岗、新砦等几个嵩山周边的一些重要遗址的情况，来看看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形成前，整个中国文化核心区的面貌。为什么选这几个遗址，是由于在这几个遗址进行的考古工作比较多，情况相对比较清楚，这几个遗址也都是当时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们是在二里头出现于中原核心区前的典型代表。我们会发现，在山西南部、嵩山周围等地区没有见到王朝迹象，只是在这个阶段的最后，新砦遗址在兴盛期，即公元前1850年-公元前1750年，在它之后即进入二里头文化阶段。新砦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文化面貌处于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的过渡阶段，开始发展成超大型的聚落，它的横空出世为二里头王权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这里所说的缺乏王朝迹象，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它是相对于二里头而言的。许宏曾在另一本书《最早的中国》中，详细论述了二里头文化的王朝迹象，认为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及中原地区是最早的中国。这表现在点和面两个方面，所谓的面指的是二里头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所谓的点，指的是二里头作为王朝都邑的复杂化和高度发达。许宏曾列举了二里头作为华夏第一王都的中国之最：这里发现了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使用双轮车的证据，以及四合院建筑、各类奢侈品的出现等等。而在公元前2000年，按文献记载，应该是夏王朝已经建立，但却没有发现应有的王朝迹象。
下面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作者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暴力的场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陶寺这个都城遗址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化。表现在：原来矗立的宏伟宫殿被毁掉了，一群制作石器和骨器的工匠占据了宫殿所在的地方，在他们倾倒废料的垃圾堆里，发现有几十个散乱堆积的青壮年男性骨骼，这些骨骼大部分凌乱不堪，有的骨骼还被切割。在垃圾沟的底部发现一具三十多岁的女性尸骨，身体插入一根硕大的牛角。这一恐怖场景，即使见过太多殉葬血腥场景的考古学家，也感觉不寒而栗，是什么样的仇恨，才能如此对待女人。除此之外，暴力活动还发生在贵族墓地，在这个时期往往有扰乱坑直捣墓室的中央，随意抛弃尸骨，种种迹象又表明，这不是普通的盗墓，掘墓者似乎对丰富的随葬品不感兴趣，而只是以出气为目的的毁墓虐尸。所有的这一切，似乎是一场有目的的大规模报复行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此之前二三百年前，陶寺都邑有着辉煌的过往。这里称陶寺为都邑，是指它有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的特征。那时，在山西南部建起来的这座都邑，气派极了，整个城圈全部是用夯土筑成，建筑方法近似于近代农村还可见到的筑土墙的夯筑工艺，将需要修筑城墙的地方，分成很多块，每块大约1米见方，每块采用木夹板固定，然后在夹板围成的空间内填土，并用石块或捆在一起的木棍层层夯打。城墙宽8米，围起来的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周长大约7公里，作者测算过，一个巡逻的士兵，用正常步速巡视一圈，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特意查了一下，明清故宫的面积是72万平方米，而陶寺的面积近乎4倍于故宫。而隔黄河相望，对面的河南地区，未来200年后即将大放异彩，它这时最大的城址也才只有50万平方米以下，更多的只有十余万平方米，在陶寺城址面前都只是小城，因此作者用卓尔不群四个字形容陶寺。除了面积大，地下的墓葬同样有特色，表现为等级十分分明，贫富差距极大，呈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目前发现了一千多座墓，接近百分之九十的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随葬一二十件器物的中型墓只占百分之十，而占比不到百分之一的大墓，却是极其奢华，随葬了很多奢侈品和礼仪用品，丧葬仪式十分复杂，甚至还有用人来殉葬的现象。
与这种庞大的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陶寺文化所占据的地域十分狭小，它的国土并不辽阔，只局限在临汾盆地，作者分析陶寺的统治者似乎是一群只知道享乐，不知开疆拓土的贵族，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也是吸纳多，辐射少，说白了，就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没有文化输出，不如我后面要讲的二里头那样，成为具有全国性的文化中心，辐射影响周边。
陶寺遗址具体会是谁的都邑呢？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个残破的扁壶，断茬处涂上了红色，扁壶上写有几个文字，其中一个字是“文”。关于这个字，大家没有太多争议，但是文字旁边的符号，有不同的解读。陶寺遗址到底是大禹的夏代都城，还是尧的都城？论辩的各方都没有压倒性的证据否定对方，作者并没有给出他的倾向性回答。但不管怎样，公元前2000年左右时，陶寺衰落了，退出历史舞台，并且在随后到来的二里头时代，陶寺被纳入了王朝体系。
我们再把目光从晋南转向嵩山地区。嵩山位于中原腹地的中心，1500米高的嵩山主峰是这一区域的核心，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区域，黄河、古济水、淮河组成密集的水路系统，通向四面八方。向南，入南阳盆地可至长江流域，向北，可通达华北平原至内蒙古草原，向西是关中平原，向东则是海岱地区，嵩山周围几个大的文化板块，在这里交会，未来最早的中国就是诞生在这里。
这里既然是未来二里头国家崛起“前夜”的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呢？作者用“邦国林立”四个字来概括。在这个大区域内，根据地理环境和流域的不同，分为多个小区域，每个小区域都有不同等级的聚落群存在，还有一些是中心聚落，面积比普通聚落大，出土的遗物规格要高一些。在这个区域，发现有十几座城址，军事防御色彩浓厚，延续的时间都不长，这些城址与华夏集团为了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的侵扰有关。这里说的东夷集团位于中原地区东部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山东为中心，中原人称其为东夷。有学者推测，在中原地区发现的这些林立的城址，可能与夏朝早期的“夷夏交争”有关。
