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大历史》 裴鹏程解读
《丝绸之路大历史》｜ 裴鹏程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是著名畅销书作家郭建龙，他被誉为“用脚步丈量大地”的作家，曾深入亚欧大陆腹地，几乎走遍了丝路沿线所有国家，本书随处可见独家照片和细节描述。
关于本书
本书提出：由于密切的利益关系，中华文明一直都有对外开放的基因，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长期保持着主动性。而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走向保守，其实是由于过于“幸运”。
核心内容
第一，丝绸之路到底为中国带来什么，使中国保持对外的主动性？
第二，为什么作者认为，中国在近代的保守是“幸运”导致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丝绸之路大历史》。
近些年，随着国家整体发展，中国的全球参与度不断提高，“丝绸之路”这个话题在国内变得非常火，表现在图书市场上，便是井喷式地出现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畅销书，很多书甚至是完全同名的。
今天为你介绍的《丝绸之路大历史》是最新一部著作。作者是近年声名鹊起的畅销书作家，郭建龙。「得到听书」曾解读过他的「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穿越世界三部曲」。郭建龙被人誉为“用脚步丈量大地”的作家，他曾深入亚欧大陆腹地，几乎走遍了丝路沿线所有国家。得益于这一点，《丝绸之路大历史》全书随处可见细致的描述和独家照片。
不过，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一是“大历史”的叙述方式，二是从中国出发的观察视角。所谓“大历史”，是指用简明的框架和逻辑，抓住历史演进当中重要的节点，讲一套完整的“大逻辑”。用李筠老师的话说就是：历史事件只是药引子，大逻辑才是真见识。不过，以“大历史”方式抒写的作品有很多，就拿前两年大火的《丝绸之路》一书来说，这本书的副标题也是“一部大历史”。不过，作者弗兰科潘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撰写了一部世界通史。而郭建龙的《丝绸之路大历史》则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丝绸之路为切口，讲述了一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
依托于这样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作者郭建龙在书中提出两大创见。
我们习惯上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向域外供给丝绸等货物的商路。换句话说，丝路对我们没那么重要，另一端的人更依赖这条路。但本书却提出，中国其实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获益方。所谓的丝绸之“路”，准确说是诸多路线汇成的“网”。中国是这张大网的重要节点，与亚欧大陆同频共振。由于密切的利益关系，中华文明一直都有对外开放的基因，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长期保持着主动性。而不同时代，丝路承担的主题不同，两汉时期的主题是“征服”，魏晋隋唐的主题是“信仰”，两宋时期是“贸易”，蒙元时期是“帝国”。
既然中国是丝路主要获益方，为什么明清会走向闭关自守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常见答案，从社会需求来说，中国自给自足，对外往来不迫切；从统治者心态来说，明清王室因自大而封闭。但作者认为，中国在近代走向保守，其实是由于过于“幸运”。
下面我们分两部分了解本书精华内容。第一，丝绸之路到底为中国带来什么，使中国保持对外的主动性？第二，为什么作者认为，中国在近代的保守是“幸运”导致的？
首先看，丝绸之路到底发挥了什么功能，使中国长期保持对外的主动性？
作者把中国和丝路的关系演变过程，分为四个主题“征服”“信仰”“贸易”“帝国”。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基调是“征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统治的王朝。之前的秦代只存在了十几年，而两汉历史加起来长达四百年。为什么汉代历史能持续那么久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很多解释，比如汉代在制度建设上懂得循序渐进，汉代统治有儒教的加持，等等。但本书提到一个很巧妙的解释，汉代长期统治与丝绸之路供给的一种战略资源紧密相关，这就是马。
试想一下马在古代世界意味着什么。在战场上，一个重骑兵相当于今天的装甲车。骑马作战，远的话，可以搭弓射箭。近的话，可以持刀砍杀或持枪对战。在和平时期，马相当于现代的“汽车”，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马的重要性不用过多解释。但可惜的是，中原腹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并不适合养马。
