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启蒙》 刘怡解读
《世俗启蒙》|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叫做《世俗启蒙》。中译者给它加了个副标题，叫“启蒙运动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应该说非常贴切。发生在17到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在我们以往的印象里，总是和牛顿、卢梭、康德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有时我们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启蒙运动是由几百个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在书斋里完成的一场思想革命，是非常阳春白雪的。被启蒙运动直接影响的，似乎主要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最多再加上受到“冒犯”的神学家和封建贵族，反正肯定不出圈。问题是，这样的印象，真的正确吗？
我们不如来个“穿越”，回到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感受一下它的真实影响。假设你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末的欧洲平民，不算太穷，也读过几年书，那你的日常生活会非常枯燥。首先，精神消遣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你周围的人70%是文盲。市面上的印刷品有一半是宗教文献，另一半里还有不少是拉丁文的古代典籍。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出现，百科全书也没有问世。假如你不是生活在印刷业重镇，你可能连一张世界地图都买不到。其次，你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娱乐，因为咖啡在绝大多数国家还被当成药材。啤酒和葡萄酒倒是不难搞到，但大多数酒馆只营业到晚上9点。要是你想在酒馆里玩牌或者搭讪异性，治安官可能会罚你的款，或者拿鞭子抽你。至于常住居民超过10万，社会氛围比较宽松的大城市，整个欧洲只有10座。最后，你连时间都很难掌握，因为机械钟表还没有大规模量产。而你的邻居家多半连本台历都没有，他们只知道某几天是天主教圣徒的生日；至于今年是哪一年，根本没有人会关心。
这样的日子，听着都很绝望吧？但150年过后，18世纪中期，情况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讯流动变得异常活跃，普通人不仅能读到报纸和小说，还能通过本地的会员制图书馆和书店，接触到国外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长途旅行成为一种时尚，跋山涉水去到异乡的冒险家、小贵族和平民，会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让更多人了解本国以外的世界。在巴黎、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咖啡馆和沙龙是最时髦的社交场所，小城市也有形形色色的兴趣协会。人们在那里分享文学作品，褒贬各国统治者，丝毫不担心神学家和治安官会破门而入，打断他们的欢聚。更别提，欧洲商人已经把生意做到了遥远的美洲和亚洲。他们争分夺秒，寻找着新市场、新商机。时间成为了重要的盈利变量。
那在中间的一百多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造成了这样巨大的反差呢？答案就是本书的书名——世俗启蒙。它不仅发生在大学校园和实验室，也出现在街头巷尾的日常生活中。推动世俗启蒙过程的，远不只是牛顿、卢梭这样的大名人。那些默默无闻的跨境商人、书店老板、沙龙主持人，承担了更具体的“打地基”的工作。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普通欧洲人的生活，逐步远离宗教戒律和封建道德的束缚，开始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当时留下的许多习俗，甚至一路延续到了今天。学习完这本书，你不光能增加历史知识，你还能深刻体会，一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要怎样才能成功“出圈”，实现大众化和普及化。而把这里的想法换成技术和产品，其实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商业活动。
本书作者玛格丽特·雅各布，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也是英语世界公认的研究启蒙运动的权威学者。由她主编的《西方文明》教科书，是英美许多顶尖文科高校的必备教材，已经发行到第五版。这本《世俗启蒙》是雅各布在2019年撰写的，汇聚了她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精华，文笔也很风趣幽默。相信它一定会让你大有收获。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接收和交流资讯的方式，出现了哪些变化。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介绍当时的城市文化生活，尤其是市民阶层在社交方式上经历的革命。最后，我再为你概述一下，启蒙运动怎样改变了欧洲人的时间观念，并彻底影响了他们的人生哲学。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想先给你捋一捋和欧洲启蒙运动有关的时间线。