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朱步冲解读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历史学家宋杰的《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三国，一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历史题材大IP，得到听书也解读过很多本相关的著作，有剖析三国历史人物的，有研究当时政治制度的，还有研究三国传说故事的形成与发展的。但这一本，却是从一个相对陌生冷僻的角度，来分析三国。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不久，我们解读了宋杰老师的另一本书《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地理枢纽》。在书中，作者宋杰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运用近现代军事地理学中“枢纽地区”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历朝战争与政治变动中的地理因素影响。

三国时代，是秦汉长期统一中国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大分裂局面，在经历了军阀混战、群雄逐鹿的局面后，魏蜀吴三国各自拥有了固定的疆域，转入了长期对峙。作者宋杰说，三国鼎立的本质，就是在东汉时期中国南方经济逐渐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北方关东、关西两大经济区，和南方新兴的江南、四川经济区之间的对立。而三国之间长期的军事冲突，也沿着这些经济区之间的中间地带，围绕若干个地理位置险要的军事枢纽地区，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展开。

说到三国时代的对立态势，我们都有一个基本常识，曹魏强，吴蜀弱。所以吴蜀经常联手，对抗曹魏。但是，说曹魏强，它究竟强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说，打仗打的是什么？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人力资源和军事技术。由于冷兵器时代，古代中国内部战争中，各方军事技术水平往往相差不大，所以胜负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各方能够调动的人力与资源。宋杰老师的这本书，依旧从自己擅长的军事与政治地理学角度，以三国时代的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切入口，来为我们剖析三国鼎立时代，魏蜀吴掌握的地理疆域和资源实力对比，以及各自军事战略的侧重。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从地理疆域和资源角度，来逐一盘点魏蜀吴三国的国力，再来看看当时的地理环境，对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冲突造成了哪些影响。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我再通过三国时代的战争史，以襄阳、祁山和濡须口为例，分析魏蜀吴三国各自拥有哪些兵家必争之地，以及这些枢纽地区，对它们的生存和军事战略，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好，现在就让我们回到1800年前的三国世界，俯瞰烽烟四起的中华大地，来了解一下三国时代的军事政治割据态势。

首先来看看最强大的曹魏。东汉王朝的疆域，曾经分为13个州，曹魏政权可以说一家独大，所谓“三分天下，魏有其七”。曹操统一北方之后，曹魏政权的管理区域就包括原13州中的9个，疆域包括陕甘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以及华北大平原、山西高原、山东半岛、豫西丘陵和南阳盆地。当时天下的四大经济区，曹魏政权拥有了其中的两个，控制土地291万平方公里，人口443万，能够动员的最大兵力达50万左右。

相比之下，孙吴和蜀汉政权的基本盘就有些寒酸。首先来看看吴国，最强盛时期的领土，不过荆州、扬州、交州与广州四个州，而且交州与广州还属于新近开发的荒蛮之地，人口稀少，气候恶劣，经济落后。所以，孙吴政权可以依赖的，主要是荆州与扬州地区。其中荆州，还是公元215年从蜀汉手里夺回来的，这里的核心经济区，是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这里虽然土地广阔资源众多，但自从东汉末年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战乱不断，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并不能对孙吴朝廷的财政进行有力的支援。

所以，孙吴政权看似领土广阔，但能够依赖的经济资源区，只有一个，也就是所谓的江东六郡，其范围其实很窄，就是东汉时期的扬州位于长江以南的部分，包括今天的苏南太湖平原和浙北的宁绍平原。这里土地平坦肥沃，又有河流密集便于灌溉的优势，从春秋时代以来，就是中国境内著名的鱼米之乡。

同时，在江东六郡之地中，还有众多地形复杂的山脉丘陵地带，居住着山越民族，他们民风彪悍，割据一方。为了招抚平定山越人，孙吴历代君主费了不少力气，一方面出动军队镇压，一方面又努力把山越人纳入孙吴国家的编户齐民系统，收取赋税充实国力，还招募山越人中的精锐武士，编入吴军。综合来看，在三国中，孙吴总体实力位于第二，拥有人口大约230万，能够动员的兵力为23万左右。

