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切片，1900》 邓一丁解读

《中国切片，1900》| 邓一丁解读

关于作者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名历史学家，主攻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取静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

关于本书

著名历史学家雷颐以晚清教案问题为线索，重新审视了1900年的中国历史，对庚子国变的前因后果，以及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通过对教案问题和庚子国变的分析，本书揭示了清朝灭亡的深层逻辑：权力斗争造成政令的反复无常，逐渐腐蚀了清政府的合法性。

核心内容

本次解读会为你讲解“教案”这一晚清中国独特的社会问题，并以教案为分析模型，讲述庚子国变的前因后果，理清危机背后复杂的权力斗争。通过解读，你将理解1900年对晚清中国的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从合法性的角度重新审视清朝灭亡的原因。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邓一丁。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中国切片，1900》。这本书讲的是1900年的中国历史。它的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著名历史学家雷颐。

我们都知道，1900年，中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危机。那一年，山东的义和团在清政府的授意下进入北京，对洋人的使馆区展开了围攻。这激起了八国联军以保卫使馆为由，攻进北京城。最终，义和团被八国联军剿灭，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外逃。因为那一年是庚子年，这场危机史称“庚子国变”。

关于这段历史，当然已经有很多的历史学家做过研究了。那《中国切片》这本书又特别在哪儿呢？在我看来，这本书通过分析庚子国变的前因后果，回应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大清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

我们都知道，清朝的灭亡是在1912年。不过，按照《中国切片》这本书的分析，清朝的灭亡早在1900年就已经成了定局。这是因为，1900年的庚子国变，给清政府的合法性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在1900年之前，外忧内患之下的清帝国尽管已经是风雨飘摇，但是上到朝廷重臣，下到平头百姓，大家主流的声音仍然是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说白了，关于清政府合法性的共识还在。可是等到过了1900年，这种共识就被破坏了。在此之后，清政府虽然继续执政了12年之久，还尝试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政府，怎么可能再次转动历史的车轮呢？

最早察觉到1900年前后这一重大变化的人，可能是革命者孙中山。他在1895年和1900年的10月分别策动了两场武装起义。虽然这两场起义都失败了，但他敏锐地感觉到，在这五年间，国人对革命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举国上下都把革命者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可是到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之后，国人对革命者的恶评就不多见了，一些有识之士，甚至开始为革命的失败感到惋惜。

事后，孙中山对这一年发生的事有两个基本的洞察：第一，“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第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中国切片》的作者认为，假如将1900年作为一枚中国历史的切片，那么孙中山的这两句话，就是对这枚切片最准确的病理报告。

好，下面我们就把1900年这枚切片放到历史的显微镜下，看看清政府是如何一步步丧失合法性的。我将分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个晚清中国独特的社会问题：教案。一句话解释一下，晚清时期，洋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所谓的“教案”就是指不信教的中国老百姓和洋人教会之间发生的冲突。了解了教案问题，庚子国变就很好解释了。在第二部分，我就再为你梳理一下，庚子国变的前因后果。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晚清中国的教案。

讲庚子国变，为什么要先讲教案呢？因为，教案往往是小规模的国变，而庚子国变就是一场超大规模的教案。要搞清楚庚子国变的前因后果，教案是一个很方便的模型。

那教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晚清时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说起。其实早在唐朝，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了。不过，基督教要求信徒崇拜唯一的神，这和中国人祭祀祖先、孔子的习俗，以及灶王爷、财神爷之类的民间信仰之间存在冲突。所以，清政府从康熙晚期就开始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这项禁令实行了一百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要求下，清政府才被迫解除了对基督教的禁令。西方各国这才重新派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展开传教活动。

被禁了一百多年，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就是一个洋人带来的陌生宗教。人们对陌生的东西总是很容易产生恐惧和猜忌，更何况，洋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陌生感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产生了许多关于洋教的恐怖传闻。注意了，相信这些传闻的可不只是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人，就连见多识广的大学者也信。比如，中国近代有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叫魏源，没错，就是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那个魏源，他的《海国图志》是一本向当时的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都出现了洋人用药迷惑人信教，传教士用中国人的眼睛入药，种种荒谬的内容，可见当时的国人对基督教的误解有多深。

