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艺术》 苗炜工作室解读

《藏书的艺术》| 苗炜工作室

关于作者

约翰·威利斯·克拉克是英国一位建筑学者和文物研究专家，他对图书馆很感兴趣，包括书柜的形成、书柜的尺寸、书桌的摆放、藏书和建筑的关系等等。

关于本书

约翰·威利斯·克拉克走访考察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修道院及图书馆，获得大量一手数据信息，在1901年动笔写了这本《藏书的艺术》。这本书被誉为“20世纪图书馆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开创性著作”。

核心内容

第一，在照管图书方面，欧洲人都有哪些传统。

第二，通过《此乃书之大敌》了解一下，藏书的主要敌人：火、水、灰尘、无知和傲慢。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藏书的艺术》，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公元前700年到18世纪末，欧洲藏书建筑和藏书文化的演变。

这是一本100多年前的老书，被誉为“20世纪图书馆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开创性著作”，作者叫约翰·威利斯·克拉克。他是英国一位建筑学者和文物研究专家，出版过《剑桥大学与剑桥大学建筑史》。克拉克对图书馆很感兴趣，包括书柜的形成、书柜的尺寸、书桌的摆放、藏书和建筑的关系等等。写完“建筑史”之后，他走访考察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修道院及图书馆，获得大量一手数据信息，在1901年动笔写了这本《藏书的艺术》。

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The Care of Books，第一次出中文版时，被翻译成“照管图书”。因为作者在书里讲述了欧洲人怎么保管、呵护书本，他还在书里亲手绘制了很多插图，为读者介绍图书管理的细节。今天为你解读的是2021年推出的中文版，书名改为《藏书的艺术》。因为这一版的译者认为，本书在照管图书之外，还谈到了很多内容，比如，藏书建筑的兴修和发展、书籍借阅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等等。

现在的我们面临着实体书与电子书共存的局面。2010年，有一项预测说，到2020年时，75%的书，会同时出版其数字版。2020年已经过去，到底有多少书同时有纸质版和电子版，还没有见到统计。但我们每个人买书的时候，都多了一个选择，是买数字版，还是买纸质版。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现在买来一本实体书，把它放到书架上，好像比以往更郑重了一些。大多数人并不是藏书家，但我们家里的书，都可以算作是我们的藏书。你可能会在家里布置一两个阅读角，有些人还会把家里的空房间装修成书房。只要家里有藏书，我们其实就是在照管图书。今天，人们安排书房、照管图书时，有很多习惯都来自欧洲千百年来的传统，很多藏书建筑及其借阅制度，也仍在借鉴这些传统。今天这本书，能带我们走近这些传统的源头。

好，今天的解读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从《藏书的艺术》这本书来看看，在照管图书方面，欧洲人都有哪些传统。藏书的人照管好自己的图书，其实也是在维护自己在书房中那种智性的生活，维护自己的理性。顺着照管图书这个主题，我们在第二部分会延展到另一本书《此乃书之大敌》，它会带着我们了解藏书的主要敌人：火、水、灰尘、无知和傲慢。

好，开始第一部分。我们随着作者的视角，先来到古罗马时期，看看早期的欧洲人如何存放图书。

我们通常都会把书放在书架上，在电影或者家居类杂志中，能看到一种书架的安置方式：书架嵌在墙壁之中，与墙壁浑然一体。追溯起来，这样的处理方式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罗马的乌尔比安图书馆在公元114年前后建造，考古专家考察这里时发现，遗迹的墙壁上有一座长方形的壁龛。作者推断，这可能是早期人们在厚墙内安装书柜的范例。

