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丨唐骋华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是李治安和杜家骥，两位都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

关于本书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是李治安和杜家骥的代表作，自从1993年出版以来就深受好评，不断再版。本书详细而深刻地描述了中国官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它是怎样运行的，又对中国历史造成了哪些影响。通过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对古代官僚政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事君治民：为君主服务，执行君主的指令，统治人民。在本书中，作者详细解释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起源、发展、运作情况及其利弊得失，进而展现了这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全貌。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为你解读的书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这两本历史经典很多人都读过，读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感触，比如，中国古代的官僚集团真是奇特的存在。一方面，哪怕皇帝几十年不理朝政，官僚集团也能自我维持，让国家日复一日地运作下去，表面看什么事都没有，这表明官僚集团是很有能力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保守、无能，效率也很低，特别是遇到全新挑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皇帝的问责，只能欺上瞒下、苟且偷生。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今天我要讲的这本书，就对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进行了大揭秘。了解了这些秘密，再来看历史上官僚集团的种种表现，你可能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李治安和杜家骥。两位都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是他们的代表作，自从1993年出版以来深受好评，不断再版，可以说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必读书之一。这本书最大的优点是非常详细而深刻，它描述了中国官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它是怎样运行的，又对中国历史造成了哪些影响。读完这本书，我们就能对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有深入的认识。

接下来，我就分成四大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的核心内容：首先我们来说什么是官僚政治，中国的官僚政治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然后，再讲一讲官僚集团跟君主是一种什么关系；接着，我们来说官僚政治是如何保持稳定运作的；最后，我们分析一下古代官僚政治有哪些弊端。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官僚政治，中国的官僚政治又是怎样产生、如何定型的呢？

官僚政治这个词，其实是从西方传来的，说到这，就必须要提到一位学术大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20世纪初的时候，韦伯仔细观察了欧美等国的行政组织，提出了“官僚制”这个概念。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按照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这个组织实行等级制，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上上级，所有的层级都依据规章制度来运作，就像流水线一样。韦伯所说的这种官僚制，是对近代西方国家的描述，它跟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有相似的地方，比方说，都实行严格的等级制，上下级界限分明，都按照规章制度运作，等等，但是两者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而这跟古人对官僚政治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前面讲过，古代中国没有官僚政治这个词，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对官僚政治这个现象没有认识，恰恰相反，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官僚政治持续时间最长，也最发达。所以，中国人很早就对官僚政治有所认识。这种认识，可以用“事君治民”四个字来概括，意思是：为君主服务，管理民众。也就是说，官僚处在君主和民众中间，对上，他们效忠君主，替君主做事情；对下，对老百姓进行统治和管理。这样，官僚就有两张面孔：在君主面前，他们是臣子，必须顺从君主的意志；而在老百姓面前，他们又是父母官，掌握了很大权力。

在这个结构中，君主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理论上讲，官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怎样管理老百姓，都是君主规定好的。这就跟韦伯所说的官僚制有本质上的不同了，因为近代西方的官僚集团上面，并没有一个握有生杀大权的专制君主，它的权力也不是君主赐予的。但古代中国不一样，说到底，古代中国官僚所有权力都是君主给的，官僚本身只不过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没有独立性。所以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本质，就是君主官僚政治，或者说帝制官僚政治。这样，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起源，也就很好回答了——从君主制诞生那一刻起，就产生了官僚政治。因为君主要进行统治，必须依靠一批专业人士，这样的专业人士被称作官僚。

资料显示，夏代就设有专门的官职，负责收税，处理犯罪问题，管理农业、畜牧业等事务。到了商代和周代，中国的官僚政治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周代，建立了完善的官僚体制。

首先，是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的明确划分。周代实行分封制，周王室所在的区域是中央政府，各个诸侯国，像齐国、鲁国、晋国，相当于地方政府，这样就出现了中央官员跟地方官员的区别。这个区别贯穿了今后的中国历史，其影响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其次，是建立了严密的等级制。在周代的官僚体制中，周天子位于顶端，他的下面是诸侯，相当于天子派往各个地方的最高长官；诸侯下面是卿大夫，担任各类官职，帮助诸侯管理国家，属于中高级官员；卿大夫下面还有士人，士人们承担具体工作，有点像现在的基层官员。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结构里，周天子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诸侯只需要履行完对周天子的法定义务，回到自己的封地上，诸侯做什么事，周天子是无权干涉的。同样，卿大夫也能在自己的封地上做主，诸侯不能随意干预。这就是分封制的精髓，所以，这时候周代的官僚政治不能叫做君主官僚政治，因为周天子还不是专制君主。