更麻烦的是，基督教会和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逐渐展开了权力的抗衡。在古时候，老百姓之间发生了争端，有人犯了法，一般的解决方案，是到衙门里去，请县太爷来主持公道。但是现在，他们多了一个选项，就是投靠基督教会。基督教会背靠着洋人的支持，一般的地方官员也不敢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犯了法，官府要捉拿他，那他只要皈依基督教，教会就会替他出面，帮他把事情摆平。这么一来，教会实际上成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个独立政府。一些传教士甚至像中国的官员那样，头戴顶珠，出门坐大轿，一副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的气派。既然出现了教会和官府两个权力中心，老百姓可就要选边站了。那些选择皈依基督教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逃脱了官府的辖制，也开始拒绝一些传统社会的习俗。你可想而知，他们在剩下的乡民眼里，就是一帮数典忘祖，投靠洋人的人。再加上一些现实利益的冲突，基督徒和一般民众的积怨越来越深。

事情到了这一步，中国民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针对基督教的敌意。这种敌意里夹杂了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对列强入侵中国的愤慨，以及现实中权力和利益的对抗。不过到目前为止，教案还只是一种民间纠纷。民间纠纷怎么能闹到庚子国变的地步，威胁到清政府的合法性呢？这就要怪清政府自己引火烧身了。

清政府是怎么处理教案问题的呢？答案是，借着教案来搞权力斗争。自从中国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清政府内部就大致分裂成了两派。洋务派痛定思痛，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实现国家富强；顽固派盲目守旧，只是一味地仇视洋人和与洋人有关的现代科技和制度。这两派人当然互相看不顺眼了，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经常演变到这样的局面：洋务派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却背上了崇洋媚外的骂名；而顽固派往往搞砸了重大的决策，为国家招来了大麻烦，最后却不得不由洋务派出来收拾烂摊子。教案经常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场著名的教案：天津教案。庚子国变的三十年前，1870年6月，法国驻天津的领事，被一伙愤怒的天津群众打死了。不仅杀了领事，他们还烧了法国人的教堂，还牵连到英国、美国、俄国的教堂、公馆、洋行，前前后后，死了二十个洋人。这当然是一起重大的外交事故了。那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的呢？起因就是天津的顽固派官员，利用了一则民间的谣言。

我们知道，基督教会除了传教，通常还会承担一些慈善事业。天津的法国教会就开设了育婴堂，收养了一些没人养的中国婴儿。结果，很不幸，教案发生前的几个月，天津正好闹瘟疫，法国教会收养的很多体弱多病的孩子就没扛过去，病死了。这时候，天津民间谣言四起。我们前面说过，中国老百姓本来就对陌生的洋人宗教有很多误解，这时候就有人传说，这些孩子是被法国人害死的，传教士要用孩子的眼睛做药引子。

正当谣言越传越凶的时候，天津的官府拿住了几个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这个案子知府审得很草率，头天提审，第二天就下令把这几个人贩子处决了。官府还发布了一张告示，里面有句话，大意是：风闻这几个人是受人指使，专门抓小孩来做药引子。就是这句话惹来了大麻烦。官府的告示里居然引用了一句未经证实的风闻，而且这句风闻正好印证了这段时期民间对基督教会的恐怖传说。这样一来，矛头自然就指向了教会。一时间，群情激愤，数万天津市民围堵在教堂门外抗议，这就惹出了打死法国领事，和后面的一系列事端。

按说官府的责任原本应该是澄清谣言，为什么天津府反倒要传播谣言，造成社会动荡呢？这就牵扯到清政府高层的态度了。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朝廷里顽固派的势力非常强大。这帮人既仇恨洋人，又不敢跟洋人正面对抗，于是想出了一个主意：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就在天津教案发生的前一年，顽固派的代表人物醇亲王奕譞就曾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发动民众烧教堂、抢洋货、杀洋商、沉洋船。那要是外国使馆找上门来，问中国政府讨说法呢？奕譞的主意非常不切实际，就两个字，拖着。

你要是拿奕譞的思路来看天津府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就合理多了？既然民间对洋人的教会有误解，有积怨，那官府正好帮着煽风点火，把民怨发泄到洋人的身上。