如今，市面上有一类书被称为“咖啡桌书”。这类书尺寸大、重量足，适合摆在咖啡桌上翻阅、“平放”。这也是古罗马时期的一种书籍摆放方式。那时候的书，起初是卷轴形式的，由羊皮纸或莎草纸制成，卷成一筒，放在卷轴格子上。如果你收藏过中国传统书画作品，就不会对卷轴感到陌生。古罗马时期有一种工具，类似于英国礼帽的盒子，是搬运卷轴图书的工具，卷轴竖着放在盒子中，就像中国文人有时候会把卷轴的书画作品放到圆口罐子里。卷轴之后，有了古书手抄本，形状已经有点类似现代图书。人们用带门的书柜来存放图书，图书平放在书柜里。如果我们收藏一些线装本，常常也会把它平放在书架上或者博古架上。因为线装本没有结实的书脊，更适合平放。

卷轴放在架子上，有一个麻烦是，你从外面很难看出书的题目，因此，卷轴都会有一个标签。图书平放在书柜里，也有同样的麻烦，于是，人们会在书柜门上做标记，或者把不同作者的书放到不同的格子里。这就是图书目录学的起源。

有一种书柜叫“二十四史书柜”，有不同的小格子，外面会注明，哪里放的是《史记》，哪里放的是《新唐书》。据说，这是上海同文书局1884年印刷“二十四史”时，专门设计出来的书柜。现在，买一套线装本的“二十四史”，要花十来万，其中可能有两三万块钱，是红木书柜的价格。欧洲一本古老的手稿中，曾有这样一句话，“谁做的诗，就放在谁的书柜里”。如今，我们摆放图书时，也会把同一作者的书放在一起，比如，书架上摆放一套《鲁迅全集》，或者为一套出版物准备一个专门的书柜，比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这种做法是对一位作家、一套出版物的最大礼遇。

了解完图书的存放，我们继续跟着作者的视角，来了解下中世纪欧洲的图书馆。那时候，西方教会和修道院掌握着知识，在作者看来，修道院图书馆相当于欧洲的公共图书馆。修道士们制定了很多照管图书的规定，作者在书里说，“有了这些规定，书籍的制作和保存才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修道士们的做法在欧洲被广泛推广。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规定。本书讲到，早在公元六世纪初，天主教的圣人本尼狄克就鼓励人们读书，他在教规中说：“懒惰是灵魂的敌人，因此，兄弟们应该从事体力劳动。此外，还要在某些时刻阅读神圣的书籍。” 本尼狄克和他公布的《本尼狄克会规》影响很深远，用作者的话说，后来的修道会只不过是本尼狄克这棵大树上的分支，要么采用了他的教规，要么在他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教规。在本尼狄克及其教规的影响下，到了公元十世纪左右，修道士们遵循的教规中有这样的规定：所有书籍都是教会财产，由一个领班专门照管图书；借书的人要按时归还图书，如果他没有读完，就要为自己的懒惰请求宽恕。这其实就是图书管理员和借阅制的雏形。

在12世纪的一份教规中规定，领班必须保证修道院的书柜干净整洁，要为图书馆的藏书制作封面，要修复破损的书。领班不能出售、赠送或者抵押任何书籍，也不能在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把书借给外人。借阅对象只限于其他教堂的人和附近的杰出人物。

当时，修道士们读书、抄写的地点是教堂或修道院的回廊。回廊中会有壁龛来保存图书，附近也有小型图书室来保存图书，领班要巡视回廊。有的教会准许修道士把书带回自己居住的单人房间里阅读或抄写，但是会告诫他们，书本不能受到任何烟雾、灰尘或污垢的污染。领班会登记借书者的姓名，借书者未经同意不能把图书转借给别人。没有高级神职人员的认可，领班也不能出借贵重的图书。领班可以给书加注标点，其他人不能擦除或修改书中的任何内容。

