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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曲飞工作室解读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曲飞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的作者谭凯,尼古拉斯·谭克特,是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唐宋时期的精英社会,以及墓葬文化。

关于本书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中国汉朝到唐末的门阀士族,聚焦于门阀这个社会阶层的消亡,及其原因,为了发掘9世纪中国的大家族关系网,尽可能还原当时中国政治圈和社会高层的样子,谭凯分析比对了几千块唐代墓志,从而做到了有理有据。

核心内容

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是门阀大族消亡的起点,但是谭凯的研究结论是:安史之乱之后,门阀大族继续把持着中国的官僚体系,没有遭到破坏,真正给他们造成灭顶之灾的不是科举制,不是安史之乱,也不是晚唐的藩镇割据,而是黄巢起义,以及之后的军阀混战。从黄巢之乱开始,到军阀轮番洗劫,这些大族也遭到灭顶之灾,聚集了全国最多门阀大族的两京(长安,洛阳)地区,在战乱中被摧毁,精英们被肉体消灭,关系网也随之不复存在,幸存下来的人在新朝廷中仅占一小部分,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凭借家族纽带的关系网来主导国家政治了。这样,门阀大族就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退场了。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为你解读的书叫做《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3万字,我会用大约3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本书的主要内容:曾经在中国古代盛极一时的门阀大族,在唐末的黄巢之乱和其后几十年的动乱中,网络形态逐渐被消灭,这导致他们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本书的作者名字叫谭凯。他是一位美国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就是中国文化,他的本名叫尼古拉斯·谭克特,根据相近的译音,取了“谭凯”这个中文名,这种老外叫中文名的现象,在西方汉学界非常普遍,我们讲过很多这类的书,相信你也很熟悉了。

我们之前讲过一本书,美国汉学家姜士彬的《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和今天这本的主题很相似,讲的都是中国汉朝到唐末的门阀士族,这两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它们的作者也非常有渊源,在谭凯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还得到过姜士彬的很多建议和帮助。

但是不同于姜士彬研究中国门阀士族从生到死整个的历史过程,谭凯把着眼点聚焦在了这个社会阶层的消亡,及其原因,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出了跟前人不一样的观点,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是门阀大族消亡的起点,但是谭凯的研究结论是:安史之乱之后,门阀大族继续把持着中国的官僚体系,没有遭到破坏,真正给他们造成灭顶之灾的不是安史之乱,而是黄巢起义,以及之后的军阀混战。

这个结论,不是凭空做出的,为了发掘9世纪中国的大家族关系网,尽可能还原当时中国政治圈和社会高层的样子,谭凯分析比对了几千块唐代墓志,所以说,这本书堪称是一本学术版的“盗墓笔记”。

这本书的观念和逻辑结构,我们可以归纳为三个部分,分别是:

一、关于门阀大族的一些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历史上所谓的门阀大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二、在唐代,门阀大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来保住家族的地位,并且获得在官场上的升迁,直至控制了唐代中国的官僚体系;

三、就说到这本书的核心论点了,这本书关注的是门阀大族的消亡,那么是什么导致门阀这个政治集团淡出了中国历史舞台呢?这个问题,作者的观点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唐末的黄巢起义。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又为什么说传统认为的武则天改革、科举制,以及安史之乱,都不是根本原因?这些我们都将按照作者的思路来一一论述。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正题,逐一来讲一下。

第一个部分啊,我们首先要交代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书名里的“中古中国”和“门阀”这两个概念,其实在《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那本书里我们已将讲过了,再来重温一下。

所谓“中古中国”,这是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历史的划分,一般把秦朝到唐末、五代,直到宋朝建立,这段历史算作“中古”,比如这两本书里,作者都是这么划分的,但也有的书里把宋元也算成是“中古中国”。