国力排在末尾的，就是《三国演义》的主角，刘备和诸葛亮所代表的蜀汉政权。在公元219年七月，刘备正式称王的时候，蜀汉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四川盆地、汉中盆地和部分云贵高原，后来诸葛亮北伐时，又取得部分陇南地区。虽然蜀汉听起来面积也不小，但是经济繁荣人口聚集的核心区域，不过是汉代设置的益州一个地方。所以，三国时期说到蜀汉，也往往简单粗暴直接用益州来取代，比如诸葛亮在著名的《出师表》里，自己就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蜀汉政权能够维持，主要依靠益州下属蜀郡和汉中两个农业生产区，分别位于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以及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其中汉中盆地，还是川陕交通的必经之路，在中国历史上，但凡依托四川的割据势力，大都努力经营汉中，成为防护来自北方军事进攻的屏障与枢纽要地。

除此之外，蜀汉政权还有一块堪称大后方的领土——南中，也就是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接壤的南部山区。但这里地势崎岖复杂，气候多变恶劣，农业落后，再加上各民族部落林立，对蜀汉政治忠诚度非常薄弱，所以这里只能作为蜀汉政权的外围依附地区。作者宋杰就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公元263年，曹魏大军在名将邓艾率领下，偷渡阴平，攻占绵竹，直接威胁蜀汉首府成都，于是，有的大臣就建议蜀汉的后主刘禅，要不紧急迁都到南中地区，依托那里的天险继续抵抗？但是大臣谯周就出来反驳，说南中地区资源贫瘠，各部落忠诚度又未可知，所以完全不现实。最终，刘禅决定在成都投降。

所以，如果仔细一核算，蜀汉政权的领土面积虽然也有107万平方公里，但建国初期人口只有大约90万，蜀汉到灭亡时，全国人口也不过94万，还供养10万大军和不成比例的4万官吏公务员，蜀汉政权国力的衰弱，统治的严苛，可见一斑。

所以，看完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和地理疆域，我们就能发现，三国鼎立的实质，就是中央王朝控制力衰弱，让原本中国境内的几大独立经济区，拥有了割据一方的能力和意愿。 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让中国古代内部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曹魏，代表的是长江以北传统的两大经济区——关东和关西；而蜀汉和孙吴，依托的是新兴的江南和四川两大经济区。

作者宋杰总结说，吴、蜀之所以能够与曹魏鼎足并立，主要是因为汉末以来的长期战乱给北方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经济衰敝，人口剧减，所以大大削弱了曹魏据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再加上孙吴、蜀汉据有长江和秦岭的天然障碍为地利，得以构成有利的军事防御态势，能够在防御战中形成局部优势，实现以弱胜强。 但无论如何，随着曹魏政局的稳定，社会经济生产的恢复，它拥有的压倒性优势就很难扭转。三国时代吴国的大臣诸葛恪都说，现在天下的战略态势，比战国时代还要恶劣，曹魏比秦国还要强大很多倍，而蜀汉、孙吴势力加起来，还不到昔日六国的一半。

那么，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之间的军事冲突有什么特点呢？大家听评书《三国演义》，肯定感觉说，三国时代的战争真的是金戈铁马，纵横捭阖，动不动就是大军远征于千里之外，长途奔袭。当然了，在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之前，群雄逐鹿中原的阶段，这种情况是有的。不过，自从219年刘备称王，孙吴夺取荆州之后，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疆界也迅速稳定下来，大兵团远途开拔，穿插机动的作战方式，就不大常见了。

这是为什么呢？在我们解读宋杰老师的上一本书《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里，就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古代中国疆域内，山脉、丘陵、河流纵横分割，导致在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内部战争中，军队的行军路线严重受限，也很难进行远距离迂回作战。所以，谁能捷足先登控制一些位于双方势力交界处的地理险要位置，临近水陆交通节点的枢纽地区，谁就能占据地利，以逸待劳，增大取胜的把握。