好在张骞通西域，给汉代统治者带回一条好消息，这就是西域的“汗血宝马”。“汗血宝马”现在仍然存在，它的学名是“阿哈尔捷金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这种马原产自中亚，耐力好，又好养活。汉武帝特别想得到“汗血宝马”，便派使者携带金子铸成的马到大宛，以表达诚意。结果，请求被拒绝了。汉武帝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便派兵攻打大宛。第一次没成功，又打第二次，直到获得汗血宝马为止。之后，丝绸之路就作为马匹供应的重要渠道，受到汉代统治者密切关注。
有本书名为《长安向西，罗马向东》，作者爱德华·伯曼认为，站在中国角度，丝绸之路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骏马之路”。不过，如果只看汉武帝时期，汉代实际获取的马匹，与付出的成本相比，有点得不偿失。但从长远考虑，丝绸之路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首先是开辟一条通道，后世统治者可以不断拓宽这个渠道，获得更多战马资源，对内稳定统治，对外抵抗游牧民族，王朝长期统治成为可能。其次，丝路带给中国的不只是马匹，还有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比如核桃、石榴、黄瓜、芝麻这些食物，吞刀、吐火这些戏法就是丝路传来的。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汉代为了保证与西方的稳定来往，不断强化对西域的控制，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西域被逐步纳入中国的历史版图。
但我们知道，要想控制遥远的丝绸之路，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汉代的实力不可能永远那么强。所以，汉代也在不断调整丝绸之路发挥影响力的方式。作者发现，针对西域，西汉以军事为主，皇帝动不动就派兵远征。东汉的国力有所下降，因此对西域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国力强大的时候出兵控制，国力下降的时候势力收缩。 但西域对中原很重要这一点是没变的，于是，东汉统治者格外注重外交手段，通过派遣使节来达到目的，而不是一味地使用蛮力。也正是从这时，中国开始认真搜集有关西域的各类情报，这成了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蓝本。
无论是西汉的军事征服，还是东汉的外交手段，中国当时对丝路的影响是借助官方力量实现的。试想一下，如果中央政府实力进一步下降，这种影响还能持续下去吗？这正是后来发生的真实历史。随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国进入三百多年的持续动荡和分裂，中央政权自身都很难保全，更谈不上控制遥远的丝绸之路了。因此，中国对丝路发挥影响力的第一个阶段“征服时代”，便宣告结束了。
以前，我们在讲接下来丝路历史的时候会说，从魏晋时期开始，丝绸之路走向衰落了。但如果我们继续把丝路看作中国“眼光向外”的通道，你会发现，接下来中国和丝路的反而更加密切了。
与武力相比，信仰的力量往往更强大、更持久。作者提到，从魏晋时期到唐代前期，中国与丝路的关系处于第二个阶段，即“信仰时代”。
为什么“信仰”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促使中国继续保持“眼光向外”呢？
结合书中观点简单解释一下。在动荡的时代，人们生活困顿，因此更加迫切地希望从精神世界获得力量。原有汉代哲学体系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简单说，“天”是个大宇宙，社会是体量中等的宇宙，而“人”是最小的宇宙，人活着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这个小宇宙符合“天”这个大宇宙。对应到现实中，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服从皇帝。不过，这套理论很粗糙，只提到有这样的宇宙，存在这样的秩序，但没有回答“宇宙从哪儿来”“我为什么要遵守这套秩序”这些关键问题。从东汉开始，人们就在努力寻找答案。到魏晋时期，玄学主张怀疑一切、打破一切，玄学创始人王弼提出，世界就是从“无”中来的。那“无”是什么呢？魏晋儒学没法很好地解释“无”这个理论。恰好，来自西方的佛教可以深刻诠释这个问题，“空”是佛教最核心的思想。你看，佛教思想其实填补了中国哲学体系的一项空白。这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机会窗口。
把佛教引入中国，满足人们的精神慰藉，正是那个大变动时代促成东西方往来的重要力量。说到这儿，你可能想起玄奘。其实，当时追逐信仰的人不在少数，穿行于丝绸之路的人有很多，作者把他们称作“背包客”。与今天自助旅行的“背包客”很像，那时的行者都怀有相近的目的，三三两两出发，他们在路上聚聚散散，回去之后各有生活，并对共同的经历怀念不已。