再说“门阀”,门阀的概念发源于“士族”,士族是一个精英阶层,在《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那本书里,姜士彬重点探讨了汉末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对士族形成的作用,而在本书里,谭凯追溯到更早,他说,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官僚,大多是由擅长经学的大儒们来担任,经学,简单说就是研究儒家经典,用书里边的思想来治国理政,用最通俗的方式来理解,经学就代表着当官从政的资质,所以经学大师经常把自己的毕生学问传授给自家子弟,这样经过世代的积累,往往就会形成经学世家,他们显然更符合国家选拔官员的条件,所以更容易获得官职,就这样,学术水平和社会地位挂上钩,就形成了士族。而后来九品中正制的出现,进一步帮助士族牢牢控制住了社会上层。士族当中最显赫最兴旺的一部分,就是所谓“门阀”。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政治的高峰,这时候的门阀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讲究“郡望”。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解释的概念,“郡望”,就是郡县的郡,声望的望,“郡”指地名,“望”是指家族,郡望放在一起,就表示某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家族的所在地或是发源地,跟家族的姓氏结合起来,就叫郡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别标准。

举两个例子来说,像东晋时候最有名的两大门阀,王氏和谢氏,王氏出过东晋开国的宰相王导,还有书圣王羲之,最显赫的时候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王就是王氏,马就是皇帝司马家。但是你可不要以为,当时每个姓王的都有这样的地位,这个王氏是专指“琅琊王氏”,你不但要是王氏,还要是琅琊王氏,才有豪门子弟的地位,才能比其他地方出身的姓王的高出一等。同样,谢氏是“陈郡谢氏”,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就是郡望,不光看你姓什么,还得看你这个姓氏来自哪里,在魏晋门阀社会,门阀大族特别爱标榜这个,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可以说郡望这个概念,进一步帮助门阀大族实现了自我塑造、自我拔高,南北朝末期到隋唐初期,出现过一些特别有声望的门阀,强大到皇帝都不得不通过限制他们彼此通婚,来防止他们进一步扩大影响,比如唐高宗就曾禁止当时的七大家族联姻,这七大家族分别是: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

不过唐朝这一个朝代,郡望的重要性一直在减弱,其中一个原因,说起来很有意思,这些大家族人多钱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纳妾、多生孩子,就像作者说的,富有的精英比不那么富有的精英有更快的繁殖能力。但是呢,凡事都是“物以稀为贵”,人也一样,当这些大家族子孙繁殖太多,遍地都是,也就没有那么受人重视了,这就导致了郡望的社会效用被淡化了。

当然,这只是门阀大族衰落的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我们后面再说。

明白了郡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重要,由此我们就能理解唐代的豪门大族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掌控官场和上层社会的运作方式,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从郡望的重要性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家族的声望是根植于他们的所在地,或者发源地的,所以那些大家族,他们的多数成员,居住地是比较集中的。

墓葬研究为这个说法提供了佐证,根据唐代的家庭伦理观念,一个人死了,跟他生前家庭的关系仍然继续存在。所以人们认为死后埋在一起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大家族,他们的子弟非常看重死后能葬入祖坟。为了保证这一点,那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生活在距离祖坟近的地方,因为以当时的交通和运输条件,如果客死他乡,搬运遗体那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所以,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生活于祖坟附近。

因为这种习惯,我们只要关注唐代的墓葬,基本上就可以分析出唐代门阀大族的地理分布。

那么这些大家族一般都爱住在什么地方呢?跟今天的精英人群都聚集在大城市一样,当时的的门阀精英,也都爱把家安在京城,或是京城附近。唐代的都城是长安,洛阳是陪都,公元657年开始,唐高宗李治大部分时间就都是在洛阳处理国事了,到了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之后,已经把洛阳作为她活动的中心,唐玄宗掌权之后,也是长期在洛阳居住,直到开元24年,也就是公元736年的十月的时候,长安发生地震,玄宗赶回长安视察灾情,之后就不再返回洛阳。所以从公元657年,到公元736年这段时间,洛阳和长安事实上的地位基本等同,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一线城市”,而长安洛阳,以及这两地之间的,这本书上称为“两京走廊”,这些地方也聚集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大家族。

我们还是通过墓志研究来找证据,目前出土的、唐代担任过朝廷要职的大家族子弟墓葬,98.5%都是出土于洛阳、长安,以及两京走廊。在长安的墓志中,宣称自己是宰相之后的,占有20%,两京走廊的墓志中,这个比例高达21%,但是到了地方墓志,这个比例只有区区1%。

所以基本可以判断,当时主要的门阀大族,都居住在长安、洛阳或是两京走廊地区,而在这个范围之外,类似级别的门阀精英,只在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扬州,才有少量分布。

不仅是居住地集中,他们也通过一个密集的婚姻网络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固的利益集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京畿地区的精英是如何长久地保有权力的?