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君主和官僚集团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简单地说，专制君主开始出现了。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周王室把都城从西安搬到了洛阳，史称东周，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整个国家陷入动荡，诸侯们开始互相攻击，而且越来越频繁。据学者统计，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诸侯国之间至少发生了762次战争，平均每年多达4次，很多弱国、小国都被强国吞并了。激烈的战争让诸侯认识到，原有的官僚体制不够用了，只有把权力集中起来，才能聚集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此时涌现出来的君主，齐桓公、楚庄王、吴王夫差等人，和他们的前辈比起来，权力是大大加强了。但是光这样还不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才能保障君主掌握绝对权力。这方面的范例，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公元前359年和350年，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进行了两次变法。商鞅变法废除了分封制，虽然贵族还有封地，但不能自己收税、组织武装，必须听命于国君，这样所有权力都被集中到君主手上。由于商鞅变法的彻底性，秦国国君的权力比其他诸侯更大，成了第一个专制君主。那么，他是如何统治那么大面积国土的呢？具体来说，是推行了郡县制。郡，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郡下面设县，两者合起来，就叫郡县制。郡县制跟分封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分封制下，官员同时是有封地的卿大夫，相对比较独立，如果实力强大，还会对君主构成威胁；而在郡县制下，中央政府负责任命各地官员，郡和县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治理地方。官员的俸禄，也就是薪水，则统一由中央政府发放。那中央政府谁说了算呢？君主。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直接归君主管。

有了郡县制，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算是定型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广郡县制，设了36个郡，约一千个县。秦朝灭亡后，汉朝继承了秦朝的体制，继续实行郡县制，并且不断加以完善。之后的两千多年里，无论朝代怎样更替，郡县制都得到了保留。可以说，郡县制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形态。

那是不是有了郡县制，皇帝就放心了？事情没那么简单。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第二个问题，官僚集团跟君主是一种什么关系？

官僚集团跟君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错综复杂的。君主既要利用官僚集团进行专制统治，又要防范官僚权力过大，威胁君主的地位。为了方便你理解，我就以君主和丞相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这种复杂的情况。

我们知道，官僚集团非常庞大，从中央到地方，官员数以万计，可皇帝只有一个，他怎么管得过来呢？秦始皇、朱元璋、雍正都是超级勤奋的皇帝，连他们都不可能认识每个官员。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皇帝管理官僚集团的头头——丞相，再由丞相去领导百官。所以，丞相也被称为“百官之长”。他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皇帝制定政策。同时，丞相带领官僚集团处理日常事务，执行皇帝的旨意，并对下级官员进行监督和考核。这样看，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

我们以汉代的丞相为例。汉代丞相拥有封驳权，就是说，如果皇帝下达的指令不合适，丞相有权驳回，拒绝执行。汉代丞相甚至敢对皇帝的宠臣下手。最经典的是汉文帝宠信邓通，给了他很多好处，让他几乎成为天下首富，丞相申屠嘉对此非常担忧，他找到个机会把邓通叫到家里狠狠教训了一通，还威胁要把他杀掉，邓通吓坏了，从此收敛很多。申屠嘉的举动，对于国家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站在君主的角度，会觉得丞相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如果他有野心，不是会威胁到我的皇位吗？西汉后期的王莽，就是个例子。王莽先后做过大司空和大司马，这两个位置相当于丞相，王莽就借这个机会，大权独揽，成功篡位，导致西汉灭亡。隋文帝杨坚做到北周的丞相后，逐步夺取朝廷大权，最终迫使北周皇帝把皇位让给了他。

有了这些血淋淋的教训，皇帝对丞相的防范心理自然越来越重，总的趋势是，丞相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他的权力也被一点点分掉，到最后，连这个职位都被取消了。这里，我们讲一个标志性事件，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

朱元璋晚年疑心病非常重，总是担心那些跟他打天下的功臣们，在他死后会造反，所以，对于大臣们拉帮结派、扩张势力的行为，朱元璋的神经异常敏感，偏偏胡惟庸就撞到了枪口上。本来，朱元璋很信任胡惟庸，洪武六年，任命他为右丞相，洪武十年又升任左丞相。然而在担任丞相期间，胡惟庸打击政敌、培植党羽，搞得朝野上下都是他的人，这让朱元璋产生了警惕。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逮捕胡惟庸，并且当场处死。随后，他又严厉处治胡惟庸的同党，前后诛杀3万多人，罢官、抄家的不计其数。在处理胡惟庸案的过程中，朱元璋感到丞相这个职位对皇帝的威胁太大了，于是干脆废除。就是说，从1380年起直到清朝灭亡，在长达5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丞相这个角色，这也意味着君主专制发展到了极致。