嵩山周围出现的城址，具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登封王城岗。王城岗由小城和大城组成，大城是在小城废弃后兴建的，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外有壕沟环绕，在城内发现有高等级建筑的遗迹和高等级用具，例如青铜容器、玉器、白陶等，这些物品只会在大中型聚落中出现，因此王城岗规格比较高。王城岗是谁建的？模棱两可的文献记载有“禹都阳城”，认为这个地方是夏朝的建立者大禹的都城阳城。有学者提出，王城岗小城是大禹的父亲鲧所建的城，大城是大禹所建。最新的模拟实验表明，完成王城岗大城的建设，需要征调10-20个村落的劳动力，似乎动用的人数也不算很多，据此认为它为夏王朝早期都城，作者认为还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总的来说，嵩山周边各个聚落群之间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和相互抗衡性，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在这个有夏王朝诞生传说的地方，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前期，尚没有出现王朝气象。
不过，随着新砦遗址的发掘，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新砦遗址位于郑州新密市，兴盛于争议颇大的“新砦期”，大概为公元前1850年-公元前1750年。新砦遗址走向兴盛的时候，正是我们前面列举的龙山时代城址走向衰落和废弃的阶段，而在新砦之后，则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大地崛起了二里头文化，因此新砦是解开二里头崛起之谜的钥匙，但同时它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遗址。这个遗址的兴盛时间跨度很短，百年左右，文化分布的范围集中于郑州地区，北不过黄河，南不到禹州。
新砦的文化内涵十分独特，承上启下，昙花一现，因此有学者称它为“新砦现象”。它实在太特殊了，出现很多高等级的物品，如红铜礼器残片、刻有龙纹形象的陶器、具有礼器性质的玉器等。文化面貌上更多接受了外来文化因素，有整合统一的趋势，文化进一步杂交，既有龙山时代特征，又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且在新砦走向兴盛的时候，龙山时代的城址已经衰落或废弃，前面提到的陶寺、王城岗等中心聚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黄河以南，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外面有人工壕沟连通自然的河道，形成一个封闭的防御体系。外壕沟之内还有中壕沟、内壕沟，这样有三重围壕的大型的环壕聚落是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似乎是给前面介绍的中原地区城址林立的斗争史画上一个句号。
为何在中原这个地方，催生出后来的二里头国家这个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逐鹿为何要在中原？后来为何会出现“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概念？作者认为美国学者卡内罗的“社会限制理论”似乎更能解释中原国家的兴起。这个理论大体是这样的，处于中心区域的村庄，四周被其他村庄包围，难以通过迁徙来回避攻击，只能自身变得强大，超过周围村落的规模，才能处于有利地位。同时，村庄之间在战争中，相对于周边村庄，处于中心区域的村庄更容易形成攻防联盟和领袖人物。这些都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相似性，但限于考古资料的极大不充分，作者也承认，关于中原国家形成的动力、途径和机制问题，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好了，以上是讲述的第二个重点内容，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个阶段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前期，考古学家发掘的陶寺在这个时候衰落了，嵩山南部的城址是邦国林立，都没有见到有王朝气象，与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只是在较晚阶段，新砦遗址的出现，为最早的中国的都城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下面我们来说第三个重点内容，是早期中国的诞生。讲述夏王朝晚期定都于二里头，王朝气象正式形成及其表现。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西部的洛阳盆地，在二里头登场前，这个区域发现的遗址众多，但奇怪的是，没有发现城址和令人瞩目的高等级物品，可是突然间，超大型聚落二里头遗址闪亮登上历史舞台，令人感觉很突兀。所以，作者认为二里头的统治者似乎并非当地的土著。分析二里头文化，可以看到，它来源众多，与前面提到的新砦有密切联系，它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延续并且整合了逐鹿中原群雄们的文化遗产。
二里头人大约于公元前1750年左右来到伊洛河故道的这块半岛状高地，先后定居于这个地方两百多年，考古学家将他们的文化遗存划分为四期。二里头第二期，也即公元前1700年左右，二里头人开始了都邑的大规模建设阶段，人口也膨胀起来，遗址的面积由100万平方米猛增到300万平方米。
以今天的眼光看，二里头都邑的兴建明显进行了细致的规划。两纵两横的四条大路围绕出一个区域，作为宫殿区。宫殿区内开始建造大型的多进院落式宫室建筑，类似于故宫的布局，这成为后来几千年来我国宫殿建筑的主流。宫殿区以北是祭祀区，以南是贵族手工业作坊区，并围以夯土围墙。到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二里头都邑进入全盛时期，在宫殿区的周围增筑了围墙，又兴建了一大批宫殿，最大的1号宫殿，面积超过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二里头的衰落发生在第四期的晚段，时间接近公元前1500年，前期最大的1号宫殿已经废弃，在二里头遗址的旁边崛起一座新的偃师商城，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发生了改朝换代的结果，商汤革了夏朝的命。