欧美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启蒙运动发生在17世纪30年代到18世纪末之间，但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此前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准备阶段。第一阶段是著名的航海大发现，它出现在15到17世纪。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代表的欧洲海洋强国，初步开辟了海外殖民版图，贸易活动的规模与日俱增。第二个准备阶段是16到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它不仅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教派，颠覆了罗马天主教会对宗教问题的唯一解释权，还引发了法国、西班牙、德意志等地长达200多年的宗教战争。封建君主的权力在这些战争中受到严重冲击，他们对社会的控制力显著下降，这就为启蒙思想的出现创造了可能。
本书作者雅各布认为，航海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在精神层面最大的影响，是它们改变了欧洲人对“空间”这个概念的理解。这里说的空间，还不光是地理空间。要知道，15世纪之前，欧洲人虽然也听说过世界上有亚洲，有中国，但感性体验非常少。特别是中世纪时代，奥斯曼帝国阻断了欧亚交通线。除了少数传教士、商人和知识分子，欧洲人根本无法想象，万里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民族、其他政权，过着完全不受天主教影响的生活。就算是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设想的也只是回到希腊、罗马时代。它的眼界依然局限于欧洲本土，比较狭隘。但航海大发现改变了一切。来自亚洲和美洲的财富、物产，以商人和殖民者为中介，源源不断涌入欧洲市场。欧洲人日常消费的糖、咖啡、烟草、棉花，大部分是从海外进口的。经过100多年感性接触，普通欧洲人已经完全确信，世界上不只有一种文明和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渴望了解其他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外邦人”发展商业关系。这就是一种空间上的突破。
那宗教改革，为什么也和空间有关呢？我们知道，第一批登陆美洲和东南亚的西班牙殖民者，尝试过在当地推广天主教。但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和宗教战争的爆发，天主教本身变得派系林立，四分五裂。许多奔赴海外的传教士，根本不属于“正统”教派。他们的兴趣早就超出了单纯的宗教教义，变成了最早的人类学家和旅行作家。举个例子：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就是由一个不那么主流的教派“耶稣会”派遣的。他们把欧洲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带到中国，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想想看，过去总是一本正经，言必称《圣经》的传教士，现在整天谈论的都是《圣经》里没有记载的陌生地域、陌生文明。这不正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空间革命”吗？
康德在1784年写过这么一段话：“什么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了自己给自己强加的不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他人的引导，就没有勇气和决心去运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认知！这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而把认知活动付诸实践的典型，就是旅行作家。前面说过，欧洲最早开始记录异国他乡风土人情的，主要是传教士和殖民探险家。进入16世纪末，许多小贵族和稍有闲钱的乡绅，也兴起了“旅行热”。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到遥远的亚洲、美洲，那就骑马走个一千来公里，到周围的国家游历一番，把沿途的所见所感写下来。《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就是一位商人出身的旅行家，写过不少在英国国内游历的见闻。18世纪初英国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干脆虚构了一位在“小人国”“大人国”“慧骃国”四处游走的航海家，用奇幻的旅行故事来影射社会现实，出版两个月就重印了三次，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著名的“雅虎网”，就是用《格列佛游记》里的物种“雅虎人”命名的。我们今天熟知的旅行手册，也是17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到了18世纪，西欧的大小贵族和乡绅，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叫做“壮游”。年满21岁，受过教育的男性，会在家庭教师和仆人陪同下，花费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的时间，在中南欧游览名胜古迹，见识社会百态。《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就是在“壮游”期间，产生了撰写罗马通史的想法。