丞相的威胁是解除了，但是前面说过的问题又浮现了：官僚集团如此庞大，国家事务如此繁杂，只靠皇帝怎么应付得过来呢？那就有必要找到丞相的替代品，这个替代品既要承担丞相的一部分功能，又绝对不能让皇帝感受到危险。所以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成立御用秘书班子。下面，我们介绍两个著名的秘书班子。

一个是明代的内阁制度。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深感政务繁忙，一个人力不从心，于是，他挑选几名信得过的高官组成内阁。内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为皇帝草拟圣旨。各地呈上的奏章，内阁先看一遍，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但风险依然存在，如果皇帝年幼，或者贪图享乐，内阁就能利用靠近皇帝的位置获得很大的权力。明代中期的张居正、严嵩，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成为权臣，对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所以清代连内阁制也不搞了，可皇帝离不开秘书啊，怎么办呢？康熙的办法是建立南书房，让大臣进入南书房办公。雍正在这个基础上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负责为皇帝的谕旨打草稿，处理奏折，日常值班，参加御前会议，等等，任务十分繁重。但是，他们的权限又被卡得很死。军机大臣没有品级、不拿俸禄，只能传达皇帝的指令，自己不能做任何决定。应该说，这种限制是有力的，张廷玉、恭亲王奕䜣、左宗棠等名臣都做过军机大臣，但没有一个对皇权构成威胁。

从丞相制到内阁制，再到军机处，我们清楚地看到，君主专制在一步步加强。这个过程可以理解成君主在驯服官僚集团，让官僚集团忠心耿耿地贯彻他的意志，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过，这种驯服并不总是成功的，道理很简单，尽管理论上官僚集团听命于君主，但是它也会产生自己的利益，一旦君主的意志跟它的利益相冲突，官僚集团就会抵制、扯皮，甚至公开反抗。

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王安石变法。北宋中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在全国推行变法，力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是，此次变法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最终在宋神宗死后，变法措施基本被取消。

另一个例子是万历。万历当政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中有二十多年不理朝政。其实，万历也曾经奋发图强，使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然而后来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他跟官僚集团产生了巨大分歧。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官僚集团坚决反对，认为废长立幼不可取，必须立王皇后的儿子。万历争不过，用消极怠工的方式跟官僚集团对抗，几十年不批奏折、不见大臣，以至于作为御用秘书的内阁大学士都有好些年见不着皇帝的面。然而有趣的是，即便皇帝撒手不管，官僚政治依然保持着运转，而且，从外表上什么事都看不出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描述了这番景象——下级官员还在往上递奏章，内阁还在批阅奏章，只不过送到宫里通常得不到回复；官员的考核、税费的征收、军队的训练，也在照常进行；县一级的运行更是平静，县官该收税收税、该审案审案，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科举考试也没受影响，年复一年地举行着，大名鼎鼎的徐光启，就是万历三十二年考中的进士，明末大臣杨嗣昌，则是万历三十八年中的进士，那时候万历皇帝已经有十多年不上朝了。

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但国家依旧在运转，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自我维持能力确实令人惊讶，它像是一部机器，只要摁下按钮，就能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那第三个问题来了，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究竟是如何保持稳定运作的呢？显然，这跟中国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和再生能力有关，值得展开讲讲。先说组织结构，按照这本书的思路，我们分成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中央政府，一个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的组成，最上面的是中枢机构，也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丞相、内阁或者军机处，它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传达皇帝的旨意，督促百官执行。它们下面，按照不同功能设立了不同机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部”。六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光听名字，就知道它们各自负责哪一块。六部中最重要的有吏部、户部和兵部。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任免跟升迁，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中下级官员的命运，它在官僚政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户部掌管财政、户口等事项，相当于财政部加民政部，地方的各种税费、摊派都归户部管理，一旦有军事行动，军费也要由户部筹措和发放，它堪称官僚政治的钱袋子；兵部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把军队视作命根子，要牢牢抓在手里。