在唐代,一个人想当官,通常分为两步。首先是要获得一个“出身”,就是入朝为官的资格。对于大族子弟来说,他们获得出身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荫”,绿树成荫的荫字,但是在这读四声。如果你读过《水浒传》可能有印象,那里边杨志的理想就是“封妻荫子”,就是说,让他的后代获得一个当官的资格。当然,这个“荫”也是有名额限制的,高品官员可以选择特定数量的子孙来获得这个入仕的权利。

但是“出身”仅仅是获取官职的一个资格,不是说有出身就一定有官职,还需要有第二步,要经过一套独立的选拔程序。

唐代的官职序列,由低到高分为九品,其中,五品和五品以上的官员,是由宰相决定的。剩下的,也就是说五品以下的官员,是由吏部主持的“铨选”来决定。这个选拔竞争很激烈,根据八世纪中叶的史料记载,只有1/8 或者1/9的人能够胜出。

整个唐朝,“铨选”都是在长安或洛阳进行的,所以,京城的精英比外地的精英更占优势,因为有更广的信息和人脉。所以他们往往可以通过非正规渠道,得到来自关系网的特殊照顾。铨选的过程,要考察身、言、书、判,四项。其中言,就相当于面试答辩,根据史料表明,在这个环节,评判者很明显地青睐带京城口音的人。

隋唐开始有了科举,并且越来越重要,但至少在唐朝,科举制还是没能阻止京城精英左右官僚选拔。

因为在唐科举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叫做“荐请”。推荐的荐,请客的请。应举之前,应举人需要把自己的诗文呈递给荐举人,希望获得权贵们的推荐,而后,及第的考生还会私下以“谢恩”的形式拜谢推荐人,有这么一个环节,那就让人际关系在选拔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所以,京城精英之所以能够在唐代官僚体系中一直保持者显著的影响力,是因为无论门荫特权,还是科举考试,他们都是主要受益人,在官场的起点更高,也更容易获得好的职位。

当然,这也不是说这些京城门阀的子弟都是只会搞裙带关系,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有非常优秀的德行和能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仕途上的先天优势,让他们更能形成基于相近背景的关系网,可以说,门阀大族子弟结成的关系网,是一个整体,把持唐代的官场和上层社会。

好,上面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门阀时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些门阀大族,如何选择生活居住地,如何在唐代的制度下,把他们的家族资源变现为官职,又如何控制唐朝整个的官吏体系。那下面要讲的就是第三个部分——这种局面是如何衰落,直至消亡的。

我们先来捋着作者的思路,看一看传统上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够不够准确。

前面说了,无论是武则天刻意培植新的官吏阶层,还是科举制,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门阀大族对唐代政治的把控,甚至科举还为他们提供了更有序的晋升路径,所以作者说,这些都不是门阀大族消亡的原因。此外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发生在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和随后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大族消亡的原因。

对于这个看法,作者的观点是:否定。

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唐玄宗最信赖的胡人将领安禄山造反了,带领15万军队穿过河北,并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东都洛阳。安禄山就此自称为大燕皇帝,数月后他占领了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途中被迫处死了杨贵妃,而他自己也失去了皇位,他的太子李亨在灵武被拥立为新皇帝,就是唐肃宗。而安禄山阵营那边,安禄山后来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之后他的部将史思明成了叛军主力,他们的燕国政权维持了七年多的时间,后来被唐朝政府平定。

这就是安史之乱的简要过程,动乱期间,唐帝国的税收制度被破坏了,国家财政和土地分配制度也被打乱了,这导致了新型商人和土地精英的出现。但是作者认为,安史之乱对中国大族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虽然确实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一些名义上是由中央政府委任的地方军事长官“节度使”,对中央阳奉阴违,甚至是公然违抗,这种现象在之前安禄山控制的河北地区尤为严重,跟中央几乎是分庭抗礼,唐朝政府对它们也管不了,所以有的书上说,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中央的权威就完全土崩瓦解了。