在这些背包客中，有一位很值得一说，这就是东晋高僧法显。作者认为，法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知名“背包客”，而且如果去看法显西行的路线你会发现，“一带一路”这个词在他身上获得了完美呈现。
法显生活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个叫后秦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版图相当于今天陕西省一带。 作为僧人，法显对佛教中的律藏特别感兴趣。什么是律藏呢，作者给了个简洁的解释，以前的人们很重视佛教中的“法”，也就是理论部分，却对“律”，也就是戒律不在意，当时中国境内佛经中律藏这一部分残缺不堪，所以，法显打算去天竺，也就是后来的印度学习原汁原味的佛教戒律。 后人非常佩服法显西行的壮举，但有一点常被我们忽视，法显西行不是孤身一人，他其实带了一个团队。只是这个团队里的成员不固定，一路上分分合合。有人死在路上，有人在中途走散，有人走到印度后选择留下，还有人跟法显一样，求学之后返回中土，成了高僧大德。
法显在前往印度的时候，走的是陆路。当时，前往印度的陆路有三条，一条经过今天新疆天山以北地区，进入哈萨克斯坦，这里草场比较多，是游牧民族经常活动的路线。第二条是从今天天山以南，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这条路是当初汉代获取骏马的通道，商人使节常走。前面说的这两条路线，虽然常有人走，但需要经过中亚，路程比较长。法显为了节省时间，决定抄近路，绕过中亚和阿富汗，经由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次大陆。这条路里程虽短，但难度很大，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是众多山脉聚集形成的巨大山结，气候严寒，地势险要，进入者九死一生。好在法显一行人互相帮扶，最终赶到了目的地。
法显在赶往印度的时候选择陆路，而在返回时选择了海路。我们知道，航海在古代非常危险，尤其是远洋航行，对于造船技术、导航技术、航行补给都是巨大考验。但作者提到，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海上贸易。到魏晋时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海上路线。法显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的国，他从印度半岛的东部入海，先抵达印度半岛东南部的狮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东南亚地区，再经过南海、东海、黄海，最后在今天的山东半岛登陆。
法显只是当时众多背包客的一位代表，从他身上我们看到，在那个大变动的时代，敢于向外探索的人不在少数，而且连通东西方的路径也不在少数。
直到唐代，三百多年的动乱终于告一段落。当中央政权再次强大，中国和丝路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汉代政策的主题是征服，只要皇帝对某个地方感兴趣，就会考虑出兵。但随着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唐代以后的皇帝知道，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征服的，要想获取利益，得采用另一种方法，这就是贸易。
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关系进入“贸易时代”。
提到古代贸易，宋代是绕不开的，宋代通过海上丝路获益无数。但奇怪的是，后人总喜欢给宋代扣上“积贫积弱”的帽子。既然宋代贸易发达，为什么国家却“贫弱”呢？
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宋代的运转模式和之前的朝代不一样。
与唐代对比一下。唐代构建的是帝国模式，辽阔的版图由内向外分为五层，中央是直辖区；外围是边境上的节度使辖区；再向外第三层是羁縻州组成的名义属地；第四层是属国，政权相对独立；属国以外那就是对唐代完全独立的区域了，但在唐代史书中，这些区域被以“朝贡”的名义记录下来。唐代要维持这样的帝国体系，需要花费巨大代价，边境要养兵，境内要养官，只靠国家财政根本无法维持。所以，皇帝们便想办法甩包袱，具体措施就是设置节度使。你看，设置节度使并不是皇帝宠幸某个臣子便赏他一块地，而是唐代国家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管理地方，只好让节度使自己“大包干”。别看历史地图上唐代版图那么大，中央实际控制区其实很有限。
再看后来的宋代。宋代版图比唐代小很多，和辽、西夏、金、大理这些政权挤在一起。看起来宋代的治理负担要远小于唐代，而事实上，宋代皇帝的担子更沉了。唐代是帝国模式下的分圈层治理，而宋代疆域有限，王朝能够得到的领土，会全部采取中央集权的治理方式；无法得到的领土，就承认为外国。 也就是说，宋代对内要把官僚队伍投送到版图的各个位置，对外还要养许多军队，防范众多强大的邻国，这对国家财政是极大消耗，因此造成了宋代所谓的“贫弱”。