这样一个中央政府，领导着整个官僚政治的运作，那么地方政府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主要看县级政府，也就是县衙。在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里，县衙是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县官直接统治民众，所以被称作“亲民官”。县官的职位虽然小，却是国家正常运行的基石，非常重要。县官的职责，这本书的作者归纳了几条。一，鼓励农业生产。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维持运转的根本，所以，这也是县官最重要的任务。二，征收税费。朝廷规定的常规税收、临时加的摊派费用，都要由县衙征收后上交中央。三，维持治安，审理案件。县官要抓捕辖区内的犯罪分子，保护社会秩序。对于县里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通常也都是县官先处理，再上报给上司做决定。四，救荒赈灾。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变，每年都有地方遭灾，遇到灾荒，县官就要负起责任，筹措粮款，安置灾民。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介绍完了，现在说一下监察机构，它也是官僚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贪污腐败一直是官僚政治的顽疾，它一方面会侵害百姓利益，搞得民不聊生，严重的酿成农民起义；另一方面，贪污对于皇权也是一种危害。所以历朝历代都设有监察机构，对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称得上是登峰造极。在中央层面，他设立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中央官员；地方上，他在每一个省都设立了按察司，并且派监察御史常驻，严格监督地方官吏。对于被查获的贪官，朱元璋毫不手软。按照大明律，哪怕只贪污了一贯钱，就要打70大板，贪污80贯，死刑。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明初的官场相对比较清廉。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讲清楚了，我们再来说它的再生能力。所谓再生能力，通俗地讲，就是官员的选拔。任何制度要运作下去，必须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官僚政治同样如此。古代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大致来说，从秦汉到隋唐以前，主要采用察举征辟制，延续了六七百年；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延续了1300年。

先说察举征辟制。察举跟征辟其实是两个词。察举，考察和举荐，意思是高级官员对平民或者基层官吏进行考察，如果发现才能突出的人，就举荐给朝廷。怎样算才能突出呢？有几个指标，一个是孝廉，即孝顺长辈，清廉正直；一个是贤良方正，即品学兼优，为人正派；还有一个叫茂材异等，就是才能特别出众。接着说征辟，征，就是授予官职，辟跟征是一个意思，所以征辟的解释很简单，就是皇帝或高级官员看中谁，就直接聘请他做官。察举征辟制确实发现和选拔了一些人才，特别是它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得平民百姓也有机会做官，但发展到后来，它暴露出许多弊端。比如，一个人到底算不算有才，由高官显贵说了算，这就给了他们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的机会。弄到后面，推荐上来的人越来越不像样。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被推举为秀才的人，连书都读不懂；被推举为孝廉的人呢，把父亲赶出家门，根本就不孝顺。更严重的是，高官显贵逐渐把持了推举人才的通道，借机垄断高级官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征辟制被改造成九品中正制。这里的“中正”，是一个官职，专门负责发现人才，然后推荐给朝廷，朝廷再将人才分成九个等级授予官职。听起来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拔制度，但实际操作中，评价标准是由出身决定的：权贵子弟，等级就高；没背景的，等级就低。通过这种方式，权贵把重要的官位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上，代代相传，成了变相的世袭制，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就是说高官中没有寒门子弟，而基层官员中没有权贵子弟。继续这样下去，官员的选拔就会沦为近亲繁殖。一方面，这将导致阶层固化，底层永无出头之日；另一方面，官僚政治会出现机能退化，越来越不成样子。更严重的是，如果满朝大臣都是亲戚，他们就很容易形成强大的势力，对君主产生威胁，这是君主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打破这个怪圈，从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制得到推广。跟察举征辟制比起来，科举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公平，它不看出身、财富、社会地位，只要身家清白，不论年龄都可以参加科考。这就对考场纪律提出了严格要求，在唐代，考生还可以事先拜访主考官，请他看自己的作品，以此获得高分，到了宋代，这种做法就被禁止了。考官一旦上任，就要被隔离，不得与外界接触；开考后，考场要封锁，与外界隔绝；试卷上的考生名字要封住，以免考官开后门；夹带小抄、代考更是不允许的。到了明清时期，考场纪律执行得更细致、更彻底，一旦发现营私舞弊的行为，从考生到考官都将受到严厉处罚，甚至丢掉性命。这些做法，都是为了考试能够公平地进行。当然，作弊不可能完全杜绝，在古代中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科场舞弊案，其内幕令人震惊，但是应该说，在科举制实行的1300多年时间里，还是做到了相对公平，中高级官职不再被权贵垄断，寒门出贵子的机会大大增加。

而且越到后来，科举就越重要，从七品知县到一品大学士，都得是科举出身。在明代，做过内阁大学士的161人里，157人是进士；在清代，汉人要想做高官，进士是标配，就算做个知县，举人也是起码的要求。于是科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据统计，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间，总共只有11万进士，平均下来每年只录取85人。考虑到明朝中期开始，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竞争就更加激烈，很多人别说进士，连秀才都考不上，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这样。但是应该说，科举制总体上还是成功的，它保证了官僚政治的再生能力，不管怎么改朝换代，官僚政治都被保留下来，成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工具。可是另一方面，这本书的作者也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端，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降低行政效率。宋代以来，财税都要先交给中央，再由中央层层分配，这就形成了下级依赖上级、上级依赖上上级的怪圈，下级做什么事都要层层上报，最终由皇帝定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我们就能看到，战争决策、将帅任命、军队调度、前线作战，都要由道光皇帝决定，严重减弱了效率，导致清军在战场上处处被动，被英军牵着鼻子走。等打了败仗，官员害怕受处罚，于是欺上瞒下、谎报军情，这又极大地误导了皇帝的判断。这个情况，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里也做过精彩的描述。