不过，光有旅行家和写作者还不够。要是这些旅行文学，只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小圈子里传播，那它的影响力势必很有限。旅行文学之所以能流传开来，和出版印刷业的繁荣有关。熟悉西方文明史的朋友都知道，15世纪中期发生了一件大事：德意志人古滕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它制作简便，容易仿制，很快在整个欧洲流行起来。据荷兰历史学家布林估算，光是16世纪，欧洲用古滕堡印刷机印制的书籍就超过了2亿册。像巴黎、罗马、日内瓦，都是当时重要的印刷业中心。不过，早期的印刷品，几乎都是《圣经》和宗教文献，内容比较单一。但进入17世纪，正统天主教的影响力开始下滑，没有那么大的印刷需求了。用今天的话说，欧洲印刷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怎么办呢？印刷厂以及它们背后的出版社，开始各显神通。欧洲最早的报纸和通俗出版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说起欧洲早期的报纸，它的雏形是16世纪末，出版业商人为了方便跨境订货，自行印刷的新书目录和简介。进入17世纪，越来越多的商人发现，资讯对商业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他们需要知道，最近哪里发生了战争，哪里有自然灾害，哪位国王去世了，据此来规划自己的生意。新闻报纸因此横空出世。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18世纪20年代，光是伦敦就有12份全国性报纸和24份地方报在发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前面说过的作家笛福，就是靠兼职给报纸写稿，在出版业崭露头角的。在识字率较高的英国，全国性报纸一周能出版三期，周报更是欧洲大中城市的标配。当然，那时的报纸并不是由专业人士主持的，它刊登的小道消息和假新闻非常多，订阅价格也不便宜。到18世纪末，英国每年印刷的报纸，总数虽然超过了1000万份，但所谓“大报”每期的发行量也就3000份出头，还是消化不了印刷业的过剩产能。怎么办呢？印刷厂和出版社又开始想辙了。他们意识到，报纸的问题是时效性和地域性太强，无法长期销售。要想提高销量，还是得做书，尤其是那些专业性不强，普通人也能理解和接受的书。旅行文学和各种形式的小说、随笔自然成为首选，这才造就了笛福、斯威夫特等人的一夜爆火。
书是印出来了，靠什么渠道把货铺出去呢？在启蒙时代，有两个资讯中介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一是会员制图书馆。它们跟封建贵族的藏书楼，或者国家建造的大型图书馆不太一样，面向的是自己所在的社区。这种图书馆通常只有几百本藏书，基本都是新书。附近的居民只需要交纳一定的年费，就可以自由借阅书籍。到了18世纪初期，北美独立运动先驱富兰克林提出了更严肃的“学术图书馆”概念。学术图书馆的会员，除了定期缴纳年费，还需要认购股份。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指定购买某种题材的书籍，甚至把自己写的书推荐给图书馆。据《剑桥英国史》记载，1800年英国共有200家大众会员制图书馆，还有100多家小众的学术图书馆，几乎覆盖了所有人口过万的城镇。
另一个推广新书的渠道，是私人书商。图书馆虽好，但需要有一定量的会员作为支撑。那些居住在小城镇，或者希望长期收藏图书的读者，就得仰赖走南闯北，神通广大的私人书商了。作者雅各布写了这么一个案例：1771年，法国有位著名的地下书商施托克朵夫寡妇，在巴黎进货时，被宗教裁判所告发，关进巴士底狱坐了两年牢。当时她买进的书籍，既有英国政论家博林布鲁克批判教会的书信集，也有无神论哲学家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甚至还有色情小说。而这位施托克朵夫寡妇的销售网络，遍布法国、荷兰以及大半个德意志，知名度非常高。雅各布把这位寡妇书商称为“另类唯物主义者”，她自己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却通过销售图书这种商业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启蒙思想的普及。可以说，启蒙运动造就的“空间革命”，首先就表现为资讯流通的革命。它和那些普通的印刷厂老板、报纸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主理人，以及持续产出新资讯的旅行家和写作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启蒙运动在资讯流通领域造就的革命。不夸张地说，互联网诞生之前，一般人心目中那个喝着咖啡，翻着报纸，阅读国外最新书籍的欧洲知识分子形象，就是这场资讯革命奠定的。但作者雅各布又说，光是一个人游历四方，阅读新书，改变的只是个体的思维方式，影响还不够大。启蒙运动塑造的“空间革命”，还有社交的一面。它在当时的欧洲城市，创造了一个精神上的公共活动空间，深刻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和后来的欧洲政治。
站在今天的角度，你可能会觉得雅各布的说法有些大惊小怪。读书读报，跟家人、朋友交流时事和新知，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啊，为什么还要专门强调呢？你得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去看这个问题。17、18世纪的欧洲，虽然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教育制度，但文盲率还是非常高。18世纪中期，欧洲文化程度最高的英国，男性识字率刚刚突破50%，法国则是48%。至于识字的女性，英国只有40%，法国更是低达27%。不少人接受的所谓“教育”，其实只是在教会学校里抄写和朗读《圣经》。要他们谈论更复杂的话题，他们是做不到的。另外，教会虽然无法再一手遮天，但势力依旧相当可观。要他们像几百年前一样，随便把人绑上十字架，放火烧死，肯定是不可能了。但以“亵渎上帝”为理由，把人关进监狱，或者处以罚款，还是很容易的。这意味着讨论新思想、新观念，不能在大庭广众下进行。