所以，一旦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疆界固定下来，实力对比也趋于均衡，那么选择位于己方边界的枢纽地区，囤积重兵，立足防守，再图进取，就成了一种最明智的大战略。而此后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战争，也围绕着这些枢纽地区的争夺而展开，于是，关东关西与江南、四川，三国经济区之间的分界地带，也就是江淮、江汉之间地区，与秦岭沿线的陕南、甘肃等地，就成为三国鼎立时代鏖兵的主战场。

好了，刚才我们带着大家，从地理资源角度，了解了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态势，以及兵家必争之地的大体分布，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走进刀光剑影的三国乱世，在一场场疆场厮杀中，了解这些兵家必争之地的来龙去脉和重要地位。

首先，我们来看看曹魏控制的战略枢纽之地——襄阳。在三国鼎立长达60年的时期内，吴蜀两国为了夺取曹魏手中这个军事枢纽地带，发动过八次大的攻势，可惜都未能成功。

襄阳为什么那么重要？首先，它位于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周围的水系四通八达，是从荆州通向北方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作者宋杰说，在中国历史上，一般依靠长江天险割据南方的政治势力，都希望把军事防线北推到淮河、汉水一带，建立缓冲区，如果有襄阳在手，那么退可以固守襄阳和樊城，御敌于国门之外；进可以出兵南阳，威胁中原。反过来说，如果曹魏控制了襄阳，那就是掌握了进兵江汉平原的门户，同时对联系吴蜀两国交通的长江航道构成了严重威胁。

另外，襄阳附近由于水系发达，使得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谷物可以一年两熟，有能力解决驻屯大军的后勤供应，省去了从遥远的后方运输的麻烦。

魏蜀吴三方的君主，以及手下的名臣宿将，对于襄阳的重要性，都有清晰的认识。孙吴早期的名将周瑜，就在赤壁之战夺取江陵后，立刻向孙权建议，先夺四川汉中，再全力进攻襄阳，作为北伐曹操的根据地。后期掌握曹魏军政大权，老奸巨猾的司马懿也曾说过：“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

在蜀吴两国试图夺取襄阳的八次大战中，最为惊心动魄，同时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大概就是219年七月，蜀汉大将关羽从江陵出兵，试图夺取襄阳的军事行动了。

此次战役，关羽借助在江陵训练的水军，挥师北上，同时围困了曹魏控制的襄阳和樊城，并且在樊城附近打败了前来增援的曹魏大将于禁，俘虏超过三万人。曹操见势不妙，赶紧调遣大将徐晃率部增援，自己也亲率中军前来助战。同时，曹操秘密联络吴国的孙权，让他从蜀汉军侧后发动攻击，使关羽后方告急。于是，在曹魏、孙吴联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下，蜀汉军的攻势迅速瓦解，关羽在撤退中，也被吴军擒杀。这一段故事，就是在《三国演义》里脍炙人口的“关云长水淹七军”与随后的“走麦城”。

到了魏文帝时期，曹魏出于多种考虑，将整体防线略微北撤，虽然没有放弃襄阳，但把重兵集结地改到了襄阳以北的宛城。作者宋杰说，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多年兵荒马乱，南阳盆地的农业生产遭遇了很大的破坏，人口锐减，附近的粮食产出已经供养不了防御在此的大兵团。其次，蜀汉占领汉中之后，就能从西边威胁襄阳曹军的侧后，所以，把大军北撤到宛城，就可以让大兵团在一个安全的地点固守，相机而动。