本书的作者谭凯认为,这个说法有些夸张。

因为安史之乱结束后,中央对藩镇特别是河北地区的控制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彻底丧失,8世纪末到9世纪初,唐宪宗中兴以来,晚唐政治再度中央化,从唐宪宗统治的最后一年公元820年,直到880年之间,这期间的唐朝,虽然藩镇割据造成的离心力仍在,但是一个大体平稳的时代,强大的中央政府统治了帝国的大部分区域。

作者认为,门阀大族为这种稳定局面的出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因为在当时,中央政权跟地方的节度使们,虽然在权力分配的问题上是竞争关系,但是从人员构成上看,这两个群体其实有很大的重合度:那些节度使是哪来的?很多就是出自门阀大族,在外放到地方上任职之前,他们也是居住在两京地区的,而且因为这些门阀大族之间相互通婚,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说白了,节度使们跟中央政府的官吏们,其实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有些甚至还是一家人。

更主要的是节度使的幕僚团队,随着大家族人口的膨胀,一些大族子弟在中央政府这找不到合适的活儿干,怎么办?那些地方藩镇节度使的幕府,就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出路,一些京城大族子弟,就去了藩镇,当了节度使们的幕僚,也就是顾问。进一步说,通过在藩镇幕府中的历练,这些年轻人能够更好地找到一条快速升迁的途径。尤其是如果跟对了人,他们效力的这位节度使,未来被召回京城担当重要卿相之类的要职,那他们也就可以随同着回京,作为心腹,跟着一起在政治上飞黄腾达。

作者统计说,在九世纪,也就是唐朝的最后一个世纪,有四分之三的宰相,都在他们仕途的早期出任过藩帅,也就是藩镇的统帅。而他们的幕府成员,则包括很多跟京城大族有着血缘纽带的门阀子弟。

所以说,晚唐的政治环境虽然变化多端,但是门阀大族们,和中央政府一样,很好地适应了新的政治和行政情况。

九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在河北之外的藩镇政府,并不都是像许多史书里描述的那样,处于跋扈和半独立的状态。相反,从唐宪宗时代开始,它们再度回到皇帝及其朝廷的有力控制治下,由来自京城门阀大族的精英们把持这藩镇的职务,这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一直存在着,唐朝依然保持着强大的集权。

可能你也注意到了前面我们说的时间节点,这种局面保持到880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唐朝规模最大的起义:黄巢起义,达到了最高潮,黄巢在这一年先后攻陷了唐朝的东西两都,洛阳和长安,并且建立了齐政权。

黄巢之乱起始于公元874年,最初的领导人是王仙芝,先是在江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878年王仙芝死后黄巢成了最主要的领导人,唐朝对这起叛乱无能为力,于是黄巢的军队在公元880年渡过长江。11月17日,黄巢占领洛阳,三天后黄巢的军队进入了长安。

对于大唐王朝来说,黄巢对长安的占领,是溃败的标志。唐朝在此后又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而在这25年里,中古中国的世家门阀消亡殆尽。到了960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大族子弟几乎找不到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聚焦唐朝统治的最后25年。

黄巢刚刚占领长安的时候,还算比较文明,他训诫部下,不准许他们扰民,但是很快他手下的乌合之众就不受控制了。很快,他们制造了一场城市大屠杀。整个长安城杀人满街,唐代诗人韦庄在《秦妇吟》中就描写到“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三秦血流成河。

在这种恐怖之下,逃离长安城越来越困难。最初的大屠杀之后,暴力行为暂时得到平息,但是,有人在尚书省门上贴了一首嘲讽叛军的诗后,新一轮的屠杀又开始了。

黄巢为了找出这首诗的作者,下令屠杀了超过三千位他认为有嫌疑的人。

黄巢军队进行的最后一次屠杀发生在公元881年初,支持唐朝的军队把黄巢军队赶出长安,但是黄巢又成功的夺回长安城,这个时候他迁怒于长安城里支持政府军的百姓,放任他的士兵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