可是奕譞的这套主张真的能摆平天津教案吗？当然不行。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直接向清政府发难，威胁要出动兵舰。这时候，顽固派没辙了，他们不懂怎么跟洋人谈判。眼见事情闹大了无法收场，奕譞这帮人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要把洋务派里的大人物曾国藩拖下水。

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他剿灭太平天国，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民间，他都有很高的威望。在天津教案前不久，奕譞正忙着和他哥哥，洋务派的领导人奕䜣争权。为此，他三番五次地向曾国藩示好，想要拉拢他。可是曾国藩为官很小心，他知道自己身为汉臣，不方便掺和满族皇室的家务事，所以对奕譞的示好表现得比较冷淡。这就招来了奕譞的记恨。这时候，天津教案发生了，奕譞一下子意识到，这是整垮曾国藩的大好机会。在顽固派的推动下，曾国藩接下了天津教案这个烂摊子。

办教案是件两头不讨好的差事。一方面，天津的民众群情激愤，他们相信洋人的教堂是杀害孩子的窝点，期待着政府严惩洋人，替他们做主。另一方面，洋人也要求清政府处决天津的地方官员，不然就兵戎相见。夹在两伙愤怒的人中间，曾国藩选择了尊重事实。经过一番调查，他向公众澄清，洋人并没有抓小孩来做药引，原先传说教堂里有装着小孩眼睛的瓶子，其实打开一看，里面不过是洋人腌制的洋葱头。那既然谣言澄清了，烧教堂、杀洋人自然是理亏的。为了平息列强的怒火，曾国藩临时抓来了二十个中国人，为教案中死去的二十个洋人偿命。这些抓来充数的犯人，有不少原本就是死囚。

草草办完了天津教案，曾国藩的名誉一落千丈，他从举国称颂的“中兴名臣”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顽固派趁机起来大肆攻击洋务派的政策主张，要求皇帝讨伐洋教，惩办崇洋媚外的官员。

你看，到这里，天津教案已经从一场民间冲突，演变成了清政府高层权力斗争的舞台。从民间对洋教产生积怨，到顽固派利用民怨攻击洋人，再到洋人发难，洋务派出来息事宁人，晚清的教案，大致都经历过这三个阶段。这当然会给清政府的合法性带来严重的损害。你从老百姓的角度想一想，一开始，大家只是听说洋人在教堂里搞什么鬼把戏，忽然政府发公告，把谣传的事情坐实了。那这怎么办？大家得把洋人除掉呀，结果政府又出来抓了一帮中国人，杀了向洋人赔罪。老百姓哪里搞得清楚这里面复杂的权力游戏？洋务派、顽固派，在他们眼里都是官。他们只看到清政府朝令夕改，自己的爱国热情被反复玩弄。从1860年到1900年，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教案发生过八百多起。这些案子当然会让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失信于民，合法性大大下降。

不过，真正给清政府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击的，还是1900年的庚子国变。从前我们提到这段历史，一般只会注意到两支力量之间的对抗，一支是民间的义和团，一支是洋人的八国联军。不过《中国切片》这本书提醒我们注意，还有第三股力量。无论是义和团还是八国联军，都是被一股暗流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股暗流就是清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庚子国变的实质和教案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到了1900年，斗争的双方从洋务派和顽固派，变成了维新派和保守派。维新派的领袖是光绪皇帝，保守派的领袖是慈禧太后和端王载漪。

我们都知道，在庚子国变的两年前，1898年，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来改变古老的中国。他们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变法运动搞了一百零三天。结果，慈禧太后和一帮保守的王公大臣们看不下去了。他们突然发动政变，把维新派的主要人物抓起来杀了。康有为、梁启超逃到了国外，光绪皇帝被软禁在瀛台。这样一来，维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就摆到了明面上。

1898年，慈禧太后六十三岁，光绪皇帝二十七岁。保守派虽然暂时按住了维新派，但他们当然也会担心，再过几年，慈禧太后老到没力气处理朝政了，光绪皇帝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这帮人还在海外宣传变法维新，取得了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到那个时候，维新派重新掌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保守派离被清算的日子也就不远了。那怎么才能避免维新派翻盘呢？对保守派来说，只有彻底断绝光绪皇帝掌权的可能，心里才踏实。他们中间就有人开始盘算，要废掉光绪皇帝。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问题，慈禧太后本人想不想废掉光绪皇帝呢？这事历来有很多争议。假如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罗辑思维有一期节目，叫《政治的残酷逻辑》，详细分析了慈禧在废立问题上的复杂权衡，你不妨找来看一看。