既不能不“出圈”，又不能太肆无忌惮，那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兴趣社团”。18世纪初，英国伦敦出现了最早的辩论社“罗宾汉社”。每周一晚上，会有50多个小商人、低级文官、作家和大学生聚在一间酒馆里，针对某个议题轮番发表观点。大贵族和牧师是没法忍受这种平起平坐的氛围的，根本不会参加，所以辩论的主题往往非常激进。有时是“你认为殖民地有独立的权利吗”，有时则是“妇女应不应该享有投票权”。众人轮番发言之后，主席会进行总结。据本书作家雅各布统计，1780年前后，伦敦地区较大的辩论社至少有35个。有一回，罗宾汉社讨论热度最高的税收问题，结果居然来了1200个听众，以至于酒馆干脆卖起了门票。随着辩论的话题越来越宽泛，受过教育的女性也开始参与讨论。不过为了避免受到教会和传统卫道士的抨击，她们通常会戴上化妆舞会的面具，匿名出席辩论会。除了辩论社，闭门读书会也非常流行。这种读书会和前面提到的图书馆结合起来，形成了知识分子共同体的雏形。
在形形色色的兴趣社团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共济会。你可能听说过，这个组织非常神秘，只吸纳欧美各行各业的精英，还有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和入会仪式。其实，最早的共济会，是14世纪末欧洲的石匠行业协会，只是到了18世纪，才演化成了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秘密社团。共济会拥有严密的组织和自己修建的聚会场所，比辩论社更安全，因此吸引了大量反对教会和贵族特权，追求自由、平等的知识精英。18世纪的许多文化名人，比如孟德斯鸠、歌德、莫扎特，都是半公开的共济会成员。法国的共济会甚至在全国有1000多个分会。他们阅读和讨论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畅想未来的选举制度和政体，为后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不过，辩论社和读书会，多少有点知识门槛。要是一个人既不想发表长篇大论，也没有读过教会查禁的书籍，他有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可去呢？答案是咖啡馆。其实，咖啡在西欧流行开来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晚得多。英国第一家咖啡馆，是1650年才在牛津附近开出来的。当时店家打出的广告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提神饮料”，主打一个异域风情。进了这家店，只需要交1便士，就可以得到一杯咖啡，还可以免费取阅店里的报纸，因此很快吸引了附近的大学生。紧接着，穷记者们也涌进了咖啡馆。他们在这里交流小道消息，甚至随机读出几段刚写好的稿子，请其他顾客发表看法。紧接着，初出茅庐的本地音乐家也进了咖啡馆，他们一边拉小提琴，一边向顾客们求几个打赏。
当然，并不是所有咖啡馆都像牛津那么学术化。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就相当有市井气。英国历史学家艾通·埃利斯形容说：“这里就像一艘诺亚方舟，不管你是写书的才子、体面的律师、健谈的水手，还是精明的商人，在咖啡馆里都有一席之地。”有意思的是，一些咖啡馆还拟定了自己的顾客守则，比如：平民无须给贵族让座。禁止饮酒或者大声喧哗。凡是出口伤人，冒犯到其他顾客的，必须给对方买一杯咖啡作为道歉。平民会在咖啡馆里交流自己的职业和收入，股票经纪人会在咖啡馆里一坐大半天，研究生意经，有的咖啡馆甚至推出了代办法律执照的业务。当时英国最流行的大众报刊，比如《旁观者》杂志，干脆把新刊铺到了咖啡馆里。杂志上刊登的文章马上就会成为谈资。
1675年前后，英国咖啡馆的数量已经突破了3000家。它的变体也逐步输出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听书”解读过的《康德传》曾经提到，18世纪的大哲学家康德，每天会在哥尼斯堡的小酒馆用餐，和其他客人畅谈两个多小时。这种小酒馆，就是英式咖啡馆在德语地区的变体。伴着美食和咖啡，市民阶层基于平起平坐的地位、相似的价值观和相互了解的心理，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把这种现象称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在18世纪的欧洲，政治权力掌握在贵族和教会手中。平民阶层，尤其是城市平民，看似只能讨论一些私人话题，比如文学、艺术和个人职业。但当咖啡馆里的平民们，交流了足够多的信息之后，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渴望获得更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更充分的政治权利，这就形成了民间舆论。西方近代政治体制的变化，正是由此推动的。