学历史的时候，从唐到宋，我们总会有点失落。其实，丢失了与西域的联系，宋代皇帝未必很在意。作者提到，在中国历史上，西域给汉地造成的麻烦，远远多于贸易带来的收入。丢失西域之后，宋代反而能踏踏实实地面朝大海，发展贸易。在唐代时，海上贸易已经非常繁荣，宋代的辛勤耕耘更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关于海上丝路，很多书都有介绍，这本书提到一个观点，很有启发。在中国与海外的贸易中，有一个规律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就是：中外贸易始终是用中国的制成品去交换海外的资源类商品。比如，中国出产瓷器、丝绸、纸张，以及能够长途运输的茶饼都属于制成品，而进入中国的异域食材、珍宝都属于原料或奢侈品。
作者解释，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小。中国虽然缺资源，但适合进行生产社会化组织。而在西域和海上，大多数地区人口密度小，不利于组织生产，所以他们会拿便于采集的资源来换取中国的加工品。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国和丝路的关系。你是否发现，在前三个阶段，我们提到的征服、信仰和贸易，都是强调丝路的某项功能。丝路的综合发展，还要说到接下来的蒙元时代。
丝路和中国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词是“帝国”，你看，作者在这里不强调丝路的某项具体功能，而是强调丝路在蒙元时代带来的结果，亚欧大陆被连为整体。
作者提到，蒙古人建立的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通过对西夏、金和宋的征伐，以及对西方的三次西征，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亚欧大陆出现。 而且，蒙古人很幸运，他们接了一手好牌。无论是东方的南宋，还是西方的阿拉伯帝国，这些被蒙古人打败的政权都拥有当时最开放的文明，非常重视对海洋的经营。这种开放性接下来也影响了蒙古人。 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丝路原本是沟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路线，这时，它变成蒙古帝国内部的高速路，人们通过丝路穿越各个地区，变得更加容易。
以前，提到蒙古时代的文明往来，我们会举马可·波罗的例子。书中提到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物，他叫巴琐玛，作者把他称作“一位融入世界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那个时代的通畅度。
巴琐玛可能是维吾尔人，但他并没有生活在西北地区，而是居住在元代帝都汗八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信奉景教，这是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的一支。1287年，他和一位名叫马可斯的蒙古人朋友一同出发，打算前往耶路撒冷朝圣。
在以前，由于信息所限，中国人别说赶到万里之外，远方是什么都说不清楚。而在蒙元时代，不仅地理知识变得更普及，各地区间的来往也变得更频繁，巴琐玛只是众多远行者中的一位。他很快赶到喀什噶尔，也就是今天新疆喀什。走出国门后，他们进入海都汗地界，在古代进入别的势力范围免不了盘问周旋，甚至客死他乡，但在当时，亚欧大陆到处都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巴琐玛能顺利通行。之后，巴琐玛一行经过今天的伊朗，赶到伊拉克的巴格达。这个区域当时处于伊尔汗国政权下，这也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巴琐玛后来甚至还谋得一份教职，并奉伊尔汗国大汗之命出使欧洲，访问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地。 巴琐玛的经历，充分展示了元代的开放，也体现出丝路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密切。
既然蒙元的开放程度如此之高，为什么之后的明清会走向封闭保守呢？
关于“为什么明清走向保守”这个问题，学界已经有过非常多的讨论。本书给出一个独特的回答：中国近代的保守其实源于中国的幸运。
作者在书中提到，长久以来国内都有一个错误观念，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悲惨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局限于近代一两百年的历史，观察整个中国史，你会发现，其实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幸运的国家。中国拥有天然能够统一的地理环境。打开一张世界地图你会发现，除了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以外，黄河沿线的谷底、长江沿线的平原和盆地，彼此相连。在世界上除了后来的美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如此广袤的、适合种植的平原地区。这是中国抽到的第一张好牌。只有平原还不够，印度北部地势平坦广阔，无奈总是遭到外部力量冲击。而上天却给了中国一圈屏障，从东方的海洋、北方的戈壁到西北的沙漠，再到西部的高原和山脉，中国的农耕区被保护得严严实实，足够安全。这是第二张好牌。