这一部分比较容易理解，讲述了二里头的出现，以及它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政治上最早的中国至此终于产生了。虽然没有发现具体证明这里是“夏”的文字，但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晚期都城。而文献记载的夏朝前期，考古发现揭示，还没有出现十分醒目的王朝迹象，只有到了二里头时期，早期中国的王朝迹象才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
最后一部分重点，讲的是早期中国的对外影响力，作者在这部分中对二里头的影响力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二里头文化影响力的大扩张是从第二期开始的，它的影响范围所及的地方，往往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形成地方类型，属于二里头文化体系下的一个子系统，文化差异性缩小。这里所说的地方类型，就如同今天中国人的大范畴下，还有湖北人、河南人、上海人这样小的区分。前面我介绍的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在这个阶段成为了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二里头国家的疆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是模糊和相对的，势力范围内往往有异族，甚至敌对集团的存在。二里头都邑独占高等级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陶礼器出现在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内的较大聚落中，这些聚落应该是被纳入到王朝秩序中的中心聚落。二里头这样的早期国家或早期王朝，它有一些特征，它是由无数诸侯国组成的国家联盟，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独立性，有一定的等级差别，还没有出现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早期王朝通过礼乐文化来控制诸侯国。
在二里头分布的核心区以外，还有二里头的殖民据点，可能与控制重要交通线有关，或者是与控制重要资源地有关。二里头作为中国最早的国家，需要各种战略资源来支撑这一地位，而资源往往又分布不均，对重要战略物资的开发和控制，可能影响了早期国家的聚落分布和领土扩张。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铜矿和食盐，前者可以制作青铜礼器，后者是人类饮食的最重要部分。
二里头对外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不是靠军事推进和暴力输出，靠的是文化软实力。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玉器和著名的兽面纹铜牌饰，分布于中国南北，玉璋甚至远达越南北部。这些都是当地土著文化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有选择地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结果。二里头的影响范围大于《尚书·禹贡》所载的“九州”范围，中国的空间轮廓可能在二里头时代已经显示了它最早的雏形，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早期中国已经正式形成。
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二里头阶段，中原作为中国的中心地位正式形成。中原地区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地位得到确立，并且开始辐射四方。可以说，到这个阶段，早期中国，这一政治意义上的实体真正成立。考古学家通过他们的工作，证明在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晚期阶段，早期中国形成了，“何以中国”的发问基本得到了解决。
以上是作者围绕政治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展开叙述，但除了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外，还有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它形成的时间要早于政治意义上的早期中国。韩建业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已经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不是自古就有，永恒不变，它有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政治实体的早期中国是在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是另一个重要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来解读。
以上是我们对《何以中国》这部著作的解读。好了，内容比较多，最后对前面所解读的内容总结一下。
一、上个世纪初，古史辨派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早期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经过历代加工，基本不可信，而考古学承担起重建中国古史的重任，尤其是文字记载很少的早期中国历史，更是考古学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二、考古学重建的早期中国形成过程，和传世文献记载有所不同。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传统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前期，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我们看不到传世文献记载的统一强势的夏王朝，只有当发展到二里头阶段，才真正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早期中国，王朝气象才开始显露。
三、二里头这样的早期中国，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后来中国的空间范围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显出雏形。
撰稿：可佳 脑图：摩西 转述：徐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