中世纪的教规还会郑重地告诉修道士们，读书很神圣，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比如，有个教会的总章程中写道，修道士阅读时，应该用外衣的袖子裹住左手拿书，书要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右手要露在外面，握住并翻动书页。图书馆的手稿中也会有这样的字句，“洗手吧，免得你肮脏的手指玷污了我洁白的书页”“请那些无法礼遇书籍的人，远离我的书”。14世纪的一份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谁在这本书中求索，都应该小心地翻动书页，以免将它们撕碎，因为它们十分纤薄。他应当以耶稣为榜样。当耶稣无声地打开《以赛亚书》，聚精会神地阅读时，他会恭敬地把书卷起来，读完后还给神父。”

中世纪的图书以神学书籍为主，修道院里的藏书只能靠手抄本的方式流传，书籍数量有限。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图书数量增多，人们就需要更大的地方来放书。作者在书里说，15世纪，大多数规模比较大的修道院都修建了专门用来存放图书的房间。在修道院图书馆里，人们靠墙放置书架，靠窗的那边开始有“小书房”的设置。说是小书房，其实不过是岗亭大小的一块地方，大都在窗户下面，开放式的隔间，并不会阻挡图书馆中的光线。

图书管理也开始有了目录学的意识，书架前的木板有字母和编号，书架、书页和藏书目录的编号要一致。作者介绍，英国有个建造于1400年的修道院图书馆（利奇菲尔德），留下了比较完整的书籍排序，能让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人们是如何给书柜布局的。比如，第一个书柜的第一层标记字母A，摆放《圣经》，第二层到第六层标记字母B，摆放《圣经》的完整注释版。还有一个书柜，存放的是与教会无关的书，第一层标记字母K，摆放医学用书，书柜的其他几层摆放着语法书、哲学书、法律书等等。这种将图书分门别类摆放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在建立知识体系。或者换一种说法，书架是人的知识结构的外显。今天，我们去别人家里做客，有时会看看别人的书架上都有什么书，其实也是在窥探对方的知识结构。

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能表明一个时代对知识的体系化认识。哪些知识已经被掌握，哪些学科应该分门别类地整理。对不同学科的先后排序，一定程度上，也传达了图书分类法的制定者及其时代对知识尊卑的看法。在中世纪的图书馆中，圣经作品无疑占据着首要地位，紧跟其后的，就是历代教父对《圣经》的注疏以及更为晚近的神学权威。这种分类方法延续到现在，比如，国内的O类著作是数理科学和化学，G类是文化、科学、教育等等。我们知道的四库全书，是按照经史子集来分类的。

我们家里的藏书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管理分类，但哪些书放在书架上层，哪些书放在书架下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表明了我们对知识尊卑的看法。比如，英国作家吉辛说，那些收藏了诗歌、文学和历史类书籍的书架，属于富有想象力的聪明人；那些收藏了政治、社会科学及现代思想一类的书架，主人品位就差一些。这当然只是吉辛的一家之言，但是，请注意，书架的确是一个人知识结构的外显。

修道院的藏书传统影响很深远，欧洲一些古老学院的图书馆深受影响。起初，欧洲的大学生只能在课堂上记笔记，购买或租赁图书，而后，图书馆才成为学院和大学的标准配置，这跟许多修道院里的情况是一样的。比如，牛津大学的莫顿学院创建于1264年，图书馆到1377年才动工。剑桥大学的彭布罗克学院建于1347年，其图书馆建于1452年。作者在书里介绍，如果人们仔细研究那些影响过牛津、剑桥学院早期图书馆的章程，就会发现，这些章程其实都源自修道院的教规与实践。他还有个理论是，学院图书馆和修道院图书馆的内部陈设是一样的。如果想要了解修道院图书馆的陈设，可以把牛津、剑桥图书馆内保存得还算完整的书柜，跟修道院书籍目录中的做比对。

修道院的图书管理制度平移到学校时，一种叫作书链的装置也出现在学校图书馆中。在中世纪时期，图书往往是修道院图书馆中最宝贵的财产，一些珍贵的图书会用铁链锁在书架上，只供修士们在图书馆中阅读，不得外借。人们阅读带有书链的书时，需要用到阅读台。阅读台一般是倒V字结构，斜面上可以放大开本的图书，图书的封面一般是木质的。阅读台上方有铁杆，铁链一端固定在铁杆上，另一端固定在木质封面上。