后来，由于蜀汉在此地军事存在的消亡，襄阳、樊城一带，基本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事，只有少数魏吴双方组织的突袭行动。比如226年，孙吴趁着魏文帝曹丕去世，曹魏内部政局扰动的窗口期，发兵攻击襄阳，结果遭遇了司马懿率领魏军的痛击，大败而归。这是因为，孙吴军队在陆战中，难以与拥有精锐骑兵的曹军正面冲突，所以压根不想发动大规模正面攻势；而曹魏呢，也决定把打击孙吴的重点放在了更东面的扬州附近，因为这里距离孙吴的经济核心区太湖平原与都城南京都比较近，在这里发动进攻，对孙吴的威胁更大。自此，魏吴双方的大规模战争移到了另一片南北之间的战略枢纽地区淮南。而荆襄地区，自此失去了它在三国地缘战略中的首要位置。

说完了曹魏的襄阳，让我们再把镜头转移到西南的蜀汉，来看看《三国演义》后半段的另一部重头戏——蜀汉的北伐。为了促成北伐的成功，诸葛亮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军队在他的指挥下，从公元228年到234年，与曹魏交战六次，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六出祁山”，但蜀汉军无力完成目标，诸葛亮最终在五丈原军中病逝，令人扼腕叹息。看到这里，可能大家都要问，祁山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此地，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如此之重要？

祁山，具体位置在今天甘肃境内的礼县，也是曹魏边防的重镇。而广义的祁山地区，则指的是甘肃境内，西汉水北岸一侧的秦岭支脉。

这里如果被蜀汉控制，那么攻，可以东进关中平原；守，则可以利用甘肃、陕西交界处陇山的地形优势，以逸待劳。不过在讲述祁山的重要性之前，让我们先把时钟拨回到刘备三顾茅庐，与尚未出山的诸葛亮进行“隆中对”的时候。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可能都知道，当时诸葛亮提出的作战计划是“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说白了，就是两路出击，一路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荆州江陵北上，沿着襄阳、宛城一线挺进中原，一路从汉中出兵，沿着当年刘邦进军的路线，直指长安。但是，公元219年，关羽进攻襄阳的失败，让蜀汉失去了荆州，所以蜀汉的北伐大军，只能从一路出兵，也就是从四川向北，翻越秦岭进行进攻。但诸葛亮最终的进军路线，并没有按照隆中对策划的那样，从汉中直接北上，而是选择了向西迂回攻击祁山，试图从侧面突破曹魏布置的防线。根据统计，诸葛亮的六次北伐中，以祁山为直接目标的就有两次，而且都是大规模作战。

看到这里，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诸葛亮非要舍近求远，去攻击偏远的祁山呢？看看地图就该明白，攻下祁山之后，蜀汉军还要长途东进，才能抵达最终的目标长安。作者宋杰就告诉我们，诸葛亮把祁山列为首要战略目标，为的是首先夺取祁山周边的陇右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这里曹魏兵力相对薄弱，并且民风彪悍，能够征集到高质量的兵员，还出产优质的战马，而祁山当地还是陇右地区为数不多的粮食产区。诸葛亮深知，兵力占劣势，缺乏优质骑兵的蜀汉军队，打打山地战还可以，一旦到了关中平原上，和曹魏军队正面对抗，胜算是不高的。所以，他打算首先攻略祁山，夺取陇右，在这里补充兵力，囤积物资，编练骑兵，再挥师东进。

不仅如此，从地理角度来看，从陇右到关中平原，整体地理态势呈现西高东低之势，所以如果蜀汉军队从陇右东进，则占据了居高临下的地利。同时，夺取了陇右，便能在曹魏的包围圈上撕开一个缺口，形成对魏由西而南的半圆形反包围，取得战略主动权。

当然，诸葛亮选择祁山，除了要形成“出其不意，剑走偏锋”的效果，还有另一个现实的考量。文史作家张明扬在他的《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中总结说，绵延东西的秦岭，隔开了蜀汉控制的汉中和曹魏控制的关中、陇右。如果想从蜀汉境内翻过秦岭，进入魏国，有五条可以使用的交通线。其中，以祁山为终点的祁山道位置最偏西，但是也是最好走的一条，无论是大兵团行军或者后勤运输，都十分便利，其他四条虽然路程短，但地势崎岖，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路程是难走的栈道，不利于行军与补给。