不过，无论慈禧想不想废掉光绪，刚刚在戊戌政变中和维新派撕破了脸，她当然还是要拉拢一拨人马，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她相中了一个人，端王载漪。载漪是满族皇室中极端保守的一号人物。他性情鲁莽，没怎么读过书，只喜欢舞枪弄棒，对外强烈地仇视洋人，对内又排斥汉人。在1898年保守派和维新派的斗争中，载漪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这一边，取得了慈禧的信任。到了慈禧要培植自己的党羽的时候，载漪自然就成了比较合适的人选。

那慈禧要怎么拉拢载漪呢？要知道，光绪皇帝没有儿子，载漪又和光绪平辈。既然要架空光绪，又要扶植载漪，慈禧太后就决定，把载漪的儿子溥俊立为皇太子。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一则谕旨。在这则谕旨中，她以光绪皇帝的口吻昭告天下：朕得了重病，又没有儿子，所以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皇太子，好让同治皇帝后继有人。注意了，慈禧太后立的这个皇太子，可没有给光绪皇帝留下一点掌权的机会。她没有把溥俊过继给光绪，而是过继给了光绪的前任，已经死了二十五年的同治皇帝。也就是说，哪怕是光绪皇帝活着退位，把皇位传给了溥俊，那光绪也不是太上皇，没有摄政的资格。慈禧太后的这步棋，彻底抹杀了光绪回到权力中心的可能性。

慈禧太后的这一番操作，当然让西方列强非常不满。在列强眼里，光绪皇帝是维新派的象征，是有可能引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领袖。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保守的慈禧一派将维新派扼杀掉。早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列强就一再发声，催促慈禧还政给光绪，还派了西洋医生到宫里给光绪检查身体，向公众澄清，光绪皇帝根本没生什么大病，完全可以执政。

这些事，端王载漪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原本就仇视洋人，这时候又多了一层现实利益的考量：洋人在阻挠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他急于找到一种能够战胜洋人的力量。

朝中的权力斗争发展到这一步，那按照教案的逻辑，只要被保守派找到了一把民间的烈火，事态就会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了。就在这个时候，义和团运动在山东西北部迅速兴起。

义和团的兴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反洋教”。和大多数教案中攻击洋人的中国民众一样，义和团怀着朴素的民族情感，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他们把传教士称为“毛子”，基督徒称为“二毛子”，了解西洋的学问、会说外语、用外国的商品，这样的人就是“三毛子”“四毛子”“五毛子”……一直排到“十毛子”，通通在义和团的打击范围之内。

不过，和一般教案中的中国民众相比，义和团也有它的特殊性。它兴起于山东的西北部，在晚清的时候，那个地方实在是太穷了。穷到什么程度呢？没有地主阶层。其实在中国乡间，经常会出现一些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这其中很多是地方乡绅的私人武装。官方如果要剿灭这样的团体，通常只需要把带头的乡绅抓起来，他手下的人自己就散了。但是义和团可不一样。因为山东西北部没有地主阶层，义和团的组织形式非常松散，并不需要固定的领导者。这只是一帮练武的流民，他们相信，通过修炼一种“神拳”，会有神灵降下来附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获得刀枪不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人人都可以获得。这就让义和团成了一把无法扑灭的野火。如果官府想要镇压他们，抓捕了几个头领，那新的头领立刻就能通过降神仪式，在别的地方生长出来。对于官方来说，义和团注定是一支极难驾驭的力量。

不过载漪这帮人可不管那么多。你不是反洋教吗？正好为我所用。前面说了，载漪自己就是个习武之人，他相信义和团修炼的“神功”确实能让人获得超常的战斗力，足以击败洋人。载漪到底信不信义和团，这事倒也没法考证了。不过，不信也没关系，载漪要的就是一支仇恨洋人的武装力量，他是铁了心要用义和团的。