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给人以思想自由的图书为什么会用铁链锁着。从15世纪开始，欧洲一些大学图书馆开始取消书链，但直到18世纪，英国还有许多图书馆会使用书链。如今，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图书，只需要在书柜上写一个醒目的纸条——“概不外借”。而在几百年前，教士们会在书页空白处写下诅咒，“借书不还或者损坏图书者会下地狱。”那时候，书是神圣的东西。但从书链这个装置来看，偷书或者损坏图书大概也是历史悠久的。

如今，我们在一些书店、图书馆或者私人豪宅里，能看到5米、7米甚至更高一些的书墙。这种做法的鼻祖是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在1563年开始建造，建成后六十多米长，宽约10米，房顶是拱顶，有壁画，书柜的高度超过三米六，拿书柜上层的书要用到梯子。1603年，意大利米兰的安布罗斯图书馆仿效了西班牙的做法，这里的大厅长约22米，宽约9米，也是拱顶，两边墙壁排列的书柜差不多三米九。三米九高的书柜上面，还有一层廊台，人们沿着楼梯能上到廊台。这里不到一米宽，廊台上还有书柜，高约两米五。整个来算，这家图书馆书柜的高度超过六米五。这种图书馆布局方法和书柜样式，很快被整个欧洲接受，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品位、财力或需求，进行各种各样的修改。

像这样五米甚至七米高的书柜，如果不建廊台和楼梯，只靠梯子去拿书，非常不方便，高处的书会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所以，我们看到五六米高的书墙，不要被那股虚张声势所迷惑。如果没有廊台，书柜上摆的只是一堆书壳子，主人的品位实在可疑。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讲了壁龛式书柜的古典气息，讲了读书的仪式感，讲了图书分类和知识结构的外显，也讲了书柜的高度问题。希望这些千百年来的传统，能为你在布置书房的时候，提供一些灵感。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如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看电子书更方便，但实体书有一个功能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那就是实体书展现出来的精神属性。

我们可以在公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人们对这种精神属性的强调。比如，在汕头大学的图书馆，一些书柜上端的檐板会做得稍微宽一些，上面印着这样一句话：“时时进行坚定的思考吧，如同一个罗马人，以及一个拥有质朴又完整的自尊，并且在做当下所做的事情时会带着正直、自由且友善的情绪的人那样。”它来自古罗马皇帝奥勒留的作品《沉思录》。这本书主张，人们不要受外在事物引发的干扰，回归自己内心的安宁生活。这对年轻的大学生是很高的要求，对成年人也是极高的要求。

实体书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属性，其实就是藏书之人持有的一种理性态度：不受外界影响，也不受自己的情绪影响，在书房里过一种理智的生活，所以，好好照料自己的藏书，也是在维护自己的理性，获得一种质朴又完整的自尊。

从这个角度出发，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此乃书之大敌》这本书。它能够带我们了解书的敌人，帮助我们更好地照料藏书、维护自己的理性态度。

《此乃书之大敌》的作者叫威廉·布雷德斯，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藏书家，同时也是印刷商和书目学者。他说，藏书的敌人是火烧、水浸、煤气和高温，是灰尘和书虫，同时，顽劣的儿童、不负责任的装订工、无知与傲慢，乃至藏书家自己的贪婪，都是书之大敌。

我们先来看看书的第一个敌人，火。这里的火有两层含义，一是火灾，二是战乱。中世纪的修道院，教士们在回廊中看书，建造图书馆，要讲究窗户的尺寸，目的是让读者尽量在自然光线下看书。如今的牛津大学图书馆饱蠹楼，也要求读者入馆之前签署一份誓言，不损坏图书，不在图书上批注，还有就是不把火柴打火机带入图书馆，也不能在馆中吸烟。布雷德斯在这本书里所举的例子，年代有点久远，可现代照明和消防措施并没有减少图书馆的火灾。有统计说，美国每年大约有200起图书馆火灾，许多是由于电线短路、风扇过热、咖啡壶损坏、雷击等引起的。