说到启蒙时期欧洲的咖啡馆文化，不得不提的还有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都是咖啡馆的常客。据说伏尔泰每天要喝40杯咖啡，还喜欢把融化的巧克力和咖啡掺着喝。法国启蒙学派的代表作《百科全书》，就是在巴黎的普罗科普咖啡馆编写完成的。18世纪的法国还流行文化沙龙。沙龙是意大利语“房间”一词的变体，强调私密性。一些有钱的法国贵族妇女，比如德芳侯爵夫人，会在奢华的宫殿举办社交沙龙，邀请巴黎最出名的文人和艺术家光顾。一些沙龙的女主持人自己就是出过书的小名人。和咖啡馆相比，沙龙当然没那么大众化，但它同样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沙龙的主办者，往往只是依附大贵族的女性；她们邀请的宾客，则是平民出身的顶尖思想家和艺术家。大家在沙龙里谈论的，除了绘画和音乐，还有自然科学、哲学甚至“异端”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这种相对私密又火花四射的沙龙里，法国启蒙思想家孕育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理念，最终改变了整个欧洲社会。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启蒙时代公共领域的表现形式。它和资讯革命一样，都属于世俗启蒙的“空间”部分。最后，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启蒙运动对当时欧洲人的时间观念，有哪些影响。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怪：时间有什么可革新的呢？它不就是从古到今，再到未来吗？但17、18世纪的欧洲人，可不是这样想的。作者雅各布注意到，当时的大部分欧洲人，受到两项条件的桎梏。其一是基督教末世论。就连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相信，上帝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地球，而整个人类的存活年限只有6000多年。换句话说，到公元2000年前后，基督将会再临，世间生活则宣告终结。按照这套说法，当时的欧洲人只剩下200多年可活了，当下的时间自然无足轻重，无须在意。
另一项桎梏是技术条件。要知道，启蒙时代的人们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一切都是慢慢吞吞的。在1770年，英国人骑马出行，一小时只能走14公里。坐小帆船从英国多佛尔到法国加莱，32公里的路程，居然要花3个半小时。更要命的是，机械钟表虽然已经出现，但要到18世纪中期才会变得相对精确。在1690年之前，欧洲的机械钟上是没有分针的。这意味着精确计时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人们就在对末世的恐惧中，粗枝大叶地过着日子。
“得到听书”解读过的《万物皆可测量》一书，回顾过启蒙时代前夜欧洲计时装置的变化，这里不再赘述。我们主要来看抽象的时间观念的演变。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普通人对末世论逐渐失去了信心。虽然依旧有人相信，地球会在未来某一天毁灭，但不再有整齐划一的“末世时间表”。人们越来越觉得，与其为了遥远的毁灭而担忧，不如过好当下，把握好眼前的时间。今天我们买到的记事手账本，往往会附带这一年的日历，最后还会留出几页空白，让你填写下一年的计划和期待。这种手账格式，就是17世纪中期在英国和荷兰出现的，它预示着时间观念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随着钟表产业的扩大和改良，普通人购买计时装置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作者雅各布发现，整个18世纪，欧洲怀表的售价下降了75%。到1799年前后，英国人只用花1英镑，就可以买到一只不错的手表，这笔钱只相当于底层工人10天的工资。属于末世论的“宗教时间”成为了过去，立足当下的“世俗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精确。1748年，富兰克林说出了那个著名的金句：“时间就是金钱。”人们不再消极等待，而是争分夺秒，为获得世俗幸福而奋斗。至此，世俗启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取得了突破，欧洲近代社会的曙光开始在地平线上浮现了。
好了，关于这本《世俗启蒙》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雅各布的这部专著，篇幅只有25万字，不算鸿篇巨著，但它指出的问题却十分重要。以往我们对启蒙运动的了解，主要是一些名人和他们的思想，比较抽象。而《世俗启蒙》告诉我们：启蒙运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不光因为它在思想上高屋建瓴，更是因为它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图书馆、咖啡馆、钟表，都是普通人有需求，并且能影响思想观念和大众心理的事物。不管是一种思想，还是一件产品，只有观照到绝大多数人的日常，才能站稳脚跟，并取得进一步的收益和成效。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非常建议你去阅读原书。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启蒙运动造就的“空间革命”，首先表现为资讯流通的革命。它和那些普通的印刷厂老板、报纸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主理人，以及持续产出新资讯的旅行家和写作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2.兴趣社团、咖啡馆和文化沙龙，构成了启蒙运动中的“公共领域”。伴着美食和咖啡，市民阶层基于平起平坐的地位、相似的价值观和相互了解的心理，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共同体。
3.世俗启蒙改变了欧洲人的时间观念。属于末世论的“宗教时间”成为了过去，立足当下的“世俗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不再消极等待，而是争分夺秒，为获得世俗幸福而奋斗。
4.启蒙运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不光因为它在思想上高屋建瓴，更是因为它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