其次，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官僚集团都积聚了大量资源和财富，发展到后来，官僚集团本身变成了一个追名逐利的群体，只要能保持自己的财富，可以置国家兴亡于不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末年，官员都成为大地主、大财主，相反，国家财政却极度困难，拨不出军费去镇压农民起义。为此，崇祯几次要求官员拿出一些个人财产，帮助朝廷渡过难关，然而没什么效果。当李自成从陕西向北京进军的时候，所到之处望风而降，北京也很快被占领，崇祯上吊自杀。随后李自成发现，那些大臣其实富得流油，但就是不肯牺牲点个人利益。

最后，官员的办事能力不足。科举考的是四书五经，通过这种方式，君主保证选出来的官员按照儒家原则来思考、做事，方便自己的统治，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虽然读书人从小读书，孔子、孟子背得滚瓜烂熟，但做官不是做学问，它要有很多具体的事，要处理各种关系，就需要人脉，需要实用知识和技术，这些书里都没有。怎么办呢？那只能依靠胥吏。

胥吏没参加过科举考试，所以不是官，做个勉强类比，他们有点像基层公务员。胥吏地位比官员差，但是，专业知识和处理事务的能力，比读了几十年圣贤书的官员要高很多。他们把国家的法令法规研究透了，案子怎么判，官员考核怎么弄，钱粮收多少、跟谁收、怎么收，工程款结算怎么报，水利怎么搞，都非常熟悉。胥吏还能传代，你是管钱粮的，你的儿子、孙子就继续管，如此代代相传，使胥吏在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人脉。所以官员要想干好，必须依靠他们，明清时期，甚至到了没有胥吏做不成事的地步。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就感叹说：“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百官都是吃干饭的，真正操纵国家命运的反倒是胥吏。

官员的无知和无能，给了胥吏搞腐败的广阔空间。他们利用官员的名义，骗取政府经费，搜刮百姓财产，这让人们对胥吏极其痛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塑造过很多胥吏角色，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贪婪、残酷和狡猾。胥吏还经常跟贪官狼狈为奸，营私舞弊，民间把“贪官”“污吏”放在一起，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每一个贪官背后，都有一群协助他的胥吏。可以说，胥吏是官僚政治的毒瘤，但是直到清朝灭亡，这个毒瘤也没有被割除。

上面这几个弊端，导致了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会出现周期性动乱。就是说，一个王朝刚刚诞生的时候，君臣励精图治，使官僚政治能够良性运行，拥有很高的效率，官员也比较清廉，越到后面，效率越低、腐败越严重，最终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建立，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清王朝灭亡，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才走到了尽头。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到这里就讲完了，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几个要点。

首先，我们说了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事君治民：为君主服务，执行君主的指令，统治人民。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起源于夏商周时期，在秦汉时期定型，持续了两千多年，它的基本形态是郡县制。

接着，我们讲了君主和官僚集团的关系。君主既要利用官僚集团进行统治，又要防范官僚权力过大，威胁到自己，所以君主想方设法限制官僚的权力，从丞相制到内阁制再到军机处的演变，充分体现了君主的用心。

随后，我们描述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运作情况。我们分成两个层面讲，一是中央层面，秘书班子加六部，它们接受君主的指令，带领官僚集团执行；另一个是地方层面，主要是县官，他们负责地方事务，替中央收税，处理本地案件，救灾救荒等。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之所以能延续上千年，秘诀就是拥有比较完善的官员选拔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它打破了权贵对高级官位的垄断，让寒门出贵子成为可能。这保证了官僚政治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保持稳定的运行。

最后，我们讲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损害效率；官僚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不管国家存亡；官员缺乏专业技能跟实际经验，不得不依赖胥吏，造成了严重的腐败。

撰稿：唐骋华脑图：刘艳转述：李璐

划重点

1.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萌芽于夏商周，定型于秦汉，持续两千多年，基本形态是郡县制。

2.中国古代官僚集团由中央的秘书班子加六部和地方官员共同组成，由科举制维持再生。

3.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存在过度集权、官员利己、缺乏实际治理经验等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