1986年4月29日，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发生火灾，大火烧了七个多小时，六十个消防分队、三架直升机参与救火。图书馆有两百万藏书，被大火烧毁了一半：40万册书被烧毁，70万册被烟或水严重毁坏，包括一卷1860年出版的《唐·吉诃德》。2018年，美国作家苏珊·奥尔琳出版了《亲爱的图书馆》一书，也记述了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火灾前后的情况。她说，这座图书馆原本设计的藏书量是100万册，但馆藏达到200万，堆积过多的书也是安全隐患。

至于战乱，我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清代末期，浙江的南浔镇因为丝绸业发达而富裕起来，当地富翁都以收藏为乐。南浔镇上的首富叫刘墉，他的孙子叫刘承干。刘承干建了一栋藏书楼，叫嘉业藏书楼，这是江南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刘承干1920年开始建藏书楼，累计集书60万卷，但家境慢慢衰败，刘承干变卖了不少珍贵图书。抗战期间，日军的侵占加快了藏书楼的衰落，刘承干想办法运走了数万册珍本。后来，刘承干把嘉业藏书楼捐给了浙江图书馆。

刘承干建藏书楼时，江南士绅私人藏书风气正盛。这栋藏书楼由盛转衰，有家境的原因，但更要命的是日军侵华期间的战火。如今一些富商，依然有私人藏书的习惯，每年会用固定支出来收藏某一门类的图书。只有在太平盛世，文化的价值才会稳定增长。

还有一个与火相关的词“焚书”，焚书之火，从来都是人烧起来的。1933年5月10日晚上，柏林大剧院广场上人声喧哗，远远能看见十米高的火焰，这是在焚书。为了让烧出来的效果更好看，焚书者预先搭建了八个劈柴垛。这件事不是希特勒发起的，也不是戈培尔发起的，而是一个叫“德国大学生”的组织发起的，大学生要捍卫德意志精神的纯洁，因此要烧书。

德国有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叫沃尔夫冈·赫尔曼，他本来的使命是照管图书，但他开出了一份名单，列出了94个德语作家和37个外语作家。他说，这些人的书不符合纯洁的德国精神，要烧掉。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文学编辑福尔克尔·魏德曼，出了一本书叫《焚书之书》。魏德曼根据当年焚书的名单，追溯了上面的那些作家和作品。那些作家的书，大多从图书馆消失了，魏德曼在柏林一家旧书店，网购了很多书。魏德曼读了他所能找到的作品，他说，“我带着无限激情阅读他们的书，但显然，并不是每一本被烧掉的书都是杰作，即便没有1933年的焚书事件，某些作家也会被人遗忘。”

《焚书之书》里的那些作家有着不同的命运。有人逃走后消失了；有人成为富翁，留下一大笔遗产，成立了一个德语文学奖。有一位编辑，本身就是藏书家，逃亡的路上居然还弄了一集装箱的书运到美国。1960年代他从美国回德国，带着8800本藏书。英国作家毛姆说过，书是我们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但在宗教纷争或者战乱动荡之时，能给自己的藏书找到一个妥善的避难所，简直堪称奇迹。

布雷德斯说，藏书的第二大敌人是水。为《此乃书之大敌》写序言的一位台湾学者说，2008年，台湾一所中学翻新图书馆，把许多珍贵的藏书暂时放在地下室，但雨水倒灌入地下室，图书被浸泡。蒸气状态的水，也是书本的大敌。书本受湿气攻击会有白色霉菌。虽然霉菌很容易被抹掉，但霉斑处会留下明显痕迹。白色霉菌一般出现在装订连接处或者书页边缘，书页正中容易出现棕色霉斑。