说到诸葛亮攻略祁山的几次北伐，最富戏剧性的，可能就是228年春天的第一次了。在京剧中，光以这一次出征为蓝本的剧目，就有三个，分别是《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简称“失空斩”。在实际历史中，这是蜀汉军头一次北伐曹魏，而且诸葛亮亲自领军出征祁山，所以士气旺盛，再加上曹军没意料到敌人从这个方向来攻，更是惊慌失措。很快，蜀汉军控制了曹魏陇右地区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的大部分地区，于是战斗的关键，就变成了蜀汉军能不能利用陇山的地形，及时挡住从关中地区火速赶来的曹魏援军了；如果挡得住，那么蜀汉军队就可以慢慢把占领的三个郡加以消化，正式变成自己的领土和下一步东征的桥头堡。

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由马谡指挥的蜀汉军队，在街亭没有能够挡住曹魏名将张郃，导致曹军长驱直入，诸葛亮被迫退兵，导致自己的第一次北伐是先胜后败，功亏一篑。更令诸葛亮感到无奈的是，自此，曹魏迅速对陇右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比如，把战斗力最强，驻守首都的精锐部队——中军，调防到这里。然后，魏军还更换了主帅，首先是善战的曹操养子曹真，以及名将张郃，然后又换成了老成持重、智谋过人的司马懿。同时，曹魏还在陇右地区大量移民，垦荒种田，让这里的驻守大军拥有了足够的粮草，能够坚守不出，以逸待劳。所以，此后诸葛亮主持的历次北伐，基本就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而在诸葛亮去世后，姜维主持的北伐，更是被迫把进军路线更加西移，集中攻击祁山以西的陇西郡，战线一度延伸到今天的青海省境内。当然这种情况，只能突显出总体力量偏弱的蜀汉，拿不出突破曹魏正面雄厚兵力和严密防线办法的无奈。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位于东南的孙吴，在它和曹魏的长期战争中，也拥有一块必须固守的军事枢纽要地——濡须口。

纵观孙吴对曹魏的军事大战略，可以用四个字“防守反击”来总结。说白了就是，要把边境的长江天险充分利用，坐待敌人来攻，然后运用自己强大的水军优势来克制对手。

赤壁之战后，孙权和文武重臣得出结论，固守长江南岸，等于主动将长江天险与曹魏共享。所以为了保障江东的安全，必须在长江北岸的淮南，这一南北对峙的战略枢纽地区，建立外围防御缓冲区。当然，淮南地区疆域广阔，孙吴政权也没有将宝贵的兵力平均投放，而是选择若干水陆交通节点枢纽，屯驻重兵。

而濡须口，则是安徽巢湖汇入长江的水口，位于今天安徽无为县东南，是江淮之间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联系着孙吴的两大经济核心区，荆州和扬州。在前面我们讲过，公元219年之后，曹魏对于孙吴的军事打击重点，就逐渐转移到了淮南。由于曹魏每次南下攻击，同时要携带大量军用物资，还要出动战船防备孙吴水军袭击，所以必须水陆并进，沿着河道进军。其中，最便利的一条进军路线，就是沿着肥水和施水两条河流，也就是今天安徽境内的南淝河、东淝河进入巢湖，再通过濡须口，入长江。

如果濡须口落入曹魏控制之中，那么魏军就可以利用这里优良的港口建立庞大的屯兵基地，从这里南渡长江，直接打击吴国腹地。同时，曹军还可以顺长江东进，威胁沿岸的吴国江防重镇如芜湖、牛渚，乃至孙吴的首都建业；如果曹军自此逆流西上，孙吴的武昌、夏口等重镇也将告急。

所以，为了保卫濡须口，孙吴政权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苦心经营。本来，孙权很想夺取巢湖以北的战略要地合肥，作为从北面防卫巢湖的屏障。但是，孙吴军队陆战能力不够，屡攻不下。比如公元215年的合肥之战，孙权趁曹操远征汉中，举孙吴全国之兵来袭，结果被曹魏名将张辽打得大败，这就是《三国演义》中大家熟悉的“张辽威震逍遥津”故事的由来。