朝廷里的大臣倒是有些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是他们明白，反对大权在握的载漪，无异于以卵击石。既然盲目的保守派把持着朝政，明眼人又不敢吭声，那朝廷中央获取情报的途径也就被堵死了。为了搞清楚义和团的真实战斗力，慈禧太后派了个大臣去打探虚实。这个人去了一天就已经明白，义和团所谓的“神功”全是假的。但他忌惮载漪的权势，回来就跟太后报告说，义和团神功了得，可以一战。这个大臣后来背上了历史的骂名，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又能怎么办呢？说谎似乎是他唯一可以活命的选择。

就这样，在保守派势力的支持下，义和团于1900年6月7日开进了北京城。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清政府根本无法驾驭义和团，这支力量迅速失控。从12日开始，义和团烧毁北京的教堂，对传教士和教徒，不分男女老幼，大肆屠杀。不仅如此，他们还敲诈勒索一般的民众，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污蔑对方是洋教徒，格杀勿论。他们还捣毁了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包括铁路、电线、机器、轮船。

很快，这把野火就烧到了王公大臣们自己的身上。保守派里有位大学士叫徐桐，原本是极力支持义和团的，还给义和团的一位头领写过一副歌功颂德的对联，结果义和团进京，把徐桐的宅邸洗劫一空，他本人险些丧命。徐桐算是官小的，义和团所到之处，就连贝勒爷溥伦、军机大臣荣禄的府邸都遭了殃。义和团里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愿得一龙二虎头”。“二虎”指的是庆亲王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而“一龙”指的是当朝皇帝光绪。这帮人完全不懂政治的复杂性，倒是把保守派的心声一五一十地喊了出来。

义和团进京引发了更大的危机，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国组成联军，以保卫使馆为由，开向北京城。眼看着局面已经不可收拾，慈禧太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6月21日，在她的主持下，清政府向洋人宣战，并派出官兵，和义和团一道，围攻洋人的使馆区。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残酷剿杀义和团，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外逃。列强的铁蹄踏进了象征皇权神圣的紫禁城，清政府的威严一落千丈。

庚子国变的结局也和一般的教案没什么两样。在逃命途中，慈禧就一再催促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和洋人议和，保守派闯下的大祸，再次要靠主张改革的新派官员来收拾残局。只不过，和一般的教案相比，庚子国变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一年后，李鸿章和八国联军签下了《辛丑条约》。按照条约的要求，清政府要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当时的中国有四亿五千万国民，一人赔一两银子，这笔赔款是对全中国人的惩罚。

从教案到庚子国变，清政府始终陷在一个怪圈里。它既没有实力驱逐外国侵略者，又总是挑动民间朴素的爱国热情，向列强挑衅；而一旦惹下了处理不了的事端，它又不得不向自己的国民露出残酷的嘴脸，巴望着靠镇压民怨来平息洋人的怒火。由于新旧两派的权力斗争，数十年间，清政府内部在涉及洋人的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这使得它的政策总是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从民间看来，官府一会儿号召大家反抗洋人，自己却缩在后面没什么动作，一会儿又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反倒把屠刀砍向了自己的老百姓。这样一个政府，当然是不堪信任的。就这样，清政府的合法性，在一起起教案中不断磨损，直到庚子国变，终于无力回天。

关于庚子国变的前因后果，我就为你讲述到这里。最后，我想跳出这段沉重的历史，来和你分享一下我读《中国切片，1900》这本书的个人感受。以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本总会告诉我们，某年某月某日，某个人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或者，某年某月某日，某个宣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不过，真实的历史并不会在特定的事件发生时断成前后两截。更敏锐的历史学家，能够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摸到历史深层的脉络。就像《中国切片》这本书，就是抓住了合法性这个深层的变量，重新审视了清王朝的终局。

今后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变量，看出什么东西名存实亡，什么东西虽死犹生，那或许就是《中国切片》这本书带给你的一点点启发。

当然，关于历史的讨论总是开放性的。清政府是否在1900年后就气数已尽？这以后的清末新政是不是注定不会成功？这些问题你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期待你的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撰稿、讲述：邓一丁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划重点

1. 清政府内部的分裂，导致政令在教案问题上反复无常，不断损害着执政的合法性。

2. 庚子国变可以理解为一场超大规模的教案，在这场危机中，清政府的合法性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3. 抓住关键的变量，可以帮助我们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透视历史深层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