要避免湿气之害，需要让热水流过铺在地板下的加热管线，也就是地暖。通风也很重要。布雷德斯不建议人们把书放到玻璃门书柜中，他说，湿气会渗入柜子中，缺乏通风会让微菌生长，书本的状态比放在开放式书架上更糟。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用装饰性的铜条取代玻璃是最好的方法。请注意，布雷德斯的建议是针对19世纪纸张的特性来说的，那时候，地暖不常见，图书馆也很难做到恒温、恒湿。

接下来的敌人是灰尘和书虫。布雷德斯造访过不少图书馆，进门后就能闻到书页的腐朽气味，原因是，很少有人来翻阅这些书，由于缺乏照料，逐渐老化。他还用显微镜观察过每一种蠹虫的形态，统计一些珍贵图书被咬出了多少个洞。按照布雷德斯的说法，书虫主要是以纸张中的淀粉为食。现在的纸张经过化学处理之后，不太容易滋生书虫。但老鼠、蟑螂、白蚁，依然是书之大敌。图书馆都会定期杀虫来保护图书，家庭藏书则以家庭卫生为第一要义，保持环境干净，书架整洁，书籍无尘；保持室内干燥，防潮、防湿、防高温，消除各类书虫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要把书架上的书，时常拿出来看，拿出来翻。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藏书的艺术》《此乃书之大敌》中的内容，跟我们多少有些隔阂，但爱书、照管图书的心境却百余年来仍会感到心有戚戚。爱好雪茄、爱好红酒的人，都会在家里精心照料它们。爱书之人为了照料好书，可能也会在书房中装上除湿机、防虫香或者灭火器。

到这里，《藏书的艺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我们总结一下本期的知识要点。

第一，《藏书的艺术》描述了欧洲多家修道院和图书馆照管图书的细节，包括书柜的样式、书链的使用、书目的编撰等。其实，我们今天安排自己的书房，有很多习惯都是来自千百年来的传统，比如，壁龛式书柜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有；再比如，罗马时期的藏书者，为了标记图书的作者，会在墙上悬挂肖像；17世纪的英国藏书者，会在自己的图书室中摆放地球仪，修道院和教会图书馆会靠墙放书架，这在今天也是很自然的选择。

第二，图书摆放的顺序以及图书目录的编撰，是一个时代对于知识的体系化认识。一定程度上，也传达了图书分类法的制定者对知识尊卑的看法，而书架则是一个人知识结构的外显。藏书时也需要考虑到显示效果，顶天立地的书柜，按照开本大小来放置图书，能显示出知识的严肃性。但五米以上的书柜，最好配有廊台，这是16世纪西班牙一家图书馆的创举，而后传播到米兰和巴黎。

第三，《此乃书之大敌》，是19世纪英国藏书家威廉·布雷德斯的著作。他说，水火无情，灰尘和书虫，无知与傲慢、贪婪，都是藏书的敌人。我们在解读中还提到了《亲爱的图书馆》和《焚书之书》这两本书，其实，它们都是在强调藏书者的情怀。

上海作家小宝说过一段话：野蛮战胜文明，通常非常简单，比如焚书坑儒，下一道收拾“以古非今”“为妖言以乱黔首”的诏令，一把大火，一个深坑，指日竟功。而文明改造野蛮，细水长流，千回百折，磨磨蹭蹭，时进时退。谁也说不准，哪一天文明之树才能真正深植不摇。

我们在家中布置一个书房，我们藏书的情怀，对书之大敌的警惕，其实都是希望文明之树能够深植不摇。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它分享给朋友们。恭喜你，今天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我们今天安排自己的书房，有很多习惯都是来自千百年来的传统。

2.  图书摆放的顺序以及图书目录的编撰，是一个时代对于知识的体系化认识。而书架则是一个人知识结构的外显。

3.  水火，灰尘和书虫，无知与傲慢、贪婪，都是藏书的敌人。