在几次失败后，孙权决定，放弃攻略合肥，专心经营濡须口。首先，孙权在江边建立了背水而立的船坞，叫濡须坞：乘船到达的吴军将士，在此可以下船登陆作战，如果形势不利，则可以依托船坞周边的城墙进行抵抗。另外，在与濡须坞相对的山上，吴国还建立了一座濡须城，与船坞遥相呼应，对来犯的曹军进行南北夹击。此后，孙吴政权还在周边建立东关、西关等防御工事和船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对于曹魏来说，孙吴的濡须口，如同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除而后快。根据作者宋杰统计，从公元213年到252年，魏吴两国在这里进行了四次大战，全部是孙吴获胜。在公元217年的第二次濡须口之战中，吴军猛将甘宁曾率一百名精锐骑兵，夜袭曹军大营，大挫敌人锐气。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不仅添加了甘宁杀敌一夜，麾下百骑无一人伤亡的情节，还杜撰了一段甘宁在乱军之中救了仇人凌统，两人冰释前嫌的佳话。

后来，在西晋灭吴的战役中，晋武帝司马炎听从谋臣羊祜的建议，水陆大军主力绕开固若金汤的濡须口防御地区，直逼吴国首都建业，使得孙吴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末代皇帝孙皓只得开城投降，三国最终归于一统。

好了，这本《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的大致内容，我就为你介绍到这里。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宋杰的上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地理枢纽》的延续。在本书中，作者不仅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解释了三国鼎立局面的来龙去脉，分析了魏蜀吴三国各自的经济资源与战争潜力，也利用近现代军事地理学研究成果，深入剖析了三国时代军事冲突的热点地区、军事部署和战争模式。

作者宋杰提出，三国鼎立的本质，就是在东汉大一统王朝权威衰落的前提下，传统的北方关东、关西两大经济区和南方新兴的江南、四川经济区纷纷割据独立，进而陷入对峙和冲突局面。虽然自东汉开始，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江南、四川的人口与生产力，依旧不能与传统经济核心区关东、关西相提并论。因此，曹魏强、吴蜀弱的基本格局在起始阶段就已宣布奠定。

在领土疆域和基本实力对比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三国鼎立时代的战争，就从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纵横捭阖的状态，迅速演变为沿着边境防线对峙，围绕少数兵家必争之地反复拉锯争夺的状态。

同时，通过了解历史上真正的三国战争史，我们还可以发现，民间传说中三国时代那些奇谋诡计，并不能起到以弱胜强、扭转乾坤的作用。比起弱小的蜀吴，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曹魏政权和后继者西晋政权，在军事战略上更加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始至终，也没给对手太多翻盘的机会。用魏明帝曹叡的话说，就是曹魏只要牢牢固守合肥、襄阳、祁山三个兵家必争之地，打好防御战，就可以稳操胜券。

读到这里，我们反而可能会更加钦佩诸葛亮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然勇气。其实他有一点并没有算错，就是隆中对里提到的“天下有变”，也就是指望曹魏内部发生某种变乱，然后蜀吴乘机联手出兵北伐。其实，这样的历史机遇真的出现过一次：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事变，篡夺了曹魏军政大权。这导致部分忠于曹魏的统军大将，如夏侯霸、王凌等人，或投降蜀汉，或举兵反叛。但是很遗憾，此时，诸葛亮已经去世十五年了，无论蜀汉还是孙吴，都没有能力一流的统军大将和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诸葛亮生前筹划的宏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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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三国鼎立的本质，就是在东汉大一统王朝权威衰落的前提下，传统的北方关东、关西两大经济区和南方新兴的江南、四川经济区纷纷割据独立，进而陷入对峙和冲突局面。

2. 通过了解历史上真正的三国战争史，我们还可以发现，民间传说中三国时代那些奇谋诡计，并不能起到以弱胜强、扭转乾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