但是黄巢并没有就此罢休,在883年他最终离开长安的时候,他最后一次破坏了这座城市,《资治通鉴》记载,他焚烧了所有的宫殿、庙宇和民居。

对于长安来说,黄巢之乱仅仅是厄运的开始,在唐朝的最后20年里,长安还遭到了好几次洗劫。周边的军阀轮番进入长安,每一次进入,都伴随着屠杀和洗劫。长安城在不停重建,又在不停地被摧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破坏发生在公元904年,后来推翻唐王朝建立后梁王朝的朱全忠(后来改名朱温),下令拆除了整个长安城,当时所有剩下的宫殿、官府建筑都被拆除,居民也被驱逐,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运往洛阳。从此长安,这作有着近千年建都史的伟大都市,沦为被遗忘的城市,直到20世纪末,西安城才再次在面积和人口上,达到唐朝长安城的规模。

我们前面说过,唐朝的门阀大族,绝大多数都居住在洛阳、长安以及这两地之间,而历次动乱当中,这个地区都是被摧残最严重的,人口濒临灭绝,门阀大族集中居住的习惯,使他们在动乱中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中,大量的大族子弟失去了生命和财产,而除了直接的杀戮,更具有毁灭性的是,他们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也不复存在了,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会,悲哀地发现,不断的清洗让他们数代辛苦经营的关系网被撕得粉碎,想重返朝廷几乎变成不可能的任务。

其他经历战乱的地区,也是类似的情况。

一些残存下来的旧时精英,虽然依然具备才能,并能在新兴政权里,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得到官僚的任用。但是这些幸存者现在只剩下他们自己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朋友和家人,也就自然失去了高度依赖的关系网,再也不能跟以往一样垄断官场了。

我们说唐代的门阀大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网状的形态,是一个整体,在政治上相互提携与庇护,这样才形成了对国家的控制,而在从黄巢起义开始的持续大动乱当中,这个网被撕碎,发挥不了之前的作用,门阀大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就衰退,直至消失,作者认为,这就是门阀大族消亡的原因。

好,这本《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的主要内容,到这就讲完了,那么我们不妨再总结一下,在9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唐王朝的官僚体制由数量有限的门阀大族把持着,这些家族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结成了严密的网状共同体,往往具备着数世纪的政治影响力。

他们的家族体系从东汉就开始成型,安然渡过数次改朝换代,即使到了唐朝,他们面临着很多新的改变,比方说科举、藩镇。但是他们依然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维持他们的政治主导地位。安史之乱和之后的藩镇政府,构成了九世纪唐朝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但是,这些藩镇力量实际上依然被门阀大族所掌控。

然而,从黄巢之乱开始,到军阀轮番洗劫,这些大族也遭到灭顶之灾,聚集了全国最多门阀大族的两京地区,在战乱中被摧毁,精英们被肉体消灭,关系网也随之不复存在,幸存下来的人在新朝廷中仅占一小部分,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凭借家族纽带的关系网来主导国家政治了。这样,门阀大族就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退场了。

这就是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叙述逻辑,在结束之前,我们还要说一下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在学术谱系上的位置,本书在方法上,采取数据库系统和统计学方法,尤其强调墓主的随机抽样性质,这使得由墓志往下推的脉络十分清晰,这也使得本书提出的门阀大族构成“社会网络”的观点,论之有据。在学术观点上,本书提出门阀大族的存续时间,是直到唐末的,这跟传统上“士族终结于隋唐之前”是不一样的,但这个观点,也并不是本书的作者谭凯首创的,也曾有别的学者提出并且论述过。最后,本书有较高的价值,但也有不足,比如把黄巢起义和随后的长期动乱,认定为导致门阀大族消亡的决定性原因,而门阀在之前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的重大变革甚至改朝换代,都平安过度了,为什么这一次就没能挺过来?本书也没有给出一个非常能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让他的观点看起来有一点随意了。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撰稿:曲飞工作室 脑图:摩西 转述: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