有了这两张牌，中国的统一变得相对容易。而一旦中国恢复了和平，中国人那种“耕耘一块土地”“成就一番事业”的心态便立刻释放出来，很快，这块土地会迅速衍生出庞大的国民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这一点已经被中国历史反复证明。
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确是幸运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作者又说这种幸运造成近代中国的保守呢？
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全书结尾进行了论述。总结一下可能是两句话，第一，宅久了就不想出去了。中国人出去看看的好奇心减弱了。第二，垒起一堵墙挡住了别人，也拦住了自己。有的时候中国人也想冲出去，奈何障碍太多，行动不便。 一言以蔽之，就是安生日子过久了，心态会保守。
作者特别强调，这种保守心态会在面对冲击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保守。
最早的例证是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中国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朝各个政权，无论是选官用人，还是社会文化都变得内敛保守。唐代，中国的世界性达到了顶峰。然而，即便唐代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开放，但和同时代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相比，依然开放不足。
作者认为中国最不幸的王朝更迭来自宋代。宋代继承了唐代的开放性，又在国家利益驱动下，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但是，女真人灭北宋、蒙古人灭南宋过于惨烈，中国人的保守心态被再次唤醒。
但我们前面说过，在接下来的元代，丝绸之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为什么开放的基调没有传递给后来的明清呢？
作者在书中提到三点原因。第一，蒙古人的统治风格决定了，它的开放性无法被继承下来。蒙古统治者过于注重物质，只要求各地缴纳税收，却忽视了文化的整合。这样粗放的治理方式，使帝国内部矛盾重重，无法整合为一个整体，无法继承它整体的精神特质。第二，蒙古人的治理模式本身具有保守性。比如，民众被划分为各个等级，蒙古人高高在上，南方虽然保持了繁荣，但在社会上低人一等，无法真正分享政权，更加剧了各个群体的内向和抱团。第三，要说蒙古人给当时的人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那一定是杀戮和恐怖，作者认为这造成了明代的民族主义大爆发，生存焦虑让明清时期的中国人，习惯性地选择了保守和排外。 因此，明清给人留下封闭的印象，这种封闭也确实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便是中国在近代经历的苦难史。
到这儿，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作者站在中国的角度分析了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的独特区位、自然条件、生存模式决定了对外沟通是中华文明发展必然选择的道路，“眼光向外”的基因一直蕴藏在中国的肌体内。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的征服之路、信仰之路、贸易之路和帝国之路，在当下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是决定着人类文明走向的未来之路。
你可能还有个疑问。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不幸，明清陷入保守，丧失了转型的能力。现代的中国可以避免再次陷入保守的旋涡吗？
作者在全书的「尾声」部分进行了分析。虽然一次次的外部冲击，给明清中国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导致明清时期的中国人为了生存而选择保守。但在近代，这个包袱已经被卸掉了。覆灭清朝的力量，不再是传统的外部冲击，而是现代思想技术武装下的内部觉醒。作者提到，不论是民国，还是新中国，建国理论都是世界性的，更强调借鉴世界的先进经验，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近几十年，中国人已经再次品尝到开放带来的累累硕果。
划重点
所谓的丝绸之“路”，准确说是诸多路线汇成的“网”。中国是这张大网的重要节点，与亚欧大陆同频共振。由于密切的利益关系，中华文明一直都有对外开放的基因，